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元时期蒙译《甘珠尔》及佛经跋诗浅析

北元时期蒙译《甘珠尔》及佛经跋诗浅析双福（Ｓｏｎｇｋｏｒ）蒙文《甘珠尔》为蒙译两大佛经丛书之一。“甘珠尔”一词，藏语义为佛语部，包括三藏经典中的经、律二部。论部另辑于《丹珠尔》中。该丛书的翻译曾参考梵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藏文佛典，历经元、明、清...     

西夏文佛经款题中所冠帝、后尊号与西夏政制建构

区别于中原佛经款题的书写结构,西夏皇帝和皇太后在撰写佛经款题时会冠以“尊号”。结合“御译”“御校”“谨施”等词语以及佛经序言的内容发现,西夏文佛经款题中的“尊号”不单纯是政治名号,可能还蕴含着佛教意义上的“觉悟”。西夏的“尊号”制度是模仿唐宋的结果,与本国的社会现实存在冲突。从“尊号”的用字来看,佛教调和两者的冲突。佛教在加强西夏皇帝统治合法性的同时,也迎合了西夏僧俗的精神需要。     

宋元时期佛经翻译中的吐蕃译经传统

宋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河西与中原得到了广泛传播,吐蕃时期形成并延续下来的翻译传统也贯穿于这一时期藏文佛典的翻译当中。本文参考前人的著述,梳理了吐蕃梵-藏译经中的转写、音译、意译规则,并与唐代以来中原译经原则进行了对比,进一步阐述了敦煌、西夏和元代藏文佛典的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译本对吐蕃译经传统的继承。贯穿于佛典译本中的吐蕃传统,可谓是藏传佛教传播背景下翻译文本的典型特征,堪为进一步甄别译者的信仰背景、研究古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与影响提供参考。     

西夏皇帝尊号考略

西夏自1038年正式立国后,先后共出现过十位皇帝,他们笃信佛教,佛事活动频繁而兴盛。皇帝或皇太后的尊号时常出现在西夏佛经题记当中,在缺乏纪年的情况下,弄清楚每个皇帝的尊号有助于我们大致判断佛经施写、刻印的时间。根据已公布的西夏佛经文献,我们知道了其中四位皇帝的尊号,且每位皇帝还不止一个尊号,这对研究西夏佛教的发展和佛经流传情况有一定帮助。     

敦煌佛经词汇札记八则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近六万件古代文献中,佛经及其相关文献占全部遗书的90%左右,是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座宝藏。敦煌佛经中所存与传世佛典相同的部分,比后世刻本更接近佛典原貌,为语言的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语料;其古佚、疑伪经部分大多是全新的语料,具有填补空白的研究价值。加强敦煌佛经词汇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敦煌语言词典的编撰拓展新的领域,增添大量的词条,弥补以往敦煌语言词典取材过窄、收词有限的缺憾;另一方面,对其他一些大型辞书诸如《汉语大词典》的修订也具有重要价值。敦煌佛经中有许多未为辞书收释或释义不周的词语,前贤时彦亦较少论及,笔者择取新近所研读的敦煌佛经中的此类词语试加考释。     

佛经故事与历代笑话

佛教东渐,佛经故事随佛典汉译等途径流播中土,产生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笑话。这些深受佛经故事濡染刻烙的笑话,印证了梵汉交融给民间文学带来的深层影响。     

西夏版刻文献中的刻工、书者和功德主

梳理存世西夏文版刻文献中的刻工、书者和功德主后发现,西夏仁宗时期刻字司刻本版口的刻工名字多为简称,这些官方工院的刻工也会接受捐刻人聘请书写佛经;西夏佛经官刻本雕版书字人以李阿善最为活跃;如果是皇家举行的大法会上印施的所谓“寺院本”佛经,一般由“功德司”负责组织翻译,由“工院”负责雕版印制,其功德主是皇帝、皇后、太子等,如果是私人捐刻,往往也是官宦人家。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西夏文刻本的功德主信息一般出现在卷尾跋语中,唯有西夏文《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инв.№2865)中有蝴蝶装四叶印版在版心位置刻有党项族功德主信息,说明这个文本是由这些人捐资刊刻的。此前我们曾根据2865号卷首“师资承袭图”中出现“白云释子”即白云宗祖师清觉的画像,推测其为元代白云宗西夏后裔所刊《河西藏》的遗存,该本党项族捐资人信息出现在版心位置并用汉字标记页码等做法进一步佐证了这一推测。     

