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8年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国国防工业建设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积极促进中德经贸关系,为德国谋取经济利益.他们积极引进德国资本与技术,帮助中国发展国防工业,从而为德国工业品开拓了一个庞大的市场.而对中国而言,这种同德国的密切的经贸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国防实力的加强、从而对中国的抗战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浅析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的发展与变迁

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的发展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一战爆发,中德反目;战后德国主动调整对华关系,中德关系峰回路转;二战爆发,德国为其法西斯国家利益选择亲近日本﹑疏远中国直至断交,中德两国由合作走向决裂.     

法释义学视角下合同法定解除的损害赔偿

合同解除与违约损害赔偿的关系经历了从择一主义到并用主义转变的历史进程。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合同法定解除实质上是违约责任,其性质是请求权而非形成权。我国合同法定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为因债务不履行所生的对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非合同因法定解除而生的对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关于合同法定解除后的溯及力,应采德国通说即清算关系说。     

矿物？盟友？——浅析抗战爆发前后德国远东政策的变化

德国远东政策是为其欧洲战略服务的.1930年代以来,德国对中国矿物的需求要大于其对日本支持的需求程度;而在1938年以后这种关系则发生了转变,寻求日本对其政策的支持成为德国远东政策的主要目的,而对中国矿物原料的需求优先级降低.矿物与盟友,成为这一时期德国远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美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对华的"接触、遏制"战略

国家利益决定了一个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价值与政策取向,反映国家的基本需求和具体的国家目标.由于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对我国采取"接触、遏制"的战略就成为必然,致使中美两国的关系总是在合作和对抗中摇摆,为此谋合作、避对抗应成为我国制定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与和平的发展战略.     

试析英法对德绥靖政策失败的标志

20世纪30年代,随着法西斯德国的崛起,英法两国试图维持与德国的和平,并将法西斯这股“祸水”东引,望图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使苏德两国两败俱伤。为此英法不惜牺牲小国利益,对法西斯德国姑息养奸,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一般通行的概念认为德军1939年入侵波兰是绥靖政策失败的标志,但本文认为德国入侵波兰标志着绥靖政策高潮的到来。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冷战后德国的对华政策——辨析从施罗德到默克尔德国对华外交政策之背景

中德关系的发展事关两国的经济利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任期内主要以经济外交为主;现任总理默克尔上台后,奉行价值观外交,让中德关系历经了一段低潮期。影响德国两任总理对华外交政策制定背景以及导致政策转向的因素,实则都是三个方面：国际环境、国内选举政治以及国家利益。     

波茨坦会议与德国分区赔偿原则的确立

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大国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各自的立场不同并产生争论。由于德国赔偿问题是一个与德国东部边界、西欧战后经济复苏、政治等相交织的问题,因此三大国之间的利益之争极其复杂,而最终美国所提出的"分区赔偿"原则的确立则标志三大国在处理德国赔偿问题上寻求一致的解决方案的失败。     

从对立冲突到互利合作——基于不同利益主体议价权力消长变化的分析

在以知识为基础、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世界经济中,寻求、获取互补性战略资源和能力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这两个不同利益主体的共同需求,而双方立足于传统议价资源基础上的议价权力也出现了微妙变化.在"起飞"阶段,跨国公司与发展中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在不对等的议价权力之上,随着东道国经济进入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双方之间有可能在一些新兴的产业领域内重新谈判,进而构筑合作共赢的新型利益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东道国之间需要避免同质化竞争,在区位资源的供给方面打造各自的差异化优势,而知识基础设施建设、特定中间投入品的定制、区位限制性资源的培育和发展等都有可能成为吸引跨国公司后续高质量投资的关键,这也促使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日益朝着合作而非对立、相互依存而非单向依附的方向转变.     

