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方言中的谓词变韵现象研究

通过分析河南方言谓词变韵的语音表现和语法功能，并将其与临近方言点的谓词变韵现象进行对比，认为谓词变韵的合音后缀不是“了、着、到”等动词后虚成分本身，也不是“了、着、到”等的弱化形式[?],而是“儿”的[?]类音。谓词变韵形成的平舌儿化韵是早期儿化音变的遗迹。     

“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

胡适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全盘西化”一词的 ,他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真正意图是“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不论是“全盘西化” ,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 ,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     

“十一五”：从“计划”到“规划”

今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上,我们已经历了十个五年计划时期。“十一五”规划,既是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更是第一个“五年规划”。“计划”和“规划”一词之差,甚至是一字之差,反映出了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这种变化是历时长久的、深刻的,更是曲折的。理性把握“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之间的深刻联系和深刻区别,对于我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顺利实施“十一五”规划,具有重要意义。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并重始终是“五年计划”…     

河北武邑方言的指示代词“乜”

“乜”是河北衡水武邑话使用频率最高的指示代词。作为中指指示代词,“乜”的基本语法功能为“指别”（只指不代）和“指代”（指示兼称代）两种,并由之引申出了定冠词和连词用法。与此相应,“乜”有三种读音：分别是去声的[niε31]、阳平的[niε53]和阴平的[nε224],其中“乜”在“乜个”中还读成上声的[niε45]或阳平的[niε53]。     

“汉语权利”向“和化权利”的变异和回归

“汉语权利”指的是在中国本土形成并融入现代汉语、指称范围不包括任何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和化权利”指汉语的“权利”一词进入日语法学后发生变异、指称范围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后者严格来说属于未经翻译的日语。“汉语权利”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随后进入日语法学并保持了20余年的主流地位。“和化权利”出现于日语法学的时间大体在19世纪80年代，经过与“汉语权利”的竞争，到20世纪初完成了定型化，同时开始返流中国。“汉语权利”与返流中国的“和化权利”也有过竞争，但毕竟势单力薄，顶不住。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语法学全面承袭了以和化的“权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化权利”在当代汉语法学研究领域影响日渐式微，但在法学基础理论教学领域仍处在主流地位。当代汉语法学应全面回归“汉语权利”,同时吸纳“和化权利”的合理因素，形成以法权或其他本土化概念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说"诸"

在现代汉语中,动词后面的“诸”通常被解释为“之于”的合音词,我们通过对先秦典籍中“诸”的使用以及语言学典籍对“诸”的解释的调查,结合现代语言学合音词、韵律句法、语法和词汇的关系等语言理论,对动词后“诸”是“之于”的合音词进行了讨论,认为在古代汉语中“诸”的词汇意义很虚,作为虚词,它的主要语法功能是联结动词和它后面的连带成分,使前后两部分密合成一个整体,使动词的动作有所归属;在现代汉语中,随着汉语和汉字的发展,动词后的“诸”演变成一个意义更虚的词,它和“之”的最大差别是文言色彩更浓一些,使句子在能够完整表意之外,在节律上更趋向完美和流畅。     

唐宋禅宗文献“自X”类词的历史形成

唐宋禅宗语言里“自后”、“自外”、“自余”一类词可以追溯到中古汉语。“自后”是由上古汉语以来的介词“自”组成的时间短语“自Y后(已后,而后)”在一定句法环境里省缩词化的结果;“自外”、“自余”缺乏相应的“自”字短语词化的历史语言基础,大约是受“自后”形成的类化影响而产生。     

由“舍小取大”现象看华语与早期国语的一致性

“舍小取大”现象系指在具体的语境中，用上位词或语义范围大的词取代下位词或语义范围小的词，这是华语词汇运用中一种独具特色的常见现象，与普通话形成非常明显的差异。文章选取具有比较典型“舍小取大”表现的四组/个词，即“懂(得)”“拯救”“开幕”和“个”,考察其在早期国语中的相同表现，进而证明华语词汇及其运用与早期国语之间的一致性。     

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三个文明”建设——学习江泽民同志“5·31”讲话的体会

江泽民同志在“5 31”讲话中 ,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提出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这具有创新意义的“三个文明”的完整概念 ,形成了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体系 ,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基本框架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文明的理论。     

魏晋核心词“颈”语义场研究

“颈”作为身体词,是语言中最核心的词之一。魏晋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表明,魏晋“颈”语义场共有7个成员：颈、项、领、胫、咽、喉、嗌,代表词为“颈”。这7个成员又可分为两个子义场：一为颈、领、项、胫;二为咽、喉、嗌。     

文言文中的兼词例释

古代汉语中,一个字代表两个词的结合,这种字就兼有互相结合的两个词的意思和作用,这样的字便叫兼词。这类词有些是合音词,读音是它代表的两个词的声音的拼合·有些兼词却不是合音词。兼词在古汉语中并不是独立的一种词类。不论合音词或非合音词,有的放在句子的末尾,有的放在句子的中间,来表明它的意思和作用。古汉语里一般常见的兼词举例说明如下:     