吐蕃经师的西夏译名考

现存的西夏文佛经中有一些吐蕃经师的名字 ,迄今无一获得解读。文章指出西夏人在翻译这些名字时大多采用的是意译而非音译 ,探寻西夏语人名和藏语人名之间的语义关联乃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孤本《净土盂兰盆经》（P.2185号）研究

法藏P.2185号敦煌写卷是《净土盂兰盆经》的唯一抄本，也是该经存世的唯一孤本。该经旨在奉劝民众造盂兰盆并于七月十五日供奉佛僧，为现在、七世父母追福。这部中土僧人撰述的佛典是佛教孝道观中国化、世俗化的典范，其取材甚广，除借鉴《盂兰盆经》外，还征引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佛经及佛经注疏。本经的编纂既为唐五代官方、寺院与民间耗费巨资造盂兰盆及供奉物品提供了佛典支持，也为盂兰盆斋会范文的制作新增了素材。同时，为盛行于晚唐五代的目连变文中目连母堕饿鬼地狱故事的书写添加了母题。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八月以前，这部佛典远播日本，与《盂兰盆经》《报恩奉盆经》等，同是日本各大寺院举办盂兰盆斋会时的常讲经目。     

佛经与《列仙传》之关系辨

《列仙传》是释道合流的产物。中土文学对佛典散韵结合形式的模仿并非始于唐代之变文,应言《列仙传》首肇其端。我们试从佛道二教渊源、《列仙传》内容、结构体制与佛经的种种微妙关系角度阐释佛经对《列仙传》的深层影响。     

关于Fuzzy群概念的一点注记

Fuzzy子广群和Fuzzy子群的概念是1971年由Rosenfeld[1]给出的。本文用一个反例说明了匈牙利L·Filep在《Structureandconstructionoffuzzysubgroupsofagroup》一文[2]中的命题“群G的Fuzzy子广群必是Fuzzy子群”是错误的。同时证明了当G为有限群时，G的Fuzzy子广群和Fuzzy子群的等价性。还指出文[2]由上述错误命题推出的关于Fuzzy群的结构定理的证明是有问题的。事实上，它在有限群G条件下是成立的。此结果在1992年已经给出[3]。     

宏佛塔建筑成就及出土文物价值探论

西夏建立后,因信奉佛教,大修寺庙与佛塔。在宁夏贺兰县潘昶乡王澄堡村发现的宏佛塔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楼阁式建筑形式与喇嘛塔建筑形式相结合的构筑方法,体现了西夏境内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特点。宏佛塔是夯筑地基,楼阁式塔身和覆钵式塔刹组成,出土了大量的西夏佛经、佛骨、泥塑、小罗汉等文物,被列为＂全国十大文物发现＂之一。尤其是出土的绘画作品西夏彩绘绢质佛画（唐卡）、彩绘泥塑佛头像、木刻印刷雕版、西夏文字、玉人等珍贵的国家级文物,填补了我国西夏文物的许多空白,为研究西夏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有利的研究价值,成为我国＂唯一见证西夏王朝佛教文化的最大的活化石＂。     

略论西夏的净土信仰

净土信仰对西夏佛教影响较为强烈，从现存绘画、佛经和发愿文看，不论僧人，还是俗人，祈求净土已成为普遍信仰。西夏人在净土信仰中重视随“他力”往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和弥勒佛的兜率天净土。     

汉译佛典叙事类文体的特色及对中土叙事文学的影响

在汉译佛典十二部经中,属于叙事类文体的主要有本事、本生、因缘、譬喻、未曾有和授记六种。它们在叙事上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因果报应的叙事伦理,它具有鲜明的印度佛教色彩,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和自作自受。二是详赡、重复与夸诞的叙事风格。详赡,指叙事内容的详实、周密,且特别重视运用各种细节描写．诸如场景、语言、行动、心理、肖像等。重复,主要指一部佛经在叙事时,相同或相近的故事类型反复出现在同一主人物身上。夸诞则和神通叙事有关。三是集锦式、葡萄藤式的故事结构。前者多用于整部佛经,后者多用于组经中的小经或其中的某个故事。而汉译佛典叙事类文体的这些特点,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像虚构、重复叙事与神通叙事等方法的运用,莫不和这些佛典的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满文《大藏经》概述

