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道德主义:新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

一中国传统的伦理型哲学文化，主要体现在由孔子创立的儒家仁学学说中。仁学是教导人如何成为有道德的理想人格以及如何以道德之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学说。“仁”是什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就是人类的相互之爱，或人类普遍的同情心。“仁”如何在现实中体现呢？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立”即“立身”，也就是“立于礼”[3]，即懂得社会礼仪，可以有所成就。“达”即“通达”，也就是“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4]，即本质正直而喜爱道义，体会别人…     

唐律贿赂罪初探

<正>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局面的出现,是与唐统治者注重整肃吏治密不可分的。而运用刑罚手段对权钱交易或以权谋利的贿赂行为予以有力地打击,则是唐代吏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因此,探析唐律中的贿赂罪不是没有意义的。一贿赂罪,是刑法理论对因进行权钱交易或以权谋利而构成的犯罪的统称。自夏朝始,历代法律都有惩治贿赂罪的规定。《夏书》日:“昏、墨(指贪污受贿)、贱,杀。皋陶之刑也。”李悝《法经》规定:“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受金时,则诛。”秦简《法律答问》曰:“啬夫不以官为事,以奸为事,何论也?当迁。”汉文帝则规定,官吏坐赃者,三代不得为吏。及至唐朝,统治者为整肃吏治,严明法纪,特别注重对贿赂罪的惩罚,从法律     

论唐代流放制度

流放制度是唐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唐代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齐涛在《人文杂志》1990年第3期发表如题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唐代流放为五刑之一,居死刑下,徒刑上。唐代定为三等,依次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称三流,三流均居役一年。贞观中,又改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居三流之上。三流与加役流多为有期流放,但也有一少部分为无期,称“长流”以上类型的流放,主要应用于对下列犯罪的惩处:第一,与触犯皇帝与王朝根本利益的犯罪有关连者。第二、思想言论方面的犯罪。第三、军事上的犯罪。第四、触犯封建礼教的犯罪。第五、妨害管理秩序罪。第六、官吏贪污罪。第     

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影响

本文打算就孟子的“仁政”思想作一点分析批判,而把对于这种思想历史影响的考察,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范围以内。管窥蠡测,聊供讨论。(一) 孟子在论及推行“仁政”的效用时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梁惠王下》),以下引《孟子》只列篇名)又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士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想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梁惠王上》)推行“仁政”,就能使民众归心于王,     

论李白“谪仙”意识的形成及其表现

论李白“谪仙”意识的形成及其表现李乃龙一李白对神仙的追求何以会数十年而不渝？前贤的答案大抵有二：一是欲“声闻于天”，仙游是手段，入仕是目的；二是“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均见范传正《李白新墓碑》）李阳冰《草堂集序》...     

网络刷单炒信刑事定性因果反思与司法坚守——非法经营罪之孽缘消解

网络刷单炒信被司法定性为非法经营，但却值得商榷。首先，非法经营罪规范保护的目的是防止国家特许经营制度被侵犯，与刷单炒信侵犯的网络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大相径庭；其次，网络刷单炒信虽违反“国家规定”，但是并不符合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这一构成要件，其虽然属于“违法经营”，但因为不存在相对应的合法经营而不属于“非法经营”；最后，司法定性根本原因在于网络刷单炒信社会危害性巨大，并且是在舆论压力之下无奈的司法犯罪化。因而，司法者应当有气度容忍社会不公而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是非曲直判断舆论风气而维护司法独立，坚守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并响应刑法谦抑性，当为司法应然路径。     

论对贪污受贿赃款“公用”的定罪

文章对贪污受贿赃款“公用”的定罪问题作了理论与司法实践的深刻分析。受贿赃款“公用”抵扣犯罪所得的情况，应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统一的解释，才有利于刑事审判的监督。     

罪刑法定原则之实践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渊源、发展及意义罪刑法定主义最早发源于英国１２１５年大宪章，到公元１７、１８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形成一种思想潮流。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者不处罚”。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这一思想由学说上升为法律，规定在１７８９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当中，该宣言第８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在《人权宣言》这一纲领性条文的指导下，堪称…     

宋代“特许越诉法”:中华法系行政诉讼之独例

北宋末年起至南宋，皇帝不断颁布制、敕，特许百姓对官吏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越诉”,形成了“特许越诉法”。“特许越诉”的对象是官吏侵犯百姓人身权财产权、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要求百姓履行义务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都是管理相对人即百姓，被告都是管理者即官吏。宋代“特许越诉”的受理机关一般为被告的上级司法或监察机关，管辖机关级别高；对“特许越诉”的审理与监察制度及对相关官吏的追责相结合，力度较大。宋代“特许越诉法”为中华法系行政诉讼制度之独例，彰显了宋代法制居于中华法系极高水平和世界同时期先进水平，其内容对当前法治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略论《贞观玉镜统》

