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文人集团汴京题画诗唱和

“诗画本一律”的诗画关系说是元祐文人集团元祐时期汴京题画诗唱和兴盛的内部动因之一,而题画诗因其在内容上多题马画和山水画作,这又与元祐文人通过马和山水来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借以排遣党争带来的心灵苦闷有密切的关系。     

元代文人的心态写照——元散曲咏物诗之析

元散曲中之咏物诗,在元曲研究中尚属空白。元散曲咏物诗大致分为五个方面,即歌咏人生哲理与处世态度、百业世态与世风评贬、动植物具象、文化娱乐、女性体肤衣饰。它反映了元代文人的精神状态及理想取向的变化,彰显了元代文人自高自傲、自得自许的心态。     

南宋初"最爱元祐"语境下的文化重建

南宋初年,朝廷为了构建政统的合法性,确立"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导向.在北宋受禁锢的元祐之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并成为南宋文化重建的基石.南渡文人自觉地总结北宋学术文化传承脉络.在"元祐"这一旗帜下,理学与文学承续了各自的统绪,有效地呼应了官方构筑政统的努力.     

诗可以群:略谈元祐体诗歌的交际性

唱酬诗是儒家礼仪文化和人伦精神在诗歌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交往中扮演着多种角色.交际性是元祐年间苏轼文人集团唱酬诗中的突出特征."以交际为诗"的元祐体在文学史上向来名声不佳,但平心而论,元祐体不仅未脱离孔子倡导的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而且把"诗可以群"的功能推向极致,扩大了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起的积极作用.其在文学史上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将日常生活诗意化,即以艺术的竞技和应答来实现人的"诗意地栖居".     

论党争漩涡里文人退隐心态——关于元祐苏门汴京题山水画诗唱和

在北宋元祐诗坛,以苏轼、苏辙为宗主的苏门诗人群题画诗唱和现象十分突出。而综观此期苏门题画诗唱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山水画的题咏。考察元祐苏门汴京题山水画诗创作,可以发现诗人们在诗歌中反复高歌的主题是"归去",由此可见当时党争环境下苏门文人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如一种精神解压剂,赏画题诗给苏门文人带来的是苦闷时的泄导和排遣,使他们暂时放弃沉重的现实关怀而沉入青山绿水的怀想,虽不能治本,但毕竟有效。     

宋代民俗对咏物诗的影响

宋代民俗的变化以及民俗意识的发展,不仅影响了咏物诗的表现题材,而且影响了咏物诗的写作方法.在咏物诗歌体裁方面,民俗事物成为咪物诗的呤咏对象,传统吟咏对象也多与民俗结合.在咏物诗歌的写作方法方面,一方面,继承传统咏物诗歌托物言志的方法,使咏民俗事物诗歌不断雅化;另一方面,诗歌作者大多选择旁现者的身份,使得民俗客观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咏民俗事物诗歌不断俗化和客观化.     

建安后期文人创作中再现式表现意识的自觉

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建安后期文人在文学创作中对前代作品的借用是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不仅表现为这批文人在创作活动中借助前人作品表情达意更为普遍、意识更加自觉,而且彰显出他们的情感变化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日益深入.建安文人对文学情感特征的理解和把握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时期,他们开创了借助前人作品抒情达意的新时代.     

论陈与义的诗歌

自崇宁年间至绍兴末期的五十余年,是两宋元丰、元祐诗坛和中兴四大家两个创作高峰之间的一个低潮。在此期间,陈与义的诗歌成就最高。他在对前人的参伍因革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以其杰出的创作实绩,对当时的诗坛起了一定的变革与补救作用。     

论王安石议政咏物诗

议政诗是王安石诗歌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以咏物诗议政是他经常采用的艺术方式之一.前人有寓意的咏物诗,多寄托人生感慨、生活际遇或自身品格等;王安石则把咏物直接而广泛地带入议政领域,既拓展了咏物诗的艺术功能,又丰富了议政诗的艺术手段.其主要手法,一是"说开去",即抓住所咏之物与所议之政可相联系的特点,由说物引申到议政,其"联系"又可分为直接型与间接型两类.二是暗喻,即诗的文面只是咏物,不露议政,但由于诗中物的特点、此物与他们的关系、对物的主观感受等条件的限定,"物理"自然与某种"政理"暗合,在联想的艺术机制作用下,暗中形成议政的语境.     

