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

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三个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密切相关,学者只有对这三个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偏好、全球治理能力和崛起战略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方能把握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首先,在全球治理的大多数议题领域中,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偏好与传统强国近似;其次,虽然新兴国家拥有潜在的全球治理能力,但由于受到国内政治或国际因素的制约,其能力无法充分发挥;再次,新兴国家通过建立“南南合作”和区域性合作联盟的崛起战略,能够增强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谈判能力;最后,虽然新兴大国对全球治理现状发起的挑战不具有革命性,但这些国家与传统强国间常发生能够破坏全球治理的冲突.因此,全球治理改革的目标一方面是维持新兴大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另一方面则是推动新兴大国和传统强国进行深层次的国际合作.     

国际体系结构变化趋势及对新兴大国的容纳

“遏制”与“融合”是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关系互动的两种主要的理论 范式。现实主义各派思想的基点和政策出发点是“遏制”;自由主义各派的核心思想是“融合”; 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体系主导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原则上可以成为朋友”,其互动方向具 有可选择性。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主导国家与新兴大国关系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同时发展的 双重特性,增加了新兴大国和平地成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可能性。     

“双碳”战略助推中国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机理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推动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2023》对目前可持续发展进程进行了评估,可持续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很多目标进展不足,其中就包括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向国际社会宣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围绕“双碳”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方针。“双碳”战略与SDG13(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精准呼应,并与其他SDGs密切联系,其关系大致可以分为靶向对应、协同对应、权衡对应三种。因此,在二者落实过程中,应强化靶向作用机理,放大协同效应机理,弱化拮抗效应。“双碳”战略推动落实SDGs,在认知层面,应进一步强化社会各界对“双碳”战略的正确认识;在实践层面,要针对“双碳”战略与SDGs重叠的重点领域大力开展工作;在落地层面,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因地制宜开展零碳转型的试点工作,为经济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世界政治中印度和平崛起的现实与前景

世纪之交，无论是从规模条件，还是从衡量大国地位的关键性指标数据来看，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已经无可争议地崛起了。助成印度崛起的关键性因素，除了其一以贯之的大国地位追求，特别是战略现实主义的治国方略外，显然还在于冷战的结束给印度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印度对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许多规则、规范甚至运作机制并不认可，但由于受种种条件制约，其依然只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有限的挑战者”。印度的崛起导致了亚洲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进而直接影响着中印关系。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东亚安全合作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也引起了世人瞩目.和平崛起的要旨在于解决国内问题,增强综合国力;对外要求保持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东亚安全合作要求各国摒弃以实力抗衡谋求安全优势的旧式思维,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共同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积极参与东亚安全合作,和平解决东亚热点问题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也是天然要求.和平崛起与东亚安全合作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     

“双碳”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价值意蕴及其路径分析

能否将“双碳”有序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关系到“双碳”工作的稳妥推进和“3060双碳”目标的如期实现。作为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双碳”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然也面临巨大挑战,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关系是将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生态文明建设与“双碳”目标呈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逻辑关系,将“双碳”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需要遵循战略、制度和实践三重逻辑：在战略层面,从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两个布局”科学把握和系统推进“双碳”工作;在制度层面,以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为基础框架实现“双碳”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衔接融合;在实践层面,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四个统筹”与“四个协同”为基本遵循积极践行“双碳”战略。     

"多重崛起"视野下的中国崛起

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既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同时也是民族复兴的主观需求。一个大国的兴起既需要从自身出发,制定理性的和长久的战略规划,更需要认真分析国家崛起所处的时代特点。笔者在文中提出“多重崛起”概念,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并探讨在“多重崛起”格局下如何实现中国的国家大战略。     

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

自莫迪担任总理以来，印度明确以“领导大国”的角色定位推行“多向结盟”的外交实践：一方面作为新兴大国倡导“改革的多边主义”，另一方面作为“民主大国”与美西方国家开展价值观外交。莫迪政府的“多向结盟”外交体现了印度在外交中呈现的多重角色及行为取向。本文构建了基于角色适配的分析框架，即国家的内部角色定位与国际角色规范之间的相符程度，将决定国家外交行为的具体取向和策略。通过对印度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四方安全对话”中的角色适配进行案例分析，发现现阶段印度与所扮演的角色都具有一定的适配性，能在多个机制中保持有限度的参与，寻求合作的同时又持有犹疑的立场。因此，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实质是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穿梭于不同力量之间，采取平衡和灵活的参与策略来实现印度大国崛起的最终目标。     

印度从辛格政府到莫迪政府的军购行为变化及其原因探析

军购是关乎主权国家军力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直接影响国防安全和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南亚强国,印度始终将海外军购作为提升自身军事实力及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重要路径。从2004年辛格主政到2019年莫迪第一任期结束的十五年间,印度在经济实力上升、安全威胁增加、领导人实现政治大国意愿更为强烈的背景下,海外军购却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分析十五年来印度国防战略、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三个维度的变化发现,印度军工产业的发展理念、军购数量及内容和来源国、执政党理念和领导人执政风格等是造成莫迪政府减少海外军购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综合构建了印度国防自主化发展的态势、官僚机构的腐败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利益纠结。此间,国际形势经历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以及从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变化。伴随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莫迪政府拓展印度政治影响力的初衷与美国政府试图借助印度制衡中国崛起的图谋相呼应,印度将军购作为其重要外交工具选择的趋势日益明显。     

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

中国崛起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出现了"中国威胁论".本文认为,中国外交的走向是和平与合作,融入现行国际政治秩序,在现行国际秩序内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上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国际政治意义,"中国威胁论"缺乏理论与现实依据.     

