对话的缺失——从评价理论的角度看《花间集》中的温庭筠词

文章从两性对话的角度来审视《花间集》中的温庭筠作品,把温词置于马丁的评价理论框架内来分析。通过对温词态度、介入两个系统典型词汇(断肠、泪、语、信等)的统计,我们发现温词刻意表达女性极端负面的情感,竭力渲染女性环境及外表的香艳色彩,对女性的环境、外表及情感持有欣赏把玩的鉴赏态度;词人很少直接引进对象的话语,词中女性有话无处说、无语的状态比比皆是,词人更没有引进其他声音或观点,这属于评价系统中的"自言"方式。文章最后论述了两性对话缺失的原因,指出温庭筠与词中寂寞悲哀的女子一样,都需要两性平等对话的救赎。     

简论温庭筠的爱情词

温庭筠的爱情词向来是词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有人以为温词“类不出乎绮怨”，有人认为‘’全祖离骚”，寄托遥深，论者甚众，歧见亦多。本文联系温庭筠的身世和创作状况，并结合温庭筠的诗歌对温词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温词并非一味浮靡，而是大多别有怀抱；温庭筠爱情词的主题及其表现形式多重复同一模式，这一模式信与其人生心还相吻合；温词与其诗歌中那种有心寄托不同，而是悲愁深隐，兴寄出于无意。温词的这种创作特点对词在后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温庭筠词的形成及其与晚唐五代词发展的关系

隋代及初唐的民间词即是当时的民歌,中唐以来文人词属于诗余性质。温庭筠是词史上第一位大力填词的文人。他生活在需要小词产生的环境里,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创作。温庭筠的作品代表性风格是设色浓丽,辞藻繁密;另一种风格是气韵清拔,格调高峻。温词是对齐梁时代美学精神的隔代传承。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晚唐五代词是一种介于俗文学与雅文学之间的并逐步向雅文学转化的过渡性文学样式。《花间集》中的词人围绕温、韦分为两派:一派以温庭筠为代表,可称为"伶工之词";另一派以韦庄为代表,可称为士大夫之词。以温庭筠为代表的一派词人在文学自身以及历史发展的双重指向下,开拓了全新的诗歌之路。伶工之词在晚唐五代词稀⒗的发展期是不断进步的,由温庭筠到欧阳炯、顾,词的语言和表现手法变得越来越纯熟而自由,为词在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温庭筠词意象分析

温庭筠词意象营造具有非常精细化的女性色彩,温词的意象,都流逸着女性的婉约,呈现为一种女性的氛围,对人生情感、情爱尤为关注。本文将从温词中呈现的两种氛围场景以及温词语言中物语、景语、情语的关系加以探讨。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温庭筠词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

温庭筠词，由于其装饰性和音乐性，由于其客观精美的特色，使得评论者有较大的分歧。其实，温词中意象的组合、叠加，常常使其词形成一种中性的语言状态，温词的情感也绝不浓烈，艺术情绪非个人化，这些都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有不谋而合之处     

开山导源鞠育维周--试论温庭筠及其词作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本文试将温庭筠及其词作放在文人词兴起的晚唐的历史背景上 ,联系其前后衍变演化的脉络 ,从温词的创作数量、新创词牌、成集行世 ;尤其是其词作所呈现出的较为独到的题材内容、表现形式、创作手法、艺术个性和审美情趣 ;以及对后世词人、词作、词论的启导滋育的重大影响等三个方面 ,论及温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杰出贡献和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     

客观、纯美论温词 --叶嘉莹对温庭筠词的跨文化解读

"花间鼻祖"温庭筠的词自古以来多受关注,清代常州派词论家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解温词,遭到王国维等人的反对.加拿大籍华人女学者叶嘉莹亦反对张惠言的穿錾比附,但她并不是如王国维等人那样完全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而是直接从文本出发,独辟蹊径,从跨文化的角度,以尼采和康德的美学理论来观照温庭筠词,认为其词的最大的两个特色一是多为客观之作,二是多为纯美之作.并为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解温词找到了原因,也据此驳斥了张惠言之说.     

温庭筠词在晚唐五代的传播及其流变

温庭筠词在晚唐五代首先主要是以歌妓传唱方式进行传播的,为便于记诵出现了抄本形式的词集文本,这对温庭筠词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为适应歌妓的歌唱出现的歌本<花间集>,作为温词在后世传播中的主要媒介.为温词的持续性或永久性传世提供了根本保证,完成了从口头传播到书面传播的转变.在这种转变流传中,还可能对南唐词产生了直接间接的影响.     

异曲同题不同工——冯延巳与温庭筠两首小词之比较论析

比较论析温庭筠和冯延巳的二首同题代表性小词,文章认为二首词在情感抒写的深浅,手法和风格上均有很大的差异,而冯词胜于温词,对北宋早期词坛的影响冯延已较之温庭筠为大.     

