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诗歌的问题和隐忧

正宋宝伟在《北方论丛》2014年第1期撰文指出,新世纪诗歌在多元化语境中呈现出令人欢欣的繁荣景象,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隐忧:一、商业化语境导致诗歌精神的旁落与沉伦。诗歌隐藏在"个人化写作"招牌下,自我情感经验无限度地膨胀,拒绝诗歌意义指涉,丧失诗歌精神建构的勇气与责任感,诗魂在变轻,缺乏精神的"重度"。而且诗歌近些年随着社会商业化、市场化转轨出现了被物化的现象。不仅诗歌的"精神生活缩减到零度以下"(陈晓     

一种被忽略的审美倾向——西部诗歌审美趣味的当代性发掘

中国当代西部诗歌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被评论界所关注始于1980年代初期的"新边塞诗"。当时的"新边塞诗"以其英雄主义的浩歌崛起于诗坛,它与古代边塞诗的诗歌风格一脉相连。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西部诗歌虽然被边缘化,但却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摆脱了"新边塞诗"的局限,它所呈现的审美趣味更呈现出现代人的审美趣味。这一特征显示出当代西部诗歌丰富的内涵和高雅的品味,但过于"西部精神"强调却使这特征的丰富内涵长期被遮蔽或忽略。     

"两座城"学说与奥古斯丁的国家观

在《上帝之城》等著作中,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将整部世界历史叙述为"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历史。由此产生的政治思想史问题是,他所谓的"地上之城"是否就是现世中的国家?在简述西方学者们对此的三种不同认识之后,通过三个层次,层层推进地分析了"地上之城"与国家之间的关联。意旨奥古斯丁的认识中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为后世的基督教政治传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点。     

“第三代”诗:命名与阐释

自"第三代"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被广为人知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它的命名与阐释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态。本文试图回到历史现场,考察"第三代"出现之初和之后一段时期内诗人与批评家们在命名和阐释这一诗歌现象时的差异,借此反思当代诗歌批评的傲慢与偏见、错位与失语。     

从“世俗之城”到“神圣之城”——谈艾略特诗歌给现代城市研究的启示

＂世俗之城＂和＂神圣之城＂是艾略特对现代文明信仰缺失和对宗教秩序回归的隐喻。艾略特的诗歌借助＂世俗之城＂上升到＂神圣之城＂这样的动态表达最终揭示了人类道德文明再生的可能。通过城市启示录使得读者对其诗歌能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诗歌史与新世纪诗歌

仅就一般意义上而言,新世纪诗歌通常指2000年至今的诗歌创作,而诗歌史所研究的对象则是已经沉淀为"历史"的那些诗歌作品.何谓"历史",这本身即带给人们莫衷一是的困惑.在笔者看来,"昨天"即已经发生的过去,即可被视为一种"历史".因此,笔者注意到,在新世纪诗歌的创作当中,往往存在着对"过去"或者说"昨天"的书写,诗人们常常呈现出借昨日之事而抒当下情怀的姿态.因此,笔者从诗歌史的角度对新世纪诗歌做了新的解读,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对诗歌史与新世纪诗歌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新的思考与诠释.     

论穆旦诗歌的象征性意象系统

"象征",在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派诗人那里,被赋予了超越诗歌修辞学层面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更有着和"生命"、"存在"同等的意义."神"和类"神"意象、"肉体"、"野善"是其诗歌意象系统中最富代表性的象征性意象.从诗歌基本层面的"意象"入手,勾勒穆旦诗歌的象征性意象结构系统,并探知其诗歌的内在精神世界.     

“世界诗歌”视野中的穆旦

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诗人穆旦已经被充分经典化了.王佐良的评介文章<一个中国诗人>,是穆旦研究的经典之作;穆旦的诗作<饥饿的中国>,标志着穆旦创作走向世界.从<一个中国诗人>到<饥饿的中国>,穆旦提供了一种"世界诗歌","可译性"是这种"世界诗歌"的重要特点.穆旦的"世界诗歌",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意义重大,但也由此带来了穆旦诗歌中备受争议的"中国"问题.     

法藏“真妄互融”的语言哲学思想探究

法藏吸收了唯识学有关语言的看法,并发展其师智俨关于法界缘起的理论,统摄了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统一了虚妄分别的世界和恒常不变的法界,将语言的"染",变为了"净",得出语言可以显示诸法实相的结论,从而改变了中观以来的去除名言戏论才能获得诸法实相的观点,扭转了唯识学世间与出世间的割裂,表现出了对世间、对言说的尊重,从中可以看出法藏"真妄互融"的语言哲学思想。     

唐代西北疆域的变迁与边塞诗人的地理感知

边塞诗是唐人对"异域"世界感知的重要载体。初盛唐时期,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边塞诗人对新开拓的西北边疆有了全新的地理感知,这种感知使该时期的边塞诗显得恢宏豪迈、雄浑壮阔;中晚唐时期,西北疆界被不断压缩,诗人对边塞的地理感知随之与盛唐有异,在诗歌中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象。可见,唐代疆域变迁对边塞诗的创作有重大影响,从唐代边塞诗人对西北边疆的地理感知入手,可分析疆域变迁与边塞诗创作之间的关联。     

