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美育：“非功利”之“功利性”？——兼论浪漫派文学观

文学美育是文学教育功能的一个维度,与文学德育、文学智育功能有差异又有联系。文学美育的根本效应是陶冶人之情感,丰盈人之感性世界,提升生命存在之自由度。不同于文学德育的理性和“功利性”特质,文学美育有其“非功利”特质。西方浪漫派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学“非功利性”,突出了文学对人的感性世界的张扬与呵护,也为我们今天认识文学之美育功能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经典佐证。文学美育让读者在情感的浸染中使其心性或感性世界趋于丰盈和温润,提升人的情操,从而达成对人性的呵护与滋养,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功利”之“功利性”。我们对文学教育功能的认知不能仅仅停留在德育和智育等一般“功利性”层次,而应在强调文学之德育和智育功能的同时重视并发掘文学之美育功能,进而拓展、凸显和提升文学“作为”的空间与效度。     

谁的世界，何种文学:世界文学的非西方转向及其中国意义

世界文学正在发生非西方转向。这是世界文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变革,也是全球文明重心东移的结果。反殖民化和全球化使非西方文学史经历了国有化和世界化的历史进程。世界文学研究新范式主要包括：认为世界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观察视角,以西方视角为中心的传统世界文学观因其研究视野狭窄已逐渐丧失活力;从非西方视角出发导致了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非西方转向,多中心的非西方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重要引擎;世界文学非经典集合而是流通和阅读模式,视角多样性决定了世界文学图景的复杂性和多元性。1950年代中期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体现了非西方国家在全球体系建立之后的世界文学格局中建构世界文学新观念的理论自觉,非西方国家第一次以世界文学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身份,出现在世界文学观念的建构中。中国因其古老丰厚的文学传统及在反殖民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世界文学的非西方转向中具有引领作用,彰显了独特的中国意义。     

中国的东方文学理应成为强势学科

近百年来,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学优越论在我国根深蒂固。在学术研究中表现为以“中国”代“东方”、以“西方”代“世界”的“中西中心主义”;在大学课程教育中表现为许多大学不讲东方文学,使“外国文学史”变成“西方文学史”。这些都对我国的学术文化生态的平衡、对年轻一代完整健全的知识结构的养成造成了不利影响。我国学者的东方文学研究资源丰富,研究水平很高,但只有为数寥寥的精英学者,还不能使一个学科成为具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的强势学科。现在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培养、如何扩大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材和队伍,如何通过学术研究与教学教育的手段,使东方文学进一步真正落实到我国的文学教育体制中,使东方文学研究的成果为更多的人所学习、所理解、所关注,从而使我国的东方文学成为强势学科,这必将有助于营造真正全面、而不是片面的对外开放的格局。     

歌德与中国文学

诗人歌德不仅属于最早学习和写作中国诗歌的西方文化名人之一,而且早在1827年就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中德四季朝暮吟》与《西东合集》正是他学习东方文化的硕果。对18、19世纪中国文化与哲学思想在德国的传播与影响这一背景的研究,也引起我们对翻译与阐释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以及宽容与客观态度在跨文化研究时的必要性这两个问题更深层的讨论与反思。     

非西方国家如何建构世界文学:可能与途径

近年来,关于世界文学,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出现了“非西方中心”的理论走向.世界文学概念在诞生之初就包含着对强势文学话语霸权的消解,具有明显的弱势文学内涵,存在着非西方文化血统.世界文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客观存在着的作为各民族文学总和的世界文学,另一种是通过翻译建构起来的为各国读者所能感知的世界文学.和杰出的作家一样,杰出的译者也是世界文学的关键人物和世界文学价值的重要创造者.本土读者对世界文学图景的认知通常是民族文学引导的结果,世界文学在本质上是跨文明比较诗学,非西方国家对于世界文学的建构具有不容忽视的力量.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经典的形成与解构

