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三次"左"倾错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本文依据史实,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分析这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背景和危害,重点研究其发生的共产国际原因和应吸取的经验及教训.     

邓小平与中央苏区的反"罗明路线"

邓小平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为创建地方红色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却又历尽坎坷,大起大落.1933年 3月,时任中共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被"左"倾错误推行者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并受到错误的处置.他身处逆境,落难宁都,承受了种种难以忍受的痛苦.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遭遇的第一次磨难.事情发生的深层根源是邓小平不认同"赣南会议"对毛泽东的错误批评、指责,根本原因是邓小平的思想主张与"左"倾路线相悖,导火线是所谓"寻乌事件".历史证明,邓小平是中央苏区江西党内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抵制"左"倾错误的杰出代表.这是我党历史上一场错误的党内斗争.邓小平在这场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     

王明"左"倾路线对山东省革命斗争造成的危害及其教训

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山东省委领导的革命斗争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北方会议"前后由武平任省委书记的一届省委,由于大力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害最大.武平省委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还因为承接了前届省委的某些历史遗留,而导致了组织路线上的宗派主义,酿成了对诸如博兴暴动等重要事件和人物的极端错误的评价和处理,并进而导致了后来的严重恶果.这是一个应当认真汲取的历史教训.     

三次"左"倾错误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危害

本文主要论述三次"左"倾错误在革命形势上的"不断高涨"论,革命性质上的"不间断革命"论,军事战略上的"冒险主义",组织上反富农、"肃反"扩大化等方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危害.     

"文化惰性"与防"左"的重要性

"左"倾文化惰性的根深蒂固,主要是由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特殊的发展国情决定的.传统社会主义"文化惰性"中呈现出的"左"倾特质主要表现形式为教条主义、封建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之大敌.它产生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里,整合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内,体现了正统与革命色彩,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文化发展的禁锢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中共第三次"左"倾领导集体分化过程述略

中共第三次"左"倾领导集体的分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推行"左"倾路线之初就有认识上的分歧差异,但真正在行动上分化则发生在长征开始后,而最终从思想上彻底分化则是在延安整风时期.     

评陈独秀与"立三路线"的分歧和争论

按照传统党史教科书上的说法,"立三路线"是中共党内的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且不说这次"路线"错误是否存在,但是当时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确实在革命形势的分析上,以及对当时社会性质的认识上都存在极"左"的倾向.相反,由于陈独秀处于"局外人"的地位,所以摆脱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错误判断,对当时的形势有更加清醒的分析.但是由于陈独秀的观点与"立三路线"不同,所以两者就有了争论甚至斗争.     

"立三路线"批判与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

自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斗争,由于采取了不正确的党内斗争方法,从而造成了党内教条主义的恶性发展和党内民主的不断缺失,并助长了党内各种不正之风的发展,这一切,都严重地腐蚀了党的肌体,恶化了党内的政治生态.在这种政治生态中,党内的"左"倾错误迟迟得不到纠正,从而影响到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的历史,其间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通过对"三大规律"的深刻揭示,给中国人民历史主动性的发挥以新的理论武装,必将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坚持用科学态度学习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进程.     

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左”倾错误的国内因素探析

在民主革命前期,我们党由于处于幼年阶段,在各方面都不成熟,曾遭受一系列挫折。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在土地革命时期,又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这三次“左”倾错误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则着重从当时中国存在产生机会主义的土壤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错误来论述我党产生“左”倾错误的国内因素。     

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奋斗史,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追求。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     

陈潭秋在新疆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与苏联接壤,时任新疆督办的盛世才在政治上奉行六大政策,与中央政府保持半独立的状态,使新疆成为抗日战争的后方和中共与苏联来往的重要通道。对中共而言新疆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新疆的工作又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陈潭秋到新疆主持中共的地方工作是临危受命,勉为其难。在新工作四年中,陈潭秋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政治经验丰富,最早向党中央发出了新疆工作的警报。然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苏联基于种种考虑,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及时撤出在新工作人员,导致陈潭秋等80余人在新疆事变中被杀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继皖南事变后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打击。由于盛世才深藏不露,及时识破其真面目并非易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抗战时期新疆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重思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演变

执政方式是我们党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执政理念转化为执政实践的关键,它对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全面执政方式的历史变化,论析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建设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当今要继续执好政,关键是执政方式必须科学化。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群众观发展及其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和回答"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的群众观。这一群众观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南方谈话,是第一阶段,形成了以"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绳"为核心、以"改革"为主题的群众观;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召开,是第二阶段,形成了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以"执政"为主题的群众观;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是第三阶段,形成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发展"为主题的群众观;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是第四阶段,正在形成以"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为核心、以"圆梦"为主题的群众观。     

论党的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刑事法制的领导是中国刑事法制的一大特色。这种领导主要是通过刑事政策来实施的。在《刑法》颁布实施以前 ,党的刑事政策曾经起过《刑法》的作用 ;在《刑法》颁布实施后 ,党的刑事政策仍然起着指导、审视、修改、完善《刑法》的作用 ,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对刑事司法 ,都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坚持党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领导 ,这是我国刑事法制的一条政治原则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长征以极端艰苦、极端特殊的方式磨炼了中国共产党人,促进了党自身的建设。通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领导集体,酝酿和实行了政治路线的转变,中央领导出现崭新的风气,党走向了成熟。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论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各有侧重:第一代领导集体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第二代领导集体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第三代领导集体将功能建设和提高执政能力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加强党的建设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光明前途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始就以拯救中华民族为己任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 ,结合中国的实际 ,提出了正确的革命纲领、路线和方针 ,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 ,夺取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使中国有了光明的前途     

社会转型中的除旧布新

社会的整体进步往往在重大转折与变革中获得加速度,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后半叶推动的中国社会变迁,开辟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并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转型中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思维与举措的除旧布新,是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21世纪新的历史情况和历史要求做出的重大选择与理论创新。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青帮的争取与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都企图操纵利用青帮,积极反共,破坏抗战,同时,青帮依仗在民间的巨大社会势力也对中共发展壮大力量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针对青帮的本质特性,制定采取了积极、稳妥和灵活、科学的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