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价证券诈骗罪

有价证券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客体为国家对国家有价证券的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主体系一般主体;主观方面为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同时,必须注意本罪与伪造、变造有价证券罪的区别。     

变造货币罪应纳入伪造货币罪范畴

按照现行刑法规定,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是两个不同的犯罪行为,构成要件也不同,通过对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的比较和分析,为了便于司法实践中打击和惩治这类犯罪行为,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宜规定为同类犯罪,适用相同的量刑幅度。     

海峡两岸伪造文书罪的立法比较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刑法在伪造文书罪的立法规定上的差异主要在于立法模式不同、对文书含义界定不同、客观行为表述不同、伪造文书罪保护对象不同以及对无形伪造行为的规定不同等方面;其相同之处主要在于均未对本罪的主观目的作限制,在立法上均为明示所持立场。     

论伪造、变造文书的检验

在同罪犯作斗争中,有的犯罪分子利用技术方法伪造公文、工作证、边境通行证、户口迁移证、护照、证明信、合同书、支票、收据、帐目、货币、票证等,以实现其犯罪目的。因此,通过文书检验,揭露证明伪造事实,分析判断其伪造方法及特点,为侦查破案,审理罪犯提供线索,为证实犯罪或澄清嫌疑提供证据,为解决民事案件提供依据。 伪造文书,是以真样为样本,或按伪造者的需要,自己设计,用复印、描绘、印刷等技术方法制作的假文书;变造文书,是伪造者利用真实文书的一部分内容,并加进自己为达到     

数字人民币视域下的货币犯罪

数字人民币具备不同于私人数字货币、人民币现金和移动支付的诸多特性。我国货币犯罪案件的数量并未因移动支付的广泛运用而降低，相反近年来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导致货币犯罪的罪名在整体上的立法和适用价值进一步增加。针对数字人民币，货币犯罪的变革可采用立法修改、刑法解释和理论更新相结合的方案，具体为：停止适用变造货币罪，并根据伪造货币罪来认定变造数字人民币行为；修改关于伪造货币罪的低位阶规范性文件并重新解释相关构成要件要素。适用该罪时应注意：伪造货币罪是行为犯，无须发生进入流通、完成支付等结果即可既遂，这适用于数字人民币。在数字人民币的场合，应在该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中保留而非删除流通的目的。应对伪造数字人民币的常业犯从重处罚；停止适用持有假币罪和运输假币罪，对持有和运输假数字人民币行为出罪；购买假币罪、出售假币罪和使用假币罪可适用于数字人民币，但应注意：购买假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中要有流通的目的，而出售假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中无须有该目的。对使用假币罪而言，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使用时，必须紧紧围绕"进入流通"来判断。一切导致假币进入流通的行为方式，包括支付对价、偿还债务、作为保证金提供给他人、作为注册资本验资、交换、赠与、存入金融机构、兑换真币等均属于使用，但单纯出示、委托保管不属于使用。判断假数字人民币是否进入流通时，不应使用与有体物紧密相关的"占有"一词，而应使用抽象意义更强的"支配"一词，具体而言：当他人从行为人处以电子支付方式取得对该假币的支配或破解了该假币的加密数据，并能对其随意支配时，该假币则进入了流通。行为人使用假数字人民币的行为表面上看同时构成使用假币罪和诈骗罪时，二罪的关系不是法条竞合而是想象竞合。根据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当将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法定刑较重的使用假币罪。     

论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及其法律适用

论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及其法律适用郭安元（西北政法学院）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于１９９４年３月５日通过了《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该《补充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了“提供伪造、变造的...     

媒体关注·新政新知

制售假纪念币以假币罪论处 I1月3日起施行的《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伪造、出售、购买、变造伪造的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将纳入假币犯罪进行惩治;制造真伪拼凑货币的行为,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罚。     

有价证券诈骗罪若干问题及实例评析

本文主要研讨了下述四方面内容:一是有价证券诈骗罪的基本构成;其次是国外相关犯罪规定及其评介;再次是对有价证券诈骗罪本身的认定及其牵连犯处理问题。包括:“使用”伪造或变造的国家有价证券的定性、有价证券诈骗罪能否由间接故意构成、伪造及变造的国家有价证券有无确定的仿制、变造的“摹本”或“底本”之争,等等。最后,本文通过“涉嫌触犯本罪与他罪的个案”解剖的方式,进一步探究了本罪适用过程中的诸种疑难问题。     