“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坛的一个热门话题。有文学评论家批评“当代文学经典化滞后”,有作协官员“希望中国文学在新时代产生更多的经典化作品”,还有出版社推出一系列“当代文学经典”。对此,笔者不禁感到有些错愕,因为在笔者的印象中,所谓“经典”,怎么也是“过去时”的东西,即使不一定要历经数百年上千年,至少也应该“隔代”吧？哪有当代“作家作品经典化”的？还未“盖棺”就想“论定”,是不是也太操之过急了？     

全球化视域中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从歌德的总体性文学观谈起

歌德是德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但他又最少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在西方文艺史上,他鲜明地反对世界文化的“欧洲中心论”,大力提倡发展民族文学,并且在世界史上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他的文学观是最早具有全球化视域的总体性的文学观。歌德提出的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理论,直至今天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当下文学经典研究的文化逻辑

近来,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正成为我国当下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我国当下文学经典研究是由文化研究引起的,是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研究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演进和发展,同时也受到当代西方有关文学经典研究的触动和影响,体现了文学审美标准的辩证综合,反映了文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化.当下文学经典研究,由于其自身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得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等领域均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平台,因而对于整个文学研究界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将是一个开放的文本世界系统或相似的家族系统,新的文学经典将在多样化的文本及其价值之间的对话、沟通乃至质疑和竞争中脱颖而出.     

作为大学语文的一种改良方案——“大学文学教育”理念的提出

钱理群、李庆西、郜元宝编《大学文学读本》（2005年）的“导言”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大学文学教育”的理念。大学文学教育不同于传统的大学语文教育和大学文学专业教育,而是以大学各科学生为对象,以文学经典为中心,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学素养和人文教养为目标的崭新人文通识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是在大学通识教育成为大趋势的背景下,建立在对大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正确估计的基础上,对于当前焦灼的大学语文教育改革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简论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

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史观以世界文学的含义阐发为中心,提出了文学传播和文学阅读作为世界文学评价的两个维度,从而将超级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作品包含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之中。他的世界文学观念可以称为处理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区域文学和民族文学的策略,对世界文学选集的编纂和世界文学史的重写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以他的理论构建基点为中心,梳理并阐发了其理论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的现实意义。     

审美经典 经典审美——从《论经典》看哈罗德·布鲁姆的经典观

哈罗得·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就是一部审美经典,《论经典》作为本书的第一篇所表达的核心就是审美的文学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经典观。本文试图从“审美自主性”“审美批评”“经典的特性”这三个角度解读作者经典的审美观。     

弗·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观

在西方学者费尽心机经营的世界文学的宏篇巨制中 ,第三世界文学往往处于弱势。通过对近几年较有影响的弗·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观的学术梳理和剖析 ,说明任何企图靠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的“良心发现”都是不可能实现第三世界文学的身份“疗救”的 ,真正的出路应是来自第三世界内部的觉醒。     

老问题 新语码——也谈全球化语境和文学研究

并非存在着“每个人都在谈论全球化”的事实和必要性 ,中国文学近年来所发生的变化 ,未见得都是“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由“全球化”引发的“前沿”问题所覆盖的其实是中西文化关系这一百多年来百争不厌的老题目。但是 ,不同于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国作家学者对“世界文学”怀有热情的期望 ,在近年来的“全球化”讨论中 ,人们更多地传达出对西方“话语圈套”警惕的态度。这一态度使目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处境微妙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文学研究还值得做下去 ,那便只有 :管它圈套不圈套 !     

文学的文化阐释与经典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问题讨论的回顾 ,分别从接受美学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等角度阐述了西方文学史上经典的构成以及隐于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作者认为 ,经典的构成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 ,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一些人为的因素。由于“欧洲中心主义”和其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的作祟 ,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优秀作品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经典之外 ,因而从跨文化的视野对既定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者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文章着重讨论了弗莱的《伟大的代码》以及由此而显示出的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提出一种既带有精英意识的审美功能同时又具有文化研究的批判精神和去经典化尝试的经典重构策略 ,认为这是使得当今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可赖以进行对话的一个平台     

