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经济不确定性对会计的影响

把不确定性因素引入到经济学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Knight(1921)最早注意到不确定性对于经济分析的重要意义,他不但创造性地将其与风险作了区分,而且还将其作为研究利润来源和企业家职能的重要线索。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站在会计的立场上,把握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财务的影响,使得一个企业在风险联合分布的一体化经济环境中持续经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风险特征

构建了包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随机贴现模型,通过参数校准、静态比较等方法,探讨了不同政策不确定性下股票风险的动态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模拟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股票风险的传导机制,并通过组合分析法检验政策不确定性在股票风险形成中的作用,以此验证该理论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风险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政策不确定性能够通过企业现金流、贴现因子和相关系数等途径提高股票风险,该效应在控制传统风险因子、企业异质性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后依然显著;2)具有非国有性质、较低盈利能力和低资产增长率的企业股票更易受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3)在经济萧条和改革幅度较大的阶段,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风险的溢出效应显著增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风险特征北大核心CSCDCSSCI

构建了包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随机贴现模型,通过参数校准、静态比较等方法,探讨了不同政策不确定性下股票风险的动态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模拟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股票风险的传导机制,并通过组合分析法检验政策不确定性在股票风险形成中的作用,以此验证该理论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风险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政策不确定性能够通过企业现金流、贴现因子和相关系数等途径提高股票风险,该效应在控制传统风险因子、企业异质性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后依然显著;2)具有非国有性质、较低盈利能力和低资产增长率的企业股票更易受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3)在经济萧条和改革幅度较大的阶段,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风险的溢出效应显著增强.     

CAS视角下的商业模式设计与组织适应性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的“有序”、“混沌边缘”等概念,引入组织适应性作为结果变量,重新思考了效率型和创新型两类商业模式设计对企业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企业进行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会形成对环境的简单适应性,进行创新型商业模式设计会形成对环境的复杂适应性.进而借鉴“必要多样性定律”和“系统复杂性与环境复杂性匹配观”探讨了组织复杂性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并指出企业进行商业模式设计的选择应以是否与组织复杂性及环境不确定性匹配为依据.当组织结构简单、战略和目标单一的企业处于简单稳定环境时,适合设计效率型商业模式;当组织结构复杂、战略和目标多元化的企业处于复杂动态环境时,适合设计创新型商业模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凤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 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我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风险识别

<正>1901年,美国学者A.H.Willett第一次为风险下定义:"风险是关于不愿发生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之客观体现"。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F.H.Knight将风险与不确定性加以区分,指出"风险是可测定的不确定性"。鉴于行业理论界的普遍认识,风险定义主要包含以下三种:(1)风险是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2)风险是未来结果的波动性;(3)风险是损失的可能性。     

国际油价、宏观经济变量与中国股市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首先基于Massacci (2017)提出的时变POT模型、应用纯时间序列方法测度动态尾部风险,再利用Diebold和Yilmaz (2012, 2014)提出的溢出指数模型,结合滚动样本估计方法,从方向、大小和动态性的角度考察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体系之间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总溢出指数在危机时期显著提高。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的方向性尾部风险溢出效应要弱于其接收自宏观经济体系的冲击,是系统中最大的尾部风险净接收者。其中,国际原油价格、货币政策的极端变动等均对股市尾部风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是中国股票市场尾部风险的重要来源。此外,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正逐渐增强。因此,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政策制定者和监管当局应特别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中欧货币汇率的极端风险传播研究

2016年10月1日, 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篮子, 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人民币国际化为经济活动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伴随着汇率风险传播的可能性, 这体现在不同货币汇率的极端联动性上.所谓极端联动性, 是指不同货币汇率同时大涨或大跌, 这不利于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 也会影响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行.因此, 研究货币之间极端联动性的特征和原因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首先采用多种动态的Copula模型, 研究了欧洲地区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和人民币汇率之间从2008年到2016年间的极端联动现象.发现, 两个地区货币汇率的极端联动现象自2016年起有所增强.这不仅体现在极端联动的概率显著上升, 还体现在其持续时间的延长.为了解释该风险溢出现象背后的原因, 本文随后研究了影响极端联动概率的可能因素, 包括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中欧双边贸易的开放程度, 以及金融一体化的程度等.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结果显示,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于中欧地区货币汇率的极端联动现象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中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起主导作用, 尤其是在进入2016年之后.本文认为降低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将会有效地减少汇率风险的传播.     

论管理学复杂性范式

运用复杂性理论分析了组织发展中的复杂性现象.在知识经济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组织经营环境的不稳定性使越来越多的管理学家倾向于将组织系统理解为一个非线性系统和复杂性系统,因而应用非线性系统理论和复杂性系统理论研究组织变革与发展问题、解决和诠释组织变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和新问题,成为管理学理论范式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基于信息更新的动态资产组合选择

本文研究了不完全信息下风险资产收益前两阶矩的参数不确定性对动态资产组合选择的影响。首先,在连续时间下假设资产价格服从随机扩散过程,引入参数不确定性,运用随机控制方法推导出风险资产最优选择的封闭解,给出定性分析。其次,在离散时间下用一阶自回归模型描述风险资产收益动态,基于贝叶斯分析框架,以上证综合指数不同区间段的两个样本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投资者的风险规避程度大于(小于)对数效用时,参数不确定性将导致负(正)的投资期效应;当投资者在估计过程中运用较多的历史数据、或者风险规避程度增加时,参数不确定性的影响将减弱;参数不确定性下的资产组合选择可解释风险溢价之迷。研究说明了在动态资产组合选择过程中应考虑参数不确定性问题。     