元祐诉理、绍符复审及符崇反复

作为“元祐更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曾搞过一次冤案诉理,为此专门设置了“诉理所”,接受了许多人的申诉,对有关案件做了重新审理和新的判决。宋哲宗亲政以后,否定“元祐更化”,从而也否定“元祐诉理”,同时审查了“元祐诉理”过程中否定神宗圣政的言论,对各案件及申诉人做了新的判处。宋徽宗初年,推行折中政治,否定了绍圣、元符年间的判处,又重新判处。崇宁年间蔡京当政,重新肯定绍圣、元符年间的处置。分析考察对“元祐诉理”的否定、肯定、再否定的过程,可以深化对北宋后期政治的认识,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解答“元祐党籍”中为什么纳入了许多非元祐党人的疑问。     

近2O年咏物诗研究综述

咏物诗是中国古代诗歌领域中一个重要的门类。然而从研究实际来看,历代对此关注程度不够,近20年以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深化与细化,咏物诗开始走入研究者的视野,并且出现了可喜的局面:咏物诗评注、鉴赏作品集相继出版;个人研究论著断续问世;咏物诗研究的单篇成绩显著。然而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鉴于此,对近20年咏物诗研究综述是有学术意义的。     

桂林石刻《元佑党籍》

一九八二年我写过《流放岭南的元祜党人》一文,论述北宋绍圣、元符以及崇宁年间,先后被作为“元祐奸党”流放岭南的一些历史人物,他们历尽艰苦流离的情景,以及他们在贬所生活中传播了中原文化,对促进岭南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则继前作,路述“元祐党籍”和几个《元祐党籍碑》的历史发展,桂林石刻《元祐党籍》的历史价值,并及与它互为补充的融水《元祐党籍碑》。一、“元祐党人”之称元祐党这一党名,不是自称的,而是被强加的。北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死后,哲宗继位,是年方十岁的孩子,由太皇太后高氏,他的祖母,垂帘同听政,实际     

罗隐咏物诗论

罗隐咏物诗在唐代咏物诗中有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个性 ,不仅体物工妙 ,而且重形神兴寄 ,特别是借咏物刺世讽时 ,融家国之悲与身世之慨于咏物诗中 ,而臻咏物诗之化境。     

论唐代咏物诗与士人生活风尚

唐代的咏物诗可分为吟物和感物两类。吟物的咏物诗在初唐与晚唐诗坛上相对较多 ,它的产生与士人诗酒之会、书斋唱和、切磋诗歌技艺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 ;感物的咏物诗又可从物象的士人自我投射和社会现象投射两端去把握 ,这类咏物诗较适用于士人借物抒怀的干谒求进或讽刺规谏。因此 ,唐代的咏物诗可以是士人在闲适或逃避时的自娱 ,也可以帮助他们在仕途上的进取 ,它们是审美的 ,又是功利的。     

对元祐更化应重新评价

王安石变法,在北宋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元祐更化则是这次变法的终结。长期以来,人们对王安石变法褒贬不一,但一般肯定变法者则否定元祐更化,否定变法者则肯定元祐更化,二者必居其一,把这个问题绝对化了。 目前史学界大多认为王安石变法具有进步意义,而把元祐更化看作是一场复辟和历史倒退,并     

《李峤百咏》的启蒙思想与诗学价值

唐以前,蒙学读本以识字为主;到了唐代,诗歌被引入到社会诸方面,训蒙诗的创作便成了唐诗与文学、蒙学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唐训蒙诗以咏物为主,兼及咏史,《李峤百咏》即为各咏物类训蒙诗之典范。然后世论者对《李峤百咏》多有贬抑,甚至引发了后代对咏物诗不同的价值评判,更有论者认为《李峤百咏》文体陈腐并多夹连篇累牍之隶事用典。其实,作为训蒙诗,《李峤百咏》开创了唐蒙学发展之新领域,开启了格式化诗歌创作的新阶段;作为五律咏物诗,《李峤百咏》实现了对诗词经典的多样认知与阐释。无论就启蒙思想还是诗学价值而论,在唐代文人的诗赋作品中,《李峤百咏》都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试论咏物诗的艺术表现

本文结合古代咏物诗作,分析论述了正确处理好咏物诗描绘和寄托两大创作特征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提出真正理想和美好的咏物诗,应该是咏物描绘与寄托抒情的完美统一.     

试论古代咏物诗

中国古代咏物诗极多,几乎每个诗人诗集中都有大量咏物诗。清康熙年间,以清圣祖玄烨名义编选的《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共六十四册,分四百八十六类,选诗一万四千五百九十首。清雍正年间俞长仁编辑的《历代咏物诗选》,也是“集分八卷,诗逾千篇”。咏物诗作为一种诗体,在祖国诗歌发展的长河里,是一条颇为壮观的支流,在古典诗歌的百花园     

陆游研究的新收获

张福勋先生的《陆游散论》，是近些年国内学术界研究陆游的一项可喜收获。《散论》以“四个结合”概括了陆游爱国诗的丰富内涵和鲜明风格，简明确切；《散论》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诸如咏物诗，农村诗、诗论等，都道前人之所未道；《散论》显示了著者深厚的学力和过人的才力。     

论“元祐赋”：以苏门文士为中心

“元祐赋学”是“元祐学术”的内容之一。当时主张复科的苏轼等面临着来自新党和旧党两方面的攻讦和质疑。缘此，苏轼、黄庭坚在元祐期间躬身写作律赋及“效进士体诗”，并组织、教导门人写作律赋，乃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诗赋取士的实现。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由苏、黄等一代文师倡导、参与的“元祐赋”，不仅仅是科场应试的工具，更兼具文学、思想和文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