亚文学的俄底浦斯情结

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时代。因为某些具有本质性的事物突然之间会沦丧“自我”,跌落到“本真”的次层面。此种魔术般的转化其实揭示了事物不再成其为自身,“现在”已经蕴含了一种“似是而非”的“现实”。“亚”是对它们变形后的重新命名,含有否定的意味,同时也暗示了其来由。譬如我们美其名曰“亚健康”就是不健康,“亚文化”(如“同性恋亚文化”)就是非文化,“亚小说”明显缺乏小说的各个要素。我很遗憾在这里提到了“亚文学”,委实是想不起更好的称谓,遂灵机一动借用了这个方法,也是万不得已:仅仅为了把它与传统现实主义(经典)文学区分开…     

威廉·琼斯与东方学的兴起——兼论其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

东方学之所以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兴起,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被称为东方学的奠基人.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东方学的组织——亚洲学会,对梵语、波斯语的研究推动了东方语言研究的发展,通过论证梵语与希腊语等东西方语言的亲缘关系拉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序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印度的《沙恭达罗》、波斯哈菲兹的诗歌、阿拉伯的《悬诗》和中国的《诗经》等大量东方文学经典开创性地译介到欧洲,还萌生了先进的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对欧洲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既广且深.琼斯开创了东方学的纯学术传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萨义德所说的“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不可同日而语,却是欧洲历史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力量.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学和 1 8世纪的启蒙文学标志着现代形态之西方文学的成型。人文主义文学在汲取传统形态西方文学的人文养料后 ,孕育出了现代形态的“人”的母题 ,其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原欲”型、“原欲 人智”型、“原欲 人智 上帝”型三个阶段 ,其中“原欲”是核心内容。启蒙文学中“人”的母题总体上呈“原欲 人智 上帝”的结构框架 ,但侧重于“人智” ,“原欲”则以隐性形态存在着。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均因“人”的母题中“上帝”成分的存在而表现出对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疏离与反叛。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 ,中国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学思想 ,主要接纳的是西方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中“原欲”与“人智”意义上的“人”的母题     

古罗马史诗“经典化”之路

古罗马文学起源于对古希腊经典的翻译与改写,但两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本文选取史诗这一体裁,从诗格、神名以及“糅合法”三个方面对古罗马文学“经典化”之路进行描述,剖析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阐述其“经典化”之由.研究表明,在古罗马文学逐渐成为“经典”的道路上,翻译子系统与文学母系统、古罗马文学系统与古希腊文学系统以及文学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它的发展与演进.     

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

作家王小波(1952-1997)其人其文在中国当代文坛似属“异类”。所以成为“异类”,因素诸多,但拥有丰富的“西方资源”(以欧美文学为主兼及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在内的西方文化)并广泛汲纳乃一重要原因。从其经历可以发现:王小波分别从“家庭”、“学校教育”、自修式的“阅读”三途径接获了这一资源,而广泛的个人阅读对作家身份的王小波影响最大也最为重要。丰富的“西方资源”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王小波,使王小波有了科学的思维方式、相应的思想观念、“文理兼修”的知识结构和个人化的“文学观”———“小说家(应)是知识分子”、“文学是永恒的事业”、“做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小说应深得虚构之美”。检视其“文学观”,我们可以发现其以欧美现当代文学为主、以欧美现当代小说为要的西方文学“来路”:从杜拉斯处,他汲纳了小说艺术应“感性化”与“完美化”的艺术追求;从卡尔维诺处,他汲纳了“小说有无限的可能性”的乐观精神,释放了“想象”的双翅,高翔于虚构世界,将经典小说沉重的文体羽化为“轻”;从马克·吐温与萧伯纳处,他汲纳了入世、问世、讥世的精神与幽默、讽刺的艺术个性,成就了黑色幽默的个人风格;从奥威尔与昆德拉处,他汲纳了知识分子作家清醒自觉的社会批判意识与高度的责任感,对中国当代社会人之生存状况给予了深度关注与尖锐揭示。“西方资源”的拥有与博取,使王小波成为今日之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