美国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时变冲击——基于QBLL-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伴随着外部不确定性的凸显,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到外部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不确定性的冲击.为此,本文基于拟贝叶斯局部似然估计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QBLL-TV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美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金融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三类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动态影响及其差异.实证结果表明:(1)美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引致中国产出和价格分别在2014-2020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显著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大;美国金融不确定性仅引致中国产出在2016-2020年显著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居中;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仅引致中国产出在2019-2020年显著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小.(2)美国宏观经济、金融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通过降低中国消费和中关货物贸易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但美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还分别通过降低中国投资和中国股价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3)时变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金融不确定性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外部因素,而在2017-2020年美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外部因素.据此,建议政府建立前瞻性预警机制和反应机制、强化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监测与分析,充分利用多种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对国内经济进行适时、精准干预和引导,扩大对外贸易开放、实施多样化的贸易开放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     

利率不确定性下可推迟投资项目的动态选择

在描述二叉事件树的基础上,探讨了基于无套利利率模型的折现函数和短期利率的哪确定方法,以及利率不确定性下投资项目在二叉事件树上各节点处的项目净现值和修正净现值的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利率不确定性下可推迟投资项目的动态选择方法,并用实例加以说明.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应转向不确定性与风险——基于经济周期视角的思考

2017年以来关于"经济新周期"的争论,显示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走势存在重大分歧,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增加。经济周期理论力图通过各种长度不同的确定性周期组合来解释和说明经济波动,是以过去确定性的经济运行周期来推演不确定性的未来,测不准是其常态。在不确定性强化,各类风险叠加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应以不确定性思维和方法,把防范化解风险放在首要位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网络舆情与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

基于45家上市金融机构2015年1月至2020年3月的月度数据，从反映系统性风险的极值风险与传染效应两个维度各选取一个指标，即条件在险值差(ΔCoVaR)和吸收比率差(ΔAbs),并利用网络爬虫与文本分析构建金融机构网络舆情指数.然后，采用静态面板与动态面板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网络舆情与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考察网络舆情的中介效应，并从金融机构的类型和规模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积极和消极网络舆情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性；2)网络舆情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潜在传染渠道；3)网络舆情的中介效应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金融机构间存在异质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0—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这一关系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和盈余波动性较大的企业更加显著,在国有企业、有政治关联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的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企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研究结论表明,面对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一方面,企业可能会根据自身经营管理的风险,将社会责任履行作为应对风险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政府有动机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更好实现政府目标。     

人云亦云抑或独树一帜?——基于风险感知视角的不确定性与分析师羊群行为

本文探讨了经济不确定性对分析师羊群行为的影响,并将不确定性按风险感知程度的高低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来考察这种影响是否存在不对称性。结果显示,国内不确定性因更高的风险感知引发分析师羊群行为,而国际不确定性因更低的风险感知引发分析师勇敢行为。进一步检验发现,不确定性与分析师羊群行为的关系并非由实质的经营风险不同而导致,更多来自心理层面的感知;分析师实地调研并未影响不确定性与羊群行为的关系,排除了伪羊群的影响机制。横截面异质性检验发现,国际收入占比加剧了国际不确定性影响下的分析师勇敢行为,明星分析师抑制了国内不确定性下的羊群行为,女性分析师则同时抑制了国内不确定性下的羊群行为和国际不确定性的勇敢行为。本研究从分析师视角拓展了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研究,从地理层面考察了不同风险感知程度下分析师的行为差异,为分析师羊群行为的成因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实证证据。     

基于非参多元Expectile模型的原油价格风险测度研究—宏观不确定性视角

当下政治经济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原油价格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大幅波动，因此在当前不确定性环境中建立一个有效的风险预测模型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基于非参多元Expectile模型，选取2010年1月5日至2020年1月6日的美国西德克萨斯原油价格的日度数据，构建同时包含地缘政治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六个宏观不确定性变量的原油价格风险预测模型。此外，引入APARCH模型和基于蒙特卡罗方法的GARCH模型，比较以上三个模型预测能力。最后，基于预测的VaR值计算调整的Sharpe比率。结论表明，整体上，非参多元Expectile模型能较好处理多个宏观变量包含的信息，具有更高的预测能力。在不确定性事件叠加发生的时期预测表现依然优于其他模型，减少了不确定性增加导致原油市场波动幅度增加带来的风险，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因此，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本研究可为政策制定者和监管当局面临不确定性上升环境下建立有效的原油价格风险预测模型提供参考，制定应对政策防范化解风险，同时也为投资者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提供预测参考，尽量规避损失同时获取收益。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银行资本网络

在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视角下实证研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各国或地区之间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往来的影响,并考察宏观审慎政策的缓冲效果.基于2000年～2016年的103个经济体的季度面板数据回归,本文主要发现：第一,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造成负向冲击,显著降低网络中各国资本流动的入度、加权入度、加权出度和加权度;第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显著降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向冲击;第三,贸易联系渠道和外汇风险暴露渠道是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的重要渠道.本文还进一步从中美贸易摩擦事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长期影响、不同类型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以及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间接外溢影响角度,拓展了对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分析.加深了对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产生的潜在金融风险的理解,也为各国或地区防范和应对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冲击提供了理论依据.     

经济不确定性是股市波动的因子吗？——基于GARCH-MIDAS模型的分析

本文运用混频模型（GARCH-MIDAS）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包括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两方面。总体来说,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中国股市的波动,但强度有限,且A股、B股间表现出差异。经济运行（IP）和消费（inf）中的不确定性是A股、B股共同的波动因子,且IP的贡献度最高;货币政策（IR）、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PU）对A股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影响B股的长期波动趋势;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AEPU）的影响则不显著。加入显著性指标有助于提高波动率的预测精度,混频模型为分析股市波动中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有助于识别股市波动中的经济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