略论古代哲理诗

“诗缘情以绮靡”,自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首次提出这一命题后,抒情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特征被肯定了下来。确实,纵观我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实践,无论《诗经》、《楚辞》,抑或建安、太康诗歌,都是诗人抒发情感、吟咏性情之作。在这些创作中,诗人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知客观世界,而不是用概念去分析、判断客观世界。正因为如此,诗歌才成其为诗歌,诗歌才具有了它自身的特征和价值。但是,世间的事物总是复杂的,它们既有区别和对立的关系,也有联系、依存的关系,诗人在抒发主观感情的同时,又包含着对客观生活的分析和判断,这主要表现在:一、诗人的感情是基于对客观生活理解和认识产生的,而这理解认识的过程本身,就是分析和判断的理性思维过程;二、     

近二十年中国诗歌场域变迁

随着"社会同质化的消解",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诗歌场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呈现出与其他时代相区分的某些现象和特质。通过诗歌场与政治场、经济场等"权力场域"关系变化的分析,可知20年以来的诗歌场域经历了三个方面的变迁:诗歌场域空间的缩小与诗人的失重感、关于失重的反思和诗歌场域自主性构建的努力以及自主性构建的失败和诗歌场域的江湖化。     

“盘峰诗会”与叙述中的“90年代诗歌”

1999年的"盘峰诗会"是诗歌界此前关于"90年代诗歌"不同认知、立场、态度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引发了此后持续数年、参与人数甚众的诗歌论争、论战,其中既体现着不同诗歌追求和美学取向的分歧,也表征出微观诗歌场域中话语权力的争夺和人际关系、利益纠葛等的影响。"盘峰诗会"及相关的诗歌论争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此前诗歌的稳定性格局,呈现出新的力量对比和板块结构,对此后的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并作为典型个案,凸显出中国诗歌尤其是诗歌批评的诸多内在问题。     

后新时期诗歌症候"流行病学"论析

后新时期诗歌发展呈现出整体衰微的局面,自说自话的创作方式切断了诗歌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的联系,诗歌越来越失去阅读群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流行病学"分析方法来看,后现代主义审美诗学泛滥所形成的"三还原"、"三逃避"、"三超越"诗歌创作原则是导致它得病的"冠状病毒",而且流毒时间长,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生代"诗歌直到本世纪初的所谓"第四代"诗歌莫不如此.中国新诗要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必须从抒情言志、精神家园和语言艺术三个方面标本兼治.     

诗歌叙事的品质问题

90年代以来诗歌中的叙事转向是与新的时代文化背景相适应的诗歌话语策略,主张对现实生存采取冷静、理性、客观的观察态度,反对将外部世界情感化、虚幻化。但是诗界对叙事的限度认知相当不足,诗歌叙事的品质参差不齐,这一策略表现出被滥用的倾向,相同手法的诗作批量生产,泛泛叙事,不加节制,表现为低俗叙事与叙事的低俗、媚俗写作与类型化写作。取消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之间的对抗性策略,走向"深度叙事"或许是诗歌叙事的最佳出路。     

文学操纵:文学译介的一个特殊时代——十七年间英美爱情诗歌译介述评

文章论述了1949～1966十七年间英美爱情诗歌在中国的翻译与阐释.因时代语境、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英美爱情诗歌的翻译呈现出迥异的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爱情诗歌遭到冷落与排斥,而劳动人民的爱情言词得到热情的翻译与接受.英美爱情诗歌的译介折射出此间特殊的文艺观念及价值判断.极富私密性和个人化的爱情被高度政治化、阶级化和理念化,在红色革命理念和群体意识的操纵下,被译者和读者纳入到了单一类型化的文学图式之中.     

奥古斯丁的“两城观”——以《上帝之城》为中心

奥古斯丁在其传世著作《上帝之城》中提出了"两城"的概念,即"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按照奥古斯丁的理解,"上帝之城"是由上帝为王,由天使和圣徒所组成的天上之城。奥古斯丁认为,基督徒只是暂时寄居在"世俗之城"中,只有"上帝之城"才是他们永恒的居所。奥古斯丁的"两城"观念在基督教神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在有关基督徒身份认同这一方面,给予后人很大的诠释空间。     

“打工诗歌”的审美观照

"打工诗歌"以直面打工生活的勇气和责任,书写原生态的打工生活情状与生存体验,体现了文学对底层民众的悲悯情怀.诗歌以素朴的语言营造了一系列富有生活气息的诗歌意象,但呈现出简单化、理念化的倾向.同时,代言式的群体情绪的倾泄,也阻滞了诗歌向人性纵深之处的思考.     

恶搞·恶炒·恶俗——论作为媒体诗歌事件的"梨花体"与"裸体朗诵"

"梨花体诗歌"和"诗人裸体朗诵"成为轰动一时的媒体诗歌事件,在此过程中,诗歌以及诗人成为被"恶搞"的对象.在少数诗人那里,诗歌成为被用来沽名钓誉、追名逐利的手段而非庄严、崇高的艺术追求.同时,在大众媒体的恶意炒作下,悲剧性的文化事件被简化和改造成了喜剧性的娱乐事件,其内在性和精神意义被抽空.它们共同显示了当今时代文化上的恶俗之气,是大众消费意识形态对价值理性和人文追求的肆意扭曲.在如此的"共谋"下,诗歌成为被窥视的"他者",其形象被"脸谱化"和"妖魔化"了,诗歌本身受到了严重扭曲和伤害.     

论惠特曼诗歌中自然意象对中国诗歌的影响

由于惠特曼诗歌意象的影响,中国现代诗歌的意象世界里出现了与温婉静穆的传统意象相异的两个意象:雄浑的太阳意象和坦荡的大路意象,太阳和大路意象都在新的时代获得了丰富的意义内涵,使中国的诗歌呈现出现代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