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交流背后的冲突来看"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有很大影响,也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对这场争论进行溯源,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扩张、宗教改革、政教关系等等因素的作用,但贯穿始终的是中西方这两种本位主义文化背后潜在的观念冲突.冲突既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之间,也各自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之间和中国士大夫之间,而且自传教之初就已经存在,在其他的因素的作用下一步一步彰显出来,直至最终激烈的争论的爆发.     

甲午战前中国先进士大夫西政观评析

近代中国先进士大夫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真正认识始于鸦片战争后,但由于种种局限,存在较大的表面性,片面性。19世纪70年代,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对西政的认识已有了质的提高,但也存在许多局限,中法战争时期,中国先进士大夫西政观有了质的飞跃,并且不满足于坐而论道,开始将思想付诸行动。     

清末新知识分子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随着新知识分子从清末传统士大夫营垒中逐渐分化出来,他们对西方法文化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并从思想和行动上迈出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质性步伐。在清末法制现代化实践中,新知识分子显示了新的法律思想和被新的法律思想所武装的作用,体现了近代中国由封建法制向资本主义法制过渡的历史必然。     

论早期驻外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与传播

早期驻外使节是近代中国较早走向世界的一批官僚士大夫。他们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进行了实地考察 ,并普遍地表示出赞美之情 ,提出了开设议院的政治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使节关于西方政体的识见是比较高的 ,对国内官僚士大夫阶层有独特的影响力 ,具有更直接的启蒙意义。使节的思想中已涌动着突破洋务藩篱、向维新思潮转化的潜流 ,这不仅是时代大趋势使然 ,更得益于使节独特的身份和出使经历     

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改革思想简论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发生激烈的震荡。面对纷至沓来的内忧外患,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包世臣、姚莹等人为代表的先进地主阶级思想家或政治家,为了匡时救世,纷纷抨击封建统治的黑暗与腐朽,要求革除弊政、变法更新;积极倡言学习西方,以求富国强兵,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他们的主张,形成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想潮     

试论天京政权的对外开放

<正> 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惊了一代先进的中国人。继林则徐、魏源等人发出探索“夷情”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呐喊以后,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逐渐成为一些爱国士大夫议论时政、谋求富国强兵的热门话题,而且也成为下层社会部分有志之士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重要途径。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就是在鸦片战后对传统文化产生     

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内涵

19世纪40年代,当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难之时,先进的中国人救国图存的第一声呐喊,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它的提出者,是一批从清朝统冶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封建官僚和开明士大夫,即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最初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这是一股既区别于旧式农民阶级,又不同于早期资产阶级,也有异于当权的封建顽固派的社会力量。他们反对外国侵略但不盲     

西洋火器在明季军事生活中的实施

明正德年间,也就是明政权内外危机总爆发的前夕,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殖民者,便把他们的侵略魔爪伸向我国的东南沿海。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的斗争过程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特别是西洋的火器,就被中国人所认识。由此“师夷长技以刺夷”的战略方针和措施,也就不再是二百年以后林则徐、魏源的首创,而是在这之前,也即明季如火如茶的军事生活中得到过具体地实践。笔者就此,作点探讨。     

试论中国近代维新派重商思潮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近代维新思想产生,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炽、郑观应等,他们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又继承发展了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等人的先进思想,要求学习西方,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主张君主立宪。这种维新思想在当时形成一种社会思潮。维新思潮比较突出的是重商思想,正如严复所论:“争进出差之正副,斯保商之政,优内抑外之术,如运而起。”①重商思潮在中国近代有着爱国、救国、富国的积极意义,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粗浅评论。欧洲历史上,在封建制解体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时期,曾经出现过重商主义,它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理论体系,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     

略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演化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略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演化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李耿年所谓中国的近代化．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比。资本主义制度最先出现在西方，它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并且在１９世纪上半期开始将中国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     

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人的日本观

中国和日本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一直把中国作为学习的榜样，甚至连日本人也承认："追溯源流，说中国是古代日本文化的良父......这种说法并不过分"①。而中国人也以自己的文明历史自居，称日本为"蕞尔小国"、"东夷"。但是，进人近代以来，中国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加之日本此时亦遭到美、英、法、俄等西方列强的侵略，日本人大为震惊，他们开始转向西方国家学习。之后，日本有了明治维新，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且国势日盛。这期间，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黄遵宪于1887年写成的…     