温词朦胧美及成因初探

温庭筠的词,从审美方面来说,有一种朦胧之美。它既有“隐”的一面,又有“显”的一面。这一风格的形成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一方面与作者的人生遭际和社会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温庭筠诗歌创作的影响,同时“无限心曲”内容的表达和“时空跳跃”手法的运用也对温词朦胧美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闻一多诗歌的文化价值取向

闻一多的诗歌创作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追求 ,其指向在于 :浓重的祖国情结和沉郁的民族意识 ;厚传统而不薄现代、亲本土而不疏异域的开放性的文化品格 ;“用人民的形式 ,喊出人民的愤怒” ,使“行义”与“文采”充分人民化的艺术内质     

“正是终有一死者更早达乎深渊”——海德格尔诗人之天命观刍议

海德格尔的诗人之天命观是其诗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内含着诗人之“世界”、诗人之“返乡”及诗人之“倾听”,隐含着对传统艺术理论的反动和纠正。蕴涵着哲学与诗学的融通。关注诗人之天命,旨在以“它者”的视角,消解传统艺术理论中对创作主体认知的僵化和凝固。     

元兢《诗人秀句序》释论——兼论其诗学对初盛唐诗歌发展之意义

保存于《文镜秘府论》中的元兢的《诗人秀句序》是初唐时期一篇重要的诗学文献。在初唐诗坛重物色、尚绮错的时代背景之下,它以铨选历代秀句的方式,通过重新诠释谢朓的诗歌遗产,直接继承钟嵘和刘勰的诗学传统,重新强调诗歌要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辅以“物色”和“绮错”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具有辩证而多元的特点,并与他的声病说有着深层的统一性,在唐代诗学与诗歌发展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有力地促进了唐代诗歌从初唐向盛唐的转变。     

士大夫情怀与刘禹锡词

在中唐文人中,刘禹锡的士大夫情怀是很突出的,因而其诗文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这同样影响了他的词创作。政治生涯的受挫,使得作者选择了词这种新型的文学样式,他的词表达了贬谪生涯的感受和思考,也充溢着对人生事物的哲理化思考。作者虽然明确提出依曲拍为句的词创作理念,但其创作实践依然还是以齐言为主,韵律上也和近体诗创作相类似。这些因素使其词有着明显的诗化倾向,但这并不是词人在词创作上的新探索,而是与他的士大夫情怀密切相关。     

从"唯美主义"到"爱国主义"——闻一多诗歌创作风格转变论

闻一多是中国新诗史上“新格律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他也是中国杰出的学者和民主战士。纵观其诗歌创作的历程我们发现,诗人的诗歌创作风格发生着嬗变。作为学者,他坚守着“唯美主义”的创作立场,但最终,他成了一名不屈的战士,其创作立场转向了“爱国主义”。我们从他的转变中感受到了一个诗人所经历的心灵的超越,感受到了他带给我们的巨大的精神震撼     

丰满的寂寞：不为某种潮流而写作——论蔡其矫的诗歌

蔡其矫是一位不为某种潮流而写作的独立诗人。他的诗歌自觉地遵从最初的艺术感觉,孤寂地抒写心灵的欢乐与苦痛,虔诚地担当起了诗歌的责任。温情绵延于整个生命,却尝遍守夜的滋味,是蔡其矫一生创作的真实写照。     

少年已老─—试析悲壮意识在陈凯歌及其电影中的流变

陈凯歌是“第五代”电影人中最才华横溢、学贯古今的一位。从很大程度上来说 ,陈凯歌也因此是其中自觉历史文化责任感最强的一位。从“文革”情结到骨子里对商业电影的蔑视(不愿“同流合污”的困境 ) ,陈凯歌的大部分影片中都表现出强烈的悲壮意识。然而今天终于“穷途末路”的陈凯歌居然也低下了他高贵的头 ,开始向他作为文人一向不耻的商业体系和主导意识形态全面投诚 ,也许这才是构成陈凯歌艺术人生的最大悲剧。     

卞之琳：创新的继承

文学影响的课题提出一个互文性的特殊挑战，因为影响的发生倾向于不规则和无意识的过程，很难做出简单的因果判断。而当文学影响涉及跨文化的互动时，就更为困难，因为动机与接受，借用与实践之间的落差以及两个文化传统的介入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卞之琳成于1930-1937年的作品，展现了对作家的多元影响之间的必然的有机关联。卞之琳自己及很多批评家都明白指出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对其作品的影响，但是他对西方影响的敏感度，很可能源自中国传统的背景，尤其是道佛思想，因为现代主义诗学补充强化了诗人的中国根柢，为其创作提供了具体的表现策略。反之，卞之琳的道佛思想倾向也给予他接受现代主义诗学一个特殊的视野角度，从而构成一个特殊的东西文学交流的例子。     

朝鲜朝“异端派”诗人金时习的汉诗论析

金时习是朝鲜朝16世纪著名的“异端派”诗人,作为一个在黑暗的王朝统治时期选择绝意仕进、浪游归隐而坚决不与当权者合作的异端分子,他创作了大量汉诗,批判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弊端和丑恶现象,关怀民生疾苦。而对金时习的生平、人格、诗学观、独特诗风的简论,对部分诗歌的创作背景和原因的解析,都有助于深化对其诗歌的“异端”特质的认识。     

管窥李白诗风转变

李白诗风以浪漫主义为主,但在不同时期则表现出明显变化。李诗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李诗主导风格在三个时期分别表现为飘逸豪放、忧愤豪放、苍雄明净,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其原因是主观的理想、性格与客观的现实、政治发生冲突,导致诗人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由自负乐观到不满现实,进而忧国忧民和哀怨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