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民族航海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从回回民族史角度看郑和七下西洋

唐宋时期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活跃在南海丝绸之路上,成为南海丝绸之路一支活跃的力量。后来留居中国本土的他们的后裔成为形成中的回回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元代,朝廷重视海外贸易,擢任回回人主持海外贸易机构,使元代的海外贸易较唐宋时期更加发达。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其所著《蒲寿庚考》首章《蕃汉通商大势》中写道:“自八世纪初至十五世纪末欧人来东洋之前,凡八百年间,执世界通商之牛耳者,厥为阿拉伯人。其最盛之时,则在八世纪后半阿拔斯王朝奠都缚达以后。阿拉伯人由海上与中国通商,彼…     

论唐与奚、契丹的和亲

安史之乱前,唐朝为控制辽西,以便向东控制辽东,向西控制北亚,试图用和亲来抚绥辽西两蕃奚、契丹,但由于两蕃的内讧而归于失败。之后,唐与两蕃陷入了累年相攻之中。     

北宋西北蕃市贸易述论

宋代的西北蕃市是民族民间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本文从北宋政府对蕃市采取既较为自由和明智 ,又有所控制和干预的政策 ,分析了西北蕃市的特点 ,以及蕃市的分布、蕃市的贸易状况和蕃商在西北边区民族贸易中的中介作用     

明成祖召请大乘法王史事考

目前学界对明成祖召请大乘法王昆泽思巴一事尚无专题性研究。前人对昆泽思巴的身份和前往汉地的活动有大致梳理,但明成祖遣使召请昆泽思巴的相关背景、召请的次数和过程、昆泽思巴前往汉地的行程路线以及在汉地的活动内容等问题依然不甚明了,且关于昆泽思巴请求明成祖令帕木竹巴交还萨迦大殿一事的研究亦有待深入。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藏汉文献特别是昆泽思巴的传记和其与成祖皇帝父子的信件,对以上问题进行考述和辨析,对明成祖令帕木竹巴交还萨迦大殿管理权之事加以补充论述。     

云南回族族源考略——兼论元代回回对云南的贡献

回族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是七世纪以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到中国经商,留居广州、泉州、杭州、扬州、长安等地,以及十三世纪以来,由于成吉思汗西征而被迫东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央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陆续在我国定居后,与汉、维吾尔、蒙古等族人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     

蕃客东来与郑和出使西洋

唐宋时代,阿拉伯、波斯人掌握有先进的航海技术,拥有精确的海程记载。元代回回人继承了唐宋时代阿拉伯、波斯人的航海技术。明太祖、明成祖两代帝王了解唐宋元数百年间回回民族及其先民阿拉伯、波斯人在中国的海外贸易中的贡献及其所处的重要地位。所以当明成祖物色出使西洋的领导人员时,很可能把预选人员锁定在具有航海经验的回族官吏中,这样郑和才有了浮出的机会。郑和是伊斯兰教圣裔,他七次出使西洋所到国家,有伊斯兰国家,也有佛教国家。作为统帅的郑和要顺利地完成出使西洋的任务,必须充分尊重各国家、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不同的风俗习惯。为此,郑和曾在航海过程中多次参加佛教、道教活动,此实为作为出使西洋的正使的政治家的政治行为,不是他个人宗教信仰的具体功修和实践的表现。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返航时亡于古里,此说言之有据。     

唐宋时期穆斯林蕃坊考

唐宋时期是穆斯林来华的侨居时代，其聚居区称为蕃坊。本文对蕃坊的形成、组成形式、蕃长职掌及性质、活动等多方面进行论证；同时指出唐宋时期穆斯林蕃坊对后来的教坊制度、哈的司管理机构的影响     

当代"蕃坊"的崛起——义乌穆斯林社区发展历程的初步调查

唐宋时期,在当时的杭州、明州(宁波)等地,建立了有外国侨民居住的“蕃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行,大量的中外穆斯林到浙江义乌来经商贸易,定居生活,使义乌成为新的“蕃坊”。通过对义乌穆斯林的人口变迁,义乌的清真寺、寺管会、阿洪和墓地,义乌穆斯林的职业构成,义乌穆斯林的婚姻家庭与子女就学情况,义乌穆斯林的精神生活状况等方面的论述,使人们对这一新的“蕃坊”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浙江义乌新的“蕃坊”的出现,也反映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均重视和谐与和平的共同价值取向。     

杭州伊斯兰教阿拉伯文波斯文古墓碑考

杭州存有20方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墓碑，其数量仅次于泉州。本文对墓碑的以往研究进行了回顾，描述墓碑的发现与分布，并对碑文进行鉴定和考证。     