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内涵及弘扬途径

“雷锋精神”作为新时代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曾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新时代为更好发扬“雷锋精神”,应阐释“雷锋精神”“形而下”与“形而上”双重向度的内涵,就其本身的产生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而言,它就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而下”的真实存在;就其作为一种社会精神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和发展的过程,即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就对未来社会创造和追求的价值而言,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作为一种精神,它既是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它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落实或实现;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它才能在社会发展中与时俱进,彰显生命力和活力。就目前“雷锋精神”落实的现状和中国现实社会状况而言,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弘扬：第一,通过文化道德教育途径弘扬“雷锋精神”;第二,通过“典型模范”的示范力量感染众人,对“雷锋精神”产生浓厚的情感;第三,通过社会法律制度落实“雷锋精神”。     

《马氏文通》研究之二：语词“向”理论

早在中国人的第一部语法专著—《马氏文通》里 ,就有了动词“向”理论的萌芽—语词的“向”理论。语词的“向”包括起词 2、止词 2这些必有的支配成分与象静司词、转词这些可有的说明成分。语词所带的起词以外的名词性成分 ,《马氏文通》还曾尝试以“宾次”这一术语统概之。这种做法体现了马氏的一种句法思想—语词前后的名词性成分 ,除了可做主次的起词外 ,其他皆处“宾次”     

还原“赛先生”：近代中国“科学”概念人格化溯源

从发生学的角度，寻绎“科学”概念人格化为“赛先生”一词的历史机缘，大致可知，“德、赛两先生”是五四时期伦理革命、国语改造以及白话文运动合力之下的因缘际会，他们的出现既具有偶发性，又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其中“赛先生”一词不完全等同于“科学”（Science），他是“科学”概念映射在汉语世界的社会身份，以人格化的方式穿梭于近现代中国的学术谱系以及价值谱系之中。他一方面被证明拥有不可或缺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深陷各种社会关系的比附之中，从而具有了多层次的身份等级。“赛先生”俨然是近代中国思想图景中人际网络的桥梁，以他为支点构建起一系列复杂的思想命题与文化论战。     

《韩非子》中的“可”

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可”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词。《韩非子》一文为了解“可”的意义和用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证据。我们对《韩非子》中的“可”作了系统的解释与判定,并涉及相关的凝固性结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什么”、“怎么”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什么”、“怎么”的研究非常热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什么”、“怎么”的来源;“什么”、“怎么”的语法结构;“什么”、“怎么”的语法意义及语法用法。     

清代满族“哈拉”、“格布”的来源与演变

满族的“哈拉”(满语 ,汉泽为“姓”)和“格布”(满语 ,汉泽为“名”)在清代有着不同的来源与变化。其中“哈拉”有 70 0个左右 ,或沿用旧的“哈拉”,或以地名为“哈拉”,或以部落名为“哈拉”,或以父祖名字的第一音节作为“哈拉”,也有的满族因分居、承嗣、迁徙异地、皇帝赐姓等原因改变了自己的“哈拉”。满族入关后 ,“哈拉”也随着地域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 ,逐步变成了单字的姓 ,有的是来自多音节的首音的谐音 ,有的是把原有的“哈拉”意译 ,也有的既是意译又属谐音改姓。满族人不直接称呼长辈的“格布”,往往在其“格布”的后面加上称谓。满族初兴 ,其人多用与渔猎有关的词作“格布”;入关之后 ,满族人又多以身体的特征来作为自己的“格布”;随着清王朝的发展 ,满族人多用平安、吉祥意思的词作“格布”。到了康、乾时期 ,很多满族人开始用汉姓、汉名 ,至清末则更加普遍。     

“对”和“对于”的音节语值比较

作为介词的“对”和“对于”在多数情况下能互换,“对”比“对于”的用法要广。而实际上,在不同的场合,不同体裁的作品中,它们出现的频率是不同的,现在我们从音节方面来考证它们用法的差异。“对”是单音节词,“对于”是双音节词,双音节词发音较长,语气较为缓和,使后面的语言有较大的发音空间,拖带力相对要大些,所以“对于”后主要接词组,较少接名词和代词(或指量词)。单音节词语气较为短促,拖带力相对小些,“对”后接名词、代词较多,也可接词组。一个词,音节的长短影响到拖带语言成分的“量”,还影响到它在句中移动句法位置的活动能力。下…     

“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

本文试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 ,探讨economy (economics)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 ,并探究“经济”一词的本原与蜕变 ,以及这个译名最终得以确立的可能的原因。笔者认为 ,“经济”作为一个宽泛概念对应西方现代economy概念是“言之有理”的 ;而且 ,它在词源上与西方经济概念的重要成分相去不远。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 ,“经济”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 ,它既包容了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的含义 ,又顾及西方 1 9世纪下半叶开始时行的politicaleconomy的简略用法 :economy。     

汉语人称代词复数表达形式的历史考察

从甲骨刻辞到明清白话 ,汉语在人称代词复数表达形式上经历了一个从无标记到有标记的发展过程。上古汉语使用单复数同形的表达方式 ,中古以后 ,随着“人称代词 +辈”的语法化 ,导致了“们”系列标记的产生。在汉语史上 ,“人称代词+们”曾一度发生合音化。明代以后 ,随着合音字“俺”、“您”、“亻昝”的解体 ,汉语人称代词的复数表达形式趋向于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