本文拟就西夏乾顺时期刊行《贞观玉镜统》的原因；《贞观玉镜统》的主要内容；《贞观玉镜统》的特点和实用价值等诸问题，在时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作些探讨。《贞观玉镜统》之所以刊行于乾顺的贞观年间，并非偶然究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几点：第一，推行“尚文重法”立国方针的要求。乾顺在“尚文重法”①立国方针的指引下。虽然将夏国建设的重点开始向振兴文教和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倾斜，但“尚文重法”并非不要武备，而是在武备问题上要求更加精益求精。即不是一味去讲求军队的数量，而是需要提高军队的质量（包括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而要达到…     

论先秦儒家“为政在人”并非“人治”

先秦儒家的“为政在人”、“治人”理论并非“人治”，它与西方“人治”理论有着较大差异。西方“人治”理论侧重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而“为政在人”范围更为广泛，既强调“为政”、“施政”的主体（君主和各级官吏）和客体（庶民百姓），也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还包含诸多法律层面的见解和思考。先秦儒家虽然强调“为政在人”、“治人”等，但是并非不要法，而是认为在立法、司法和守法上，“人”的作用是必须特别予以重视的。     

牢记“执法为民”要求，提高法律监督能力

牢记“执法为民”本质要求，在不断解放思想中提高法律监督能力，一是要以思想观念的更新推动执法理念的转变；二是要以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拓展法律监督新局面；三是要以执法为民的忠心树立人生价值的高境界。     

叛逆与复归──龚自珍文化心理裂变的轨迹及其动因浅析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终于走出中世纪封闭轮回的怪圈而开始步履蹒跚地逐向近代社会的起点。在这条极富苍凉悲壮色彩的历史晨昏线上，龚自珍，以他巨人的批判的功绩树起了一块纪念碑，成为那一时代精神的象征。他的影响是深广而持久的，早在龚氏生前一就有人注意到他“见地卓绝，扫空凡猥，笔复超迈”[1]，把他看作“未易”之才；近代学者梁启超更认为，“（晚清）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2]；就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杰出贡献的鲁迅、郁达夫等，也都非常喜爱龚氏诗文，在他们…     

电信网络诈骗取现行为的定性辨析

随着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对于在犯罪中收取被害人所转款项的取现行为，定性为诈骗罪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实务界存在较大分歧。其原因是取现行为构成“两罪”的主观方面使用相同的“明知”表述。准确把握“两罪”“明知”的区别，对每个案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准确定性。取现行为人与电信网络诈骗犯存在事前通谋，或者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帮助取现，则构成诈骗罪；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既遂之后，取现行为人明知其所取款项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帮助取现，则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荀子的“法、类”说与中国传统司法的“确定性”问题

荀子提出“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近也”和“依乎法而又深其类”。本文认为，目前学界对于中国传统司法“确定性”问题的讨论应该正本溯源，回到荀子对“法”和“类”的讨论上来，因为，中国从汉代开始的司法传统实质上是荀子“法、类”说的延续和贯通。     

历史和现实:论我国刑法判例的嬗变

一、我国刑法判例的生成和发展尽管法学界对我国当代是否存在判例的争议尚无定论，但是判例在古代我国的生成和发展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同时，由于我国古代“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律结构体系特征，决定了刑法判例在我国古代律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进入奴隶社会以后，随着国家的出现．司法机构和司法官吏相继产生。但是在国家机关的设置上，推一缺少中央立法机关，立法权尽属国家最高统治者。这种“分权”的特点便决定了司法判决成为我国奴隶社会的主要法律形式。况且，奴隶主阶级推行“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和“临事制刑，不预设法…     

唐太宗晚年弄权一例

唐初大将李勣(徐懋功),原是瓦岗军旧部,他以不甘之心归唐,内心深处对唐五朝不满,唐太宗李世民对李勣耿耿于怀,一直不放心,晚年更是这样。贞观十七年,在一交宴会上,李世民对李勣说,“联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景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名为托孤,实为试探,故太宗临终之时,对太子李治说“李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     

论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及控制对策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讯逼供现象，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法律的尊严。究其原因，刑讯逼供是我国几千年法文化的“遗产”，是国家主动追诉犯罪制度滋生的毒瘤，是办案人员的有罪推定和多方追求口供的结果。我国已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要保证公约确认的权利得以实现，必须构建与现代诉讼制度相适应的以正当程序为核心的诉讼理念，重构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是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的双重价值目标。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与作用

根据可考的材料，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于周代。它设立的基本目的，是为了防止国家官吏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失德失职，而导致国家政权败亡。周公曾告诫周成王要：“继今立政，其勿以检人，其推吉上，用励相我国家”；“其勿误于庶狱”；“庶狱庶慎”，“知之有毛心，灼见之有俊心，……立政，任人（行政官员）、准夫（司法官员）、牧（民政官员）作三事。”①周公的这几句话是讲于还政成王之时，其大意是：今后治理国家，不应用好险小人，而应用有德之土，来保佑我nl的国家。具体方法是，国主不应把自己的精力用于具体的国家事务，而应让国家官…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戏剧改良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新青年》同人清楚地认识到革新文学在这场政治、思想、文化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2]中国文学要赶上世界新潮流,戏剧改良势在必行。而且中国戏剧情形不得不使《新青年》同人忧心忡忡,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中说:“可怜中国戏剧界,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还把那‘百衲体’的把戏,当作戏剧正宗!……中国戏剧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没有立足现代戏剧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