海南岛回民考

<正> 海南岛地处南海之中,北接大陆,南邻太平洋岛屿诸国,跟大陆最近处仅18海淫,在古代海运条件下,至越南中部东海岸,顺风一日即可抵达①。海南岛海岸的商埠、港口是阿拉伯蕃船驶入中国大陆,以及我国海舶往南洋必经之停泊点,大批阿拉伯、南亚、东南亚穆斯林,以及大陆回民从西汉至明初曾先后落籍海南岛,在开发海岛中作出了贡献。海南岛回族的来源海南岛回族由三部分群体组成:(一)以波斯、阿拉伯人为主体的外籍穆斯林(俗称“蕃人”、“番人”);(二)信奉伊斯兰教的越南占城地区的土著居民——占族;(三)大陆的回族及其后裔。外籍穆斯林落籍海南岛主要有如下原因:(一)蕃舶,番人遭遇抢劫,落籍海南。     

元代回回商人在甘宁青的活动和特点

蒙元王朝在其盛时状况时期,无论是在社会经济,还是在交通运输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加之元代对商业活动的保护和有效管理,都为元代社会地位较高的回回商人在甘宁青的商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虽然在整个元代而言,甘宁青回回商人的商业活动无法和东南沿海及中原地区的回回商人的商业活动相提并论,但是这一时期回回商人相比于他们的先民唐宋时期的"蕃商".他们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宋代社会之变与回族先民的发展

唐宋时期因经商等原因留居中国的穆斯林“番客”被认为是中国回族的先民。宋代穆斯林番客在华贸易较前代更为兴盛,回族先民也获得更大发展。本文依据文献资料,从体制之变、民生之异及风俗之移等方面,阐述两宋时期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对回族先民发展的促进作用。     

唐宋穆斯林史实杂考

本文依据文献资料,对唐宋有关穆斯林史的几段有歧见的史料加以分析,内容涉及唐代的蕃坊、辽与大食的关系、蕃坊中蕃客的宗教信仰、蕃商社会的法律等问题,作者在引证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广西土司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广西的土司制度是中原封建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所施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它渊源于唐、宋时代,确立于元代,完善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国时期,期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对广西地方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广西地方史和民族史的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广西土司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研究中缺失和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和研究。     

地域经济与羁縻制度——宋代广西左右江地区羁縻制度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元代以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从政治控制的角度讨论土司制度的起源.本文以广西左右江地区为例,探讨两宋时期该地区羁縻制度的建立、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元以后的土司制度.本文认为,该制度过程与当地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市场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羁縻制度到土司制度,是地方洞酋与王朝政治在两宋期间围绕着市场展开互动的结果.这一结果,又对元明以后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区域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福佬人论略(下)

唐末五代,福建漳、泉两州形成小割据局面,两州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加强,民间社会经过互动、整合,在语言、习俗、社会心理诸方面渐趋一致,福佬族群因而形成;宋代以降,福佬族群渐次向潮汕地区移植,并先后于宋、元、明三朝形成移民高潮,成为潮汕居民的主要成分。     

“南海一号”与宋代广西北部湾的对外交往

宋代中国南海海上贸易空前繁荣,留给后人的最直接航海物证就是"南海一号"古沉船。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与广西北部湾港口形成的基础上,随着宋代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改变,广西北部湾主要以安南等东南亚小国为交往对象,中心港口移至钦州,钦州博易场等地成为主要的贸易场所。"南海一号"发掘地所在的阳江外海面是商船从广州、福建港口经由北部湾到南海各国的经过地,也是广州与钦州间来往商船的经过地。广西北部湾港口特别是钦州港的对外交往是宋朝海外交往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     

"天书降神"新议--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

宋真宗"天书降神"一事,不但为当时"不语怪力乱神"的儒者反对,亦为今世秉后见之明,崇尚"理性"、"科学"的学人严厉批判.但元儒修撰<宋史>,于此曾表"同情之理解".本文即以此为起点,以考据为基础,试图揭示"天书降神"背后的文化意蕴和实际效果,并提出与亨廷顿"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不同的观念--"文化竞争"(the cultural struggle).     

回族起源的DNA证据

应用现代DNA分析技术,研究回族的起源、迁徙、融合、演变,探讨回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及有关发展规律,应是回族学研究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本文利用本实验室积累,综合国内外其他族群基因资料,以群体角度从DNA水平探讨了回族的起源、迁徙、演化等问题,证实了以往大多数人类学调查的结果,即回族与北方民族之间有相当大的融合。并且明确了回族中有较大比例的高加索人种的混杂程度,而这种基因流动应该主要与唐宋时期西域商贾、使者留居和蒙元时期蒙古人西征有密切关系,为传统的回族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回回文初探

13世纪波斯语成为在中国生根的一种外语、一种少数民族(即回回人)的族内共同语言,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伊斯兰文化圈的国际交际语言。明朝建立之后,承续元朝传统,波斯语不仅继续成为明朝与外国交流的语言,而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于是兼通汉回两种语言的回回人受到重视。①波斯文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成为书写《荐福图》的五种文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