关于“身份盗窃”行为的入罪化思考

＂身份盗窃＂行为的日益普遍造成了巨大的现实危害,现行刑法的制裁体系严重滞后。依赖于＂招摇撞骗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伪造、变造身份证罪＂的制裁体系,虽然在客观上可以部分实现对于＂身份盗窃＂行为的刑事制裁,但这一体系的形成,更多地不是一种立法的主观追求,而是一种意外形成的立法效果。深入思考和研究＂身份盗窃＂行为对于传统刑事立法的冲击和对于传统刑法理论的挑战,逐步实现＂身份盗窃＂行为的独立入罪化,已经越来越有必要。     

票据的伪造、变造问题研究

票据必须符合票据法规范,一旦存在瑕疵,将影响票据权利的行使。票据伪造、票据变造是典型的票据瑕疵问题。票据伪造和票据变造,会给票据的持票人、付款人以及伪造、变造票据的行为人带来相应的法律后果,使该票据关系的相关主体承担极大的风险。有必要对付款人承担的错误付款风险,给予必要的法律救济,加重受让伪造、变造票据人的风险责任。对票据伪造和票据变造进行规定,完善中国票据法对票据变造的界定。     

上行文"机关代字"的规范化

国家现行公文处理办法未对上行文"机关代字"作出明确规定,致使目前上行文"机关代字"存在一些混乱现象,这不仅不利于公文的规范化管理,而且还给公文教学和写作带来混乱.在分析了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规范使用上行文"机关代字"的建议.     

文献资源建设中的剔除环节──文献资源建设理论与实践研讨之二

剔除不仅具有清除陈旧失效文献、减轻工作人员负担、减少书库压力、缓解空间紧张的作用，在文献资源建设中还能发挥净化、优化功能；活化功能；控制功能；反馈功能；检验功能；复苏功能。这就使得剔除成为文献资源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剔除没有绝对的统一的标准，一般只能以文献的内容、外形、文献的年龄以及使用情况为依据，综合归纳拟定出适用于自己馆的文献剔除标准和范围。剔除的方法多种多样，最好将几种方法结合使用，取长补短，效果会更好些。     

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中国路径——基于审判信息公开语境之诠释

民事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在审判信息公开、审判信息获取权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需遵循司法公开的本质规律、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多元价值理念,从明确法院主动公开裁判文书的义务、拓展公众对民事审判信息知悉的渠道、扩充可公开的民事裁判文书种类、增设民事裁判文书公开救济机制,以及建立民事裁判文书更新、撤销等保障机制之路径予以优化。     

软件文档的编制及辅助工具的设计

软件文档在软件的设计、开发和维护的过程中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软件文档的标准化及软件文档的编制工作也备受广大软件开发人员关注.文章对软件文档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个软件文档辅助工具的设计方案.     

我国文献保护研究中新成果探析

近10年来，我国文献保护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其主要表现在纸质文献的纸张和字迹保护、文献有害生物的防治、建筑设计规范的制定、声像和数字化文献的保护诸方面，今后发展的总趋势和重点是数字化、网络化文献的保护。     

宋朝公文的“检”与“书检”

宋朝公文在形成、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形态,以及这些文书的签署情况,构成了考察各官司日常政务处理及权力运作实态的切入点。本文探讨了宋朝公文制度中"检"与"书检"的含义和作用。"检"是公文产生过程中的一种文书形态,具有相关公文"存本"的功能,使得各项政务的处理有据可查,确保文书流转的严密性。与"检"的使用相关,"书检"这一政务处理的方式,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公文制度中都有所体现。"书检"一方面表明相关负责官员的职权范围,保证了官司事务处理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维护官员的"身份秩序",是宋代公文制度中对官员等级秩序的一种巧妙安排。     

文献传递服务初探

文献传递服务模型 ,其传递中心与支持网络可以提供高效完备的文献保障 ,提高系统内的文献利用率 ,达到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目的。     

透视公文体式写作研究之现状

公文体式写作研究阐述最简易的类型是浅显知识介绍,通常以"怎样写**"的模式出现。这只能算是一种启蒙教育。公文体式写作研究阐述最普遍、流行时间最长的类型要数"格式说明+例文"的简易模式。这种模式比起浅显知识介绍型来,有所进步,但非常有限。问题主要在于运用这种模式过于简单,过于粗疏,在例文的引用列举上尤其如此。这表现在一个公文体式只举一篇例文,而且没有分析说明;一个公文体式举有多篇例文,但同样没有分析说明;错用例文而产生误导;错用病文作范文而产生误导;推荐病文作范文而加深误导等。公文体式写作研究逡巡不前的原因之一是人们至今仍普遍认为公文写作只是一种简易、机械的技术操作,所谓的公文写作学是不存在的;原因之二是公文写作研究人员的队伍尚不精锐有力,特别是缺乏能真正统领大军冲锋陷阵的将领和统帅。(打破这种现状的)突破口是群策群力,及早编创一部能极有效地指导公文写作实践的新经典《现代"尚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