警民关系研究综述

目前我国学界关于警民关系的研究现状为:对国外及我国港台有关警民关系的研究,侧重于相关理论和成功经验的引入和推介;对于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指标和评价体系的研究还比较少,但评价指标和方法已基本确立;对于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研究视角多样,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还需要在系统性和应用性上下功夫。     

关注城市老人群体的养老问题

自2000年我国步入老龄型国家以来,随着社会进步、社会福利的推进,城市老年人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群体。 为此,笔者根据接受的民政部科研课题调查的需要,利用假期组织本校民政行政管理专业的近1200人的调查队伍,分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城市,实施“城市社区老人问题调查方案”。其中所涉沿海地区6个省、3个直辖市,中部地区10个省,西部地区11个省、自治区和1个直辖市,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共调查社区5125个、老人4856人,完成有效样本2246个。调查情况介绍如下。     

新时期影响高校稳定因素检视

高校稳定既是高校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前提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新时期影响高校稳定发展的因素主要有 :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是影响高校稳定的国际现实因素 ;国际反动势力渗透是影响高校稳定的长期因素 ;心理教育、法治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缺失是影响高校稳定的教育因素 ;严峻的就业形势 ,高校扩大招生与高校后勤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 ,校园周边环境复杂以及高校学生中贫困生人数的增多是影响高校稳定的国内现实因素 ;对于地处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的高校来说 ,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贫困问题是影响高校稳定的特殊因素。     

民国初年县知事考试述论

为了强化专制统治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举行了四届县知事考试。尽管县知事考试的实效不大 ,且依然不能摆脱浓厚的科举残余色彩 ,但它已初步具备现代文官考试的雏形 ,这体现在它有现代性的考试内容以及一整套考试、录取、考核、管理等章程。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语境对言语交际的制约

语境是语用学的一个重大理论,它在语用学对意义的研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语境是决定词或话语确切含义的语言方面和非语言方面的各种因素的总称。具体说包括话语语境、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言语交际是人们沟通思想,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是最基本的语言现象,是语言的具体运用。由于语言自身具有多意性和模糊性,在具体交际过程中需要具体的语境来确定其意义。因此,分析语言现象,必须把它和它所依赖的语境联合起来,离开一定的语境,把一个语言片断孤立起来分析,就难确定这个语言片断的真实含义。     

君忌而臣危--论唐人小说中君臣关系的异化形态

作为君臣关系理想模式与良性状态的对立面,唐人小说又有相当的篇幅表现了君忌而臣危这种君臣关系的异化形态.这是道德层面的恶与人性劣根性的丑交叉作用的扭曲表现.唐代士人以小说的艺术形式,从前朝旧事、本朝新事和写实笔法、艺术虚构等多种角度表现之,寄寓了企盼"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再现于当代的文化心理,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内涵和超时空的认识价值.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为促进祖国统一尽力

1911年（农历辛亥年），在经过4月广州起义、10月武昌起义之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垮台。12月，孙中山先生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清帝被迫宣告退位。     

Abolishing the death penalty: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death penalty

死刑渐废论者的逻辑是：死刑不合理、不人道,但是在当前中国,由于国情、文 明程度的特定性,又具有合理性,这是一个矛盾的结论。不合理的就应该摒弃。将传 统文化、文明现状以及民众的态度与死刑的废止结合起来是知识者的精神自虐。正如 死刑存在的原因从来不是民意一样,死刑废止的阻力也从来不是来自于民意。哲学家 并不掌握死刑存废的政治权力,正如死刑的存在最有利于政治权力的贯彻一样,终结 的动力来源于国家政治权力,来源于国家政治权力的代表者——政治家。

关键词: 死刑?合理性?文明?权力

The logic of proponents of progressiv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is that although it is illogical and inhumane, it remains rational in today's China because of our na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level of civilization. This is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What is illogical should be abandoned. It is spiritual self‐abuse for intellectuals to run together the repeal of the death penal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our current state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mass of the people. Just as the popular will has never been the reason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death penalty, it has likewise never been the force that resisted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Philosophers have no political power over whether the death penalty is retained or abolished. Just as its preservation best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so the motive force for its termination comes from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state and its representatives – politicians.     

浅析女性就业弱势及化解途径

就业是女性获得发展的重要方式,近年来女性就业中的非平等性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就业弱势不仅大大影响妇女群体的整体素质及其可持续发展,而且必将制约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本文揭示了女性就业弱势状况及原因,并对其解决途径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