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新文学潮流的疏离

《新青年》文学革命成功之后,逐渐疏离新文学发展的潮流。在新文化运动由文化启蒙向文学启蒙、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青年》逐渐减退建设新文学的热情,失却影响文学与社会的文化能力。《新青年》开创新文学的功绩不容抹杀,但它推动新文学向前发展的成就却非常有限。《新青年》杂志的文化与同人性质,是其疏离新文学潮流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新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揭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序幕。以鲁迅为伟大奠基人的中国新文学,在七十多年的光辉里程中,广采博取,接受了多种外来文化和文艺思潮的影响:而“五四”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新文学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愈来愈增强。本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等文献相继发表,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文艺运动相结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形成。此后,新文学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以崭新的姿态向前发展,并随着革命进程,逐步由民主主义文学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学。本文试图从文学史的视角,就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我国新文学的指导作用,联系历史事实,从几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兄弟作坊”与“夫妻档”：《小说月报》翻译行为解读

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沈雁冰、耿济之兄弟及郑振铎夫妇,开创了《小说月报》“兄弟作坊”与“夫妻档”的翻译模式。这种特有的家族式翻译行为所带来的西洋名家小说、世界文学潮流,孕育了中国新文学的萌芽,也使得《小说月报》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对翻译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个人主义"--"五四"一代之"公同信仰"--从鲁迅、胡适的易卜生观切入

将民主与科学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精神特质,几乎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史实。本文认为,民主与科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标举的显性旗帜,而“五四”新一代知识者之共同精神信仰则是“个人主义”,正是这种“先知类型”的“个人主义”为那一代知识者提供了独异的生命激情,从而使他们在中国传播异质性思想成为可能。本文力图从鲁迅和胡适的易卜生观切入对该问题的思考。     

梁实秋与中国现代戏剧悲剧意识的演进

王尔德的悲剧《莎乐美》在中国上演后 ,引发过梁实秋与田汉之间的一场论争。论争的主要焦点 ,是如何看待《莎乐美》所携带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道德观。梁实秋不仅意在批评王乐德与剧本 ,更是要通过批评进而“清算”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如果说 ,田汉代表着陈独秀以来新文学中“主流”的声音 ,梁实秋则代表的是新文学中“非主流”的声音。梁实秋的某些说法及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有倾向性的介绍 ,是对《莎乐美》携来的“新道德”的一种质疑 ;同时 ,也是对中国“摹仿”者的一种提醒———一种以“非友善”面貌进行的有益的提醒     

个性·启蒙·政治——关于中国新文学的对话

吴:明年(8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七十周年纪念。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作用,在文学史上,它被公认为是新文学的真正开端。所以人们常常说,中国新文学的精神就是“五四”的精神,新文学的传统就是“五四”的传统。对于“五四”新文学的这种历史地位,即使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种重大现象时,人们也是不得不加以注意的。可能可以这样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而历史就存在于现实中。钱先生,今天     

中国现代思想界第二次分裂——瞿秋白对胡适文化思想的扬弃

一、“第二次分裂”的由来1 中国现代思想界第一次分裂　这主要是指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代表的新文化派与保守的传统的国故派林琴南、杜亚泉、章士钊等人的分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作战的产物 ,无产阶级要依靠民众 ,资产阶级也要打着民众的牌子 ,反对共同的敌人———封建主义。因此 ,思想界第一次分裂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的分裂。由于新文化运动内部存在必然分裂的种子 ,留下了新文化运动后的一个变种 ,即“非驴非马”的“新文学”。1931年 6月 ,瞿秋白写《学阀万岁 !》 ,将…     

释读吴宓的“学衡”之外——以《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为中心

吴宓与《学衡》相关诸人之研究既应在“学衡”之内,亦可能在“学衡”之外。1922年吴宓撰写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是代表“学衡”之外的一篇典型文字。此文因鲁迅在《“一是之学说”》中的激烈批评而为人熟知,但也因为鲁迅文章的高光性和笼罩性,其实又近乎“人人不知”。在认真释读《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全文的基础上,讨论此文所引起的,不限于鲁迅的各方反应和长程影响;吴宓在此文中显示的对新文化运动的了解程度和理解程度;以及吴宓和此文遭遇的时代“尴尬”等问题,以期在一个更大视野里理解吴宓与《学衡》相关诸人。     

《文化批判》与新文学的话语革命

《文化批判》是后期创造社创办的一个重要刊物,也是倡导革命文学的重要阵地。它以“批判”的理论姿态展开对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重新阐释,试图掀起另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重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新文学意义的转变,促使新文学秩序发生了分化,实现了新文学的话语革命,尤其是对中国左翼文化和文学的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     

指归：现代文化

指归：现代文化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继凯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暨新文学浪潮，从一开始便将现代文化的两个主角“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推上了前台或先锋的位置，而新文学作为这种新型文化的媒体及创造物，则受到了“五四”人或现代人的高度重视。正...     

