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与恰达耶夫

提到恰达耶夫,我们马上就会想起普希金1818年的著名诗篇《致恰达耶夫》,想起该诗振奋人心的佳句:……趁我们胸中燃烧着自由之火, 趁荣誉感活跃着我们的灵魂, 我的朋友,让我们向祖国 奉献心中最美好的激情。 相信吧,同志,迷人的幸福星辰 就要在天穹升起, 俄罗斯将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政体的废墟上 将写上我们的名字！     

作为他者的俄罗斯——早期斯拉夫主义中的俄罗斯和西方问题

“俄罗斯问题”在俄罗斯早期斯拉夫派的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俄罗斯问题”的实质是俄罗斯的民族身份问题,也即俄罗斯文化的原创性问题。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认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片面的理性主义,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而“俄罗斯原则”则是对完整知识和聚合性的追求,它具有西方文明无法比拟的优势,只有它才能拯救正在衰败的西方文明。     

冯维津命题与近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觉醒

从冯维津的“俄国与西方”命题到“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辩论，俄国发展道路问题成为年轻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思考的首要问题。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争，在俄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巨大的开创性的意义，它标志着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并且由此产生了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两大传统，而这两大思想传统酝酿和造就了未来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流派和“激进主义一社会主义”流派。它左右着俄国和前苏联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影响至今。     

王鹏运的词学思想及对临桂词派的影响

王鹏运在推动词学发展上,除了数量甚众、风格卓异的词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词学思想及其对临桂词派其他词人的影响。他以词体为尊,推重词的比兴寄托,倡导“重”、“拙”、“大”“作词三要”,重词之体格,讲求体格与声律二者并重,推重空灵而厚重的梦窗词,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临桂词派的重要词学理论《蕙风词话》的建构与形成,为临桂词派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共识与歧异:改革开放以来对《新月》人权派及其思想的研究——以思想史著作为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有50多本思想史著作讨论过人权派及其思想。这些著作从不同的学科、视野来研究人权派、人权运动、人权论战,大大拓展了对人权派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这些著作看,学术界在人权派和人权运动产生的背景、分期、性质、消隐的原因、评价等几个方面形成了一些共识,但也存在着不少分歧。改革开放以来对《新月》人权派研究的成绩是显著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尚没有专门研究人权派及其政治思想的专著,对人权派的翻译作品重视不够,理论深度有待加强,研究角度、领域有待拓展等。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及其遗产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属东斯拉夫民族,曾共同生活在古基辅罗斯国家,13世纪蒙古大军的西征使俄罗斯和乌克兰走上了不同发展道路.1654年,俄鸟签署《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乌克兰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自乌克兰归顺俄国之日起,沙皇政府一直试图取消乌克兰自治制度.经过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乌克兰自治制度基本消亡,《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成为历史遗产.     

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严酷的国际竞争局势,战国策派学人提出了其改造国民性思想:把官僚化、文人化、乡愿化、阿Q化的“柔道的人格型”改造为具有柯伯尼宇宙观、战士式人生观、“忠为第一”、文武并重的“刚道的人格型”。战国策派还试图往文学艺术中灌注“悲剧精神”和“民族意识”来促进国民性的改造。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重庆抗战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     

中华报派及其村治思想

中华报派是民国时期以米迪刚为首、以北京《中华报》为纽带 ,对乡村自治问题较早予以关注并系统思考的知识分子群体。192 4～ 192 5年间 ,它从儒家文化的视角大力阐扬村治 ,制定了一套以村治为核心的国家与社会建设方案。虽然它为此奔走呼号未得结果 ,并很快解体了 ,但其与后来村治派、乡建派一脉相承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论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的文化调和思想--兼论东方文化派的孔子观

五四时期,当众多知识分子就文化选择、孔子评价等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东方文化派也积极参与,深入评论,成为这场中西文化大论战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他们一方面要求保存传统、昌明孔教,另一方面,反对顽固守旧,提倡中西融合,批判神化孔子,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调和中西、折中新旧,是东方文化派中西文化观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形成于新旧思潮的激烈冲突中,反映了五四时期文化选择的艰难.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之间关系密切,民初约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逸事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创作的。这一方面说明早期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具有关注国计民生的“入世”风格,另一方面,在时代社会潮流及早期鸳鸯蝴蝶派文人自身思想选择的合力作用下,民初逸事小说也形成了鲜明特色。文人强烈的复古主义思想,补正史之缺的传统小说观,以复古思想、平民意识为主的历史观以及写作手法上的史传色彩等,构成了民初逸事小说的“民初特点”。     

“新世纪派”思想研究

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特色的“新世纪派”的出现,是辛亥革命前夕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非由少数留欧学生忽发奇想所致。从庸俗进化论和人性论到“以教育为革命”,再到“普及革命”,构成了“新世纪派”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倾向。他们基本立场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但并不满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对资本主义既充满希望又心怀疑惧。在文化思想方面,他们批判封建伦理道德,要求摆脱旧思想,提倡新理新学,有利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同时,他们的主张又带有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倾向。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话语权争夺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是20世纪两个重要的思想文化流派,两派均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成长路线,但是对抗不断,这一对抗源于胡适和梅光迪在美国的思想争论,后扩展到中国学术界,新文化派占据了上风。两派的争论固然有着学术本体的辩论,更有着强烈的争夺学界和时代话语权的浓厚色彩。     