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合作

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在军事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德国军事专家以“私人身份”受聘于国民政府,帮助国民政府整训军队、联系军购、建立现代化军事教育乃至直接参与指挥对日作战。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军事贸易使中国在抗战初期困难的国际环境中获得了大量先进武器,国民政府据此装备了一定数量的德式部队,在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留德科技精英、兵工署和南京政府的军事现代化

德国自1870年统一,即跃升为欧洲强国,其军事和科技不但雄视世界,更成为在19世纪谋求现代化的国家如日本和中国的仿习目标。中国自1876年开始派员留学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数更有增无减。留德的科技人才至南京政府期间纷纷加入军事部兵工署,对中国军事科技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欧洲安全与二战后德国问题的长期化

二战后,美苏主导的雅尔塔体系代替了凡尔赛体系,欧洲安全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虽然美苏等国占领和分裂德国消除了长期以来德国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安全威胁,但是,争夺德国的矛盾使美苏等国走向了危险的军事集团对峙,而两大阵营的全面冷战又使得德国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通过将两德分别拉入各自阵营,美苏完成了对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新的力量均势的建立有利于欧洲安全局势的稳定,但成为欧洲安全平衡中心却使德国的分裂长期化.     

国际信任视角下德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分析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德国积极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成员国和最大的域外出资国,但同时又持谨慎态度,"中国威胁论""地缘战略论"日益增多。借助国际信任理论从国家精英层面、组织层面、社会层面对德国立场分析发现,德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德国不同层面对中国的认知和信任程度不一致。德国总理多次访华,积极支持中德扩大合作;德国商界从务实合作中获益匪浅,但随着中德在高科技等领域的竞争加剧,德国商界担心自己的技术优势被超越,合作的意愿有所动摇;德国外交部、议会等机构强调西方价值观,认为"中国模式"带来制度性挑战,担心中国会走上霸权之路。由此可见,德国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更多是基于理性的利益考虑,中德之间缺少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民意基础。对此,中德之间应当加固现有合作,寻求更多共同利益;同时更应当加强机构间交流与对话扩大共识,加强中德人文交流,在上下两个方面塑造共享理念,产生积极的身份认同,减少德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加强相互信任。     

1939年苏联对外政策转变的再认识

１９３９年初德国灭亡捷克和波兰危机爆发后,欧洲局势急剧紧张,苏联的安全观同以往有了很大的区别,不再是缔结一般意义的互助条约,而是要取得对周边邻国的控制权。英法虽有联苏抗德的意向,但无意把东欧的利益交给苏联。而德国为了实现其战略计划,愿意满足苏联的安全利益。苏联领导人权衡利弊,决定把对外政策的重心转向德国。从本质上讲,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是苏联的安全政策和德国的战争政策出现的暂时的接合部。     

耶稣会会士邓玉函与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论述了耶稣会会士邓玉函于明末清初之际来到中国 ,逐渐背弃原来来华传教的初衷 ,转而帮助崇祯皇帝修历 ,并在中国大力传播天文学及医学知识。与此同时 ,他也把我国的医学知识传回了西方。最后 ,他与中国官吏学者王征共同合作写下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把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机械学基础知识传授给了中国人     

德国部分大学的中国研究机构

德国是中国研究开展得较早的国家之一,20世纪初在一些大学中就建立了西方国家称为"汉学所"的研究机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德国高校中国研究的主要方向经历了从传统汉学到现实中国问题的转变,相关的研究所在中国研究中具有教学和研究双重功能,而且各具特色.     

俾斯麦妥协的帝国与德法矛盾

德意志统一只能是一场内部军事、政权势力与敌对的外部军事、政权势力之间的较量。德意志资产阶级与容克阶级之间的妥协 ,决定了帝国的妥协性。德法矛盾产生有三个原因 :德意志民族主义 ;普鲁士军国主义 ;未来的帝国联邦主义政治结构。德法矛盾对德意志帝国以及整个欧洲格局都产生了影响     

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外国军事活动管辖权辨析

专属经济区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设的具有特殊性质的海域,对这一特殊海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中存在许多不确定和模糊之处。以中国为代表的沿海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强国都从各自的立场角度出发,对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发生的一系列军事活动作出利己的诠释。本文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国际法基本原则为依据,分析中美两国对发生在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的立场与态度,得出的结论是外国船舶和飞机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的军事活动应事先征求沿海国的同意,沿海国在维护国防安全和资源主权之说的依托下享有对此事的管辖权。我国可通过国内立法、缔约、谈判等多种手段来解决争端,从而有力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和国防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