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最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一书,从一个方面认真研究和正确总结了“五四”新文学经验,填补了新文学史研究的一块空白。 吸收“西洋文化”,接受外来影响,这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风尚,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无不把译介外国文学作为自己创作和推动新文学发展的首要任务。“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提出过“拿来主义”的口号;一代     

自传统至现代(下)——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变迁论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次道道地地的革命,它不仅画出旧文学与新文学的明确分界,还初步确立了作为新文学主体的“新人”的本体精神.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构成“五四”文学革命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贡献,而这自然是要联系新文化运动的总体动向来看的.     

审视西方的另种目光--从梁启超著作中的外国人名谈起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驱,梁启超以“为我所用”的心态转道日本引介西学,其兴奋点始终在政治,晚期著作《欧游心影录》更是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被遮蔽的西方世界,从而失去了整体把握西方的可能性。从梁启超著作中的外国人名回顾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以这种方式来审视1 9世纪末2 0世纪初梁启超眼中的西方,不仅再现了“五四”启蒙先驱眼中的西方世界,也破解了近百年来被理论家和研究者们美化和称颂的西方神话,为我们透视新文学的西方精神资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也给我们发掘新文学本土精神资源的路途以理性的照耀。     

“现代化与化现代——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这既是中国文化从震荡走向自省的百年,也是价值重估、观念重构的百年。为了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2015年6月19—21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上海东方青年学社等单位在上海联合举行“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瑞典、中国台湾、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位知名学者,围绕“新文化运动价值重估”、“儒学转型与新文化运动”、“‘启蒙’的百年流变”、“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主义与激进主义反思”、“学衡派与文化保守主义”、“新文化运动中的世界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学、启蒙与现代性问题反思”、“中西文化融合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与公共理性”等主题进行了深度的讨论和研究,会议取得丰硕的成果。     

期刊的中间姿态与新文学的建构--以《北新》为例

在新文学建构的过程中,中间姿态的期刊是文学革命忠实的、坚韧的延续者。由于大量的中间姿态期刊的存在,文学革命的理论与成果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广泛传播,从而确立了新文学的地位。《北新》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个。作为《语丝》的“姊妹刊”,《北新》温婉大度的风格使得它超越同人之见,展示了新文学生动的面貌。     

香港新文学的播火者——论鲁迅对香港新文学的贡献

20世纪初 ,港英当局纠集在港的旧文化势力极力抵制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影响。直至 1 92 7年初 ,香港青年才邀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到香港演讲 ,在一个文化后进的地区点燃五四新文化火种。鲁迅的演讲 ,揭开了香港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从此 ,香港新文学的进程与国内新文学同步。鲁迅对香港新文学的兴起和发展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试论胡适与周作人抗战时期不同的人生道路抉择

胡适、周作人都是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影响很大的一代宗师。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共执牛耳,名震一时,成为一代青年追崇的偶像。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时曾对斯诺说过,自己年轻时,“非常钦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楷模”。①郑振铎曾将鲁迅和周作人一道并列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上“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②此后长达二十年,胡、周二人为宣扬民主、自由、科学、个人主义的新思想并肩战斗,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同一般的信赖与推崇。直至抗战爆发,胡适在受命担任驻美大使的途中,还作了一首诗《给周作人》:“藏晖先生(胡适在…     

新文学史上一个“怪圈”的背后——对《狂人日记》奠基意义的反思

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到“四人帮”粉碎为止,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刚巧近乎一个“甲子”,在这六十年中,新文学在《狂人日记》这一声呐喊中诞生,从无到有,随着历史的进展而不断发展壮大,但突然间,人们惊愕地发觉,它居然又跌落到了它的起点——,“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以反对封建主义而发难的中国新文学,又几乎被封建主义彻底扼杀。一个“甲子”的新文学史实,描绘出这么一个令人心惊的怪圈！ 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文学复苏了中国新文学的生命。     

一种现代性的修辞：中国文化场域“新女性”话语的发生逻辑

从现代话语建构的角度看,“新女性”一词是在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的。晚清时期的“准新女性”话语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话语虽同为以女性为能指的现代性修辞,但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女性”话语的发生联结着不同时期新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方面的范式嬗变,即从晚清新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现代化想象到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现代化想象的范式嬗变。立足于全球视野,结合概念史分析方法,重新审视“新女性”话语在中国文化场域的发生逻辑,有助于理解启蒙现代性框架下个人主义论述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有助于从思想史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个人发展理论所展现的积极前景。     

论反对个人主义

<正> 反对个人主义,是我们党的思想建设乃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本世纪20年代,毛泽东就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个人主义倾向。1937年,他又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自由主义“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可见其真正所指实即个人主义。嗣后,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都反复强调了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对我们坚持反对个人主义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现时代的任务与社会现实出发,邓小平不仅对此做了多方面的分析,而且针对一些所谓“批判”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错误思潮,要求我们必须“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很显然,在反对个人主义这个问题上,一切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