论法兰克福学派审美乌托邦思想研究的重要性

一提起法兰克福学派 ,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它的社会批判理论 ,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的重要性则认识不够。事实上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体系是由社会批判理论始 ,最后归结于美学理论之中的。用审美拯救异化的单向度社会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共同的追求 ,走向审美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最终出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审美乌托邦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从泰州学派看吴承恩的创作思想

从泰州学派看吴承恩的创作思想周利生十六世纪上半叶，当王阳明的“心学”风靡全国之时，在江淮一带出现了一个与王学有极大差别的泰州学派。该派以王艮（１４８３—１５４１）为代表，发展了王阳明哲学中某些反道学的积极思想，同时也提出了许多与王学根本对立的新创见。...     

捷克地缘政治思想之争

文章通过梳理近现代捷克民族精英对地缘政治范式的思考历程,指出两者在捷克民族政治思想史中的对立性。面对国家身处欧陆夹缝的困境,反地缘政治学派则从道德政治的制高点对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进行鞭挞,展示出捷克民族追求真理、正义和谋求独立、自由的民族精神取向。因此,反地缘政治学在捷克政治主流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国家面临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地缘政治思潮总是不同程度地"回归"政治舞台。传统地缘政治学派坚持国家的统一性与对德国的斗争性,持不同政见者则表现出亲斯拉夫的意识形态取向,而捷克官方最终选择"和平分手、重返西方"的政策实践作为对地缘政治之争的历史性了断。     

南宋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的学术交流与思想差异

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都是地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学派。浙东与湖湘二学派在思想联系契合的同时,也有差异和思想冲突。浙东学派学术思想的最大特征为"尚事功""重史学"。湖湘学派最突出的思想特征是"经世致用"。胡安国重《春秋》,揭经世致用之旨,是"尚事功"和"重史学"的先声。浙东学派多人师从胡安国,或为胡安国的再传弟子,胡安国的思想内容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宏既注重在经史典籍中进行理论探索,又倡导经世实学,亦与浙东学派契合。湖湘学派在对待事功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相对辩证的态度,既重视内圣成德,也不忽略外在事功,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特征。相对而言,浙东学派重视事功,朱子学派强调内圣,湖湘学派则介于二者之间。湖湘学派与浙东学派的思想差异在义利王霸和道统说两个具体问题上得到突出体现。     

学衡派思想理论表征之深层述论与反思

学衡派思想学说蕴涵着三方面深刻的文化内容:对反传统激进派的自觉批驳;对欧文·白璧德及其新人文主义学说的认同;对现代人文精神重建的有力标举与昭示.因此,从思想源流上对学衡派思想展开更为深层的历史语境透视及更为宽泛的时代背景辨析,一方面对进一步重释、阐释与管窥学衡派被遮蔽的文化思想的渊源流脉有着重要的历史鉴照与现代指引,另一方面则凸显与折射出学衡派关于现代文学建构思考所蕴涵的深层人文精神及多元整合.     

论经世文派

自清代中叶以来,桐城派独踞文坛将近一个世纪,唯一能与其抗衡,并最后取而代之的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崛起的经世文派,对晚清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源流。长期以来,人们却忽视了这一流派的存在,对它既缺乏史料的整理,更少有宏观的研究。因此,在目前探讨晚清经世文派的形成和崛起,是很有意义的。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所谓乾嘉盛世里,由于汉学和宋学适应了清王朝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     

永嘉学派事功思想的建构与当代价值

对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相关学者基于不同立场、视角有不同的认识。涵盖义理、经制二维,行本于仁义而功见于实事当是其较为完整准确的阐释。周行己、郑伯熊为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之开创者,后经由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几代学人持续之学术耕耘,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体系渐趋完善。叶适之后,学派走向衰微,后又于晚清重振,而无论衰微或重振,皆与学派之事功思想特质息息相关。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为“温州人精神”打下了厚重的底色,是当代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背后的文化命脉,对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常州士风与嘉道词风--试论常州派词学思想形成的文化动因

常州派词学思想是清代词学乃至历代词学的一座重镇,对后世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皆有深远影响。因此,深入探讨此派同学思想之形成过程,对于进一步认识该派词学思想及其在词史上之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一、常州派词人之心态 号称鼎盛的乾隆一朝,至后期已转向中衰。至道光前期,清王朝更如江河日下,前此百余年所积蓄之各种矛盾面临总的爆发：人口激增,土地兼并日烈,三分之一人口无以饱腹;水旱风蝗连年,河道屡决,灾祸频频;文武官员豪侈无度,吏治腐败;民间结社起事屡仆屡兴,白莲教起义纵横五省,历时九年,而随后的天理教竟一度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