论晚清传统士大夫对西方的认识及其外交主张——以刘锡鸿为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西方思潮与中国传统治国思潮发生剧烈碰撞。在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除少数先进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外,包括清朝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内的大多数晚清士大夫仍未能对西方有正确的认识。本文从对西方人性的认识、对西方侵略性质的认识和对西方国家政体的认识三个方面对刘锡鸿出使欧洲前的西方理念进行考察,并进一步分析其外交主张。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与道释思想的关系

山水画在中国历史上自成体系,并有它独特的艺术形式。本文论述到的作品,指的多是文人画系统的山水画。古代文人,即所谓士大夫,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却又融合着道、释家的思想。历史上的山水画家尤其是这样。古今中外,不论任何一个画家,都有他的阶级与时代的属性。古代士大夫标榜自己清高,想尽一切办法超脱世界,都是一种空想。但是这种空想,没有不含有一定的宗教因素。当然在这些空想中,也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向往与爱好。马克思说:“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所以历史上的山水画家,尽管他们的脑子里具有道释的思想,但是当他们进行绘画创作时,他们的着眼点不可能不在客观存在的真山真水上。为了阐明历史上山水画家与道家释家及其思想的关系,兹分五节讨论之。     

林则徐的翻译班子及所译西书西刊

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和整顿海防期间,为了解西方事务和准备制驭之方,组织一批翻译人员翻译了大量的外文书籍和西方报刊,开国人现代翻译之先河。林译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所译出的材料后来成为国人第一批"开眼看世界"书籍的重要蓝本,而且,林则徐对待翻译谦虚、务实的态度,和采取回译务求翻译忠实、准确的做法,也是近代翻译史上值得一提的尝试。尽管很多学者都提到林则徐组织翻译西书西刊一事,但关于林则徐的译员、所译外文书刊、林则徐参与译事的动机及其与当时在华西人交游的关系等,则仍然有待进一步辨析。     

从“国家”到“天下”——汉魏士大夫文学中的政治情感考察

在中国封建时代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士大夫。所谓的士大夫 ,是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儒学哲学体系的熏陶 ,他们是整个社会中最有学识的人 ,也是最有修养的人 ,由于他们所接受的价值观是建功立业、修齐治平 ,所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自觉自愿地走向朝廷 ,成为政府官员群体中的一员。关注政治、参与政治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的传统 ,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重要的特征之一。汉魏时代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几乎全属于士大夫阶层 ,他们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汉魏士大夫对待政治的态…     

晚唐隐逸冲淡诗派初探

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方干、郑谷、曹邺、司空图等人面对末世衰代,胸有大志,却无用武之地,他们尽管思想和人生态度有别,但其悲观心理与绝望情绪是一致的。他们提倡隐逸冲淡文学,书忧愤于江湖隐逸之别途,系淡漠于山水田园之致景,构成了晚唐诗坛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诗歌流派——隐逸冲淡诗派,代表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开始时代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于无奈之中消极避世的社会心态和审美情趣。     

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家的思想特点

翻开中国近代史册,一条主张自强求富的改革红线清晰可见。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家是这条改革路线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们要求进行改革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近代改革路线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探讨他们思想的特点及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哲学基础,对于寻觅各种改革思想的关系,无疑是必要的。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家的思想特点主要是:     

浅析郭嵩焘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超越

士大夫作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担负了传统文化承载和传播的使命.生存于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他们逐渐形成趋于一致的价值取向:充当帝师王佐的功名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文化优越感和"夷夏之辨"观念.作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郭嵩焘本属于这一群体,但却以独立的人格精神、独特的思想逐渐突破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局限和柬缚.他是最早亲历西方世界并极力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他的思想和实践在当时实现了一次新的进步和超越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其启示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反思构成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内容。在对资本主义作出横断面剖析和纵向面解构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批判的视角从经济层面转向上层建筑、从历史转向现实,提出一些独到的看法,并依据时代处境的变化转换批判的坐标,试图彰显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意义。但是,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反思存在着没有科学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不能寻求与革命主体的实践结合以及无法展陈超越资本主义的价值图景这三大缺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宏篇叙事,严格说来只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现象学"诊断",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的"治疗",因而无法产生实际的现实效应,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发展和对资本主义的理论解构是十分有限的。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