《大藏经》是一部中国佛教典籍丛书 ,亦是一部中国佛经总集。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后 ,历经南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的发展 ,佛教典籍被大量译成汉文 ,并被汇集成编。初称《一切经》 ,原意是指汇辑汉文一切佛教经典的大型综合性丛书 ,兼收中国、印度等国佛教典籍 ;隋朝灌顶所著《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首次使用“大藏经”名称 ,之后这一名称才被广泛采用 ,并成为一切文种佛教典籍丛书的代称 ,包括汉文、藏文、西夏文、蒙古文、满文、巴利文和日本文等多种。大藏经的本意 :大者 ,穷天地之极尽也 ,比喻佛典包罗万象 ,智慧无边 ;藏者 ,梵文之原意是…     

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概述

本世纪以来,在西夏故地的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计有数千卷之多,还有版画、雕版等,大大丰富了中华古籍的宝库。本文通过已公布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对西夏的刻书印刷事业作了概述。西夏重儒兴佛,发展文化教育,大量刻印各种书籍,其中有国家法典、字书辞书、儒家经典等,而以佛经最多;用西夏文刻,还用汉文、藏文刻;不仅官方刻书,私人、寺院也刻;不仅有已经盛行的雕版印刷,还有当时最先进的活字印刷。西夏书籍装帧形式富于变化,版面设计别具特色,反映了西夏的人文形态和文化面貌。西夏后期仁宗时期,是西夏刻书最为繁荣的时期;西夏的刻书印刷中心,在京城兴庆府。     

《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中的帝师与国师

克恰诺夫所著《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中共记述有4位帝师和13位国师。本文根据克氏在本书中所译经文题记和人名索引,对西夏的帝师和国师进行了整理和考订,并将其与我国学者所考订的西夏帝师与国师进行了对照比较。有助于我们彻底弄清西夏帝师和国师的有关情况。     

国家、民众与佛教：西夏崇佛的历史心理探析

从施印佛经发愿文、西夏佛教政策等方面探析西夏统治阶层和民众阶层崇佛的不同历史心理。分析认为,西夏崇佛的推动因素有二：一是上层统治贵族的政治性提倡,二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化信仰;分析还认为,统治阶层和民众阶层崇佛的心理有异同：相同之处是作为自然人都有虔诚礼佛、解脱现世苦厄的个体性宗教愿望;不同之处在于统治群体愿望的政治意味较浓,着眼于统治范围的整体,而下层民众愿望的生活味道较重,集中于摆脱自身生存困境。分析结果表明,西夏佛教的兴盛源于西夏两个阶层不同心理诉求的共同推动。     

《杂宝藏经》词语随札

随着汉译佛典的传译 ,大量佛经文献渐次形成 ,新词 (此处指非佛教专业用语 )新义亦随之产生 ,这成为一支影响汉语发展的不可忽视的成分。但从目前流行的几部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状况来看 ,普遍存在着忽视汉译佛经文献的现象 ,造成收词不全 ,义项不完备之弊 ,不能完整地反映汉语发展的历史状态。从《杂宝藏经》中的一些列子 ,可看到佛经词汇在辞书编纂中的作用。     

西夏文“■■”(b■2bjij1)考源

西夏文“■■”(b■²bjij¹)又写作“■■”(b■²bjij¹),常见于佛经文献,与汉文本“粪扫(衣)”“补衲(衣)”等对译。从字形和字音两方面进行考察,依据出土的西夏文献材料,推测该词在西夏文造字时与“■■”(b■²bjij¹)同源,意为“蜣螂”。蜣螂以粪便为食,有喜于粪土中推却屎丸的习性,后来,人们用该词专门记录佛经中的“粪扫(衣)”“粪(衣)”,成为佛经专用词。“粪扫衣”又称“衲衣”“百衲衣”,为世俗人当做垃圾舍弃的衣服,泛指僧尼所穿之僧衣。又因僧尼的衣服多补缀缝衲而成,因此西夏文献中的“■■”(b■²bjij¹)又衍生出动词“补衲”、名词“补丁”和形容词“破旧的”等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