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之幕"与悲剧的伦理意义

"无知之幕"的意象是罗尔斯为了解决"分配正义"而提出的一个理论思考模型.但是这一模型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展开为艺术化的生活经历比如悲剧,从而帮助人们对于"司法正义"进行具象的思索与选择.悲剧的效应显出一种"道义论"伦理学的特征,让人们意识到没有任何一方的利益可以轻易被放弃或压制.悲剧这么做,不是通过论证"兼顾各方"的道义论哲学理论,而是具体而微地描述和渲染各种人的痛苦和悲伤,尤其是弱势者和边缘者如妇女、失败者的痛苦和悲伤.进一步,虽然悲剧提示人们应当兼顾各方,但是悲剧又提醒人们这是极为困难的.所以,悲剧作为"无知之幕"之后的思考不具有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之后的思考的乐观精神.     

“甩干”机制：中国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

由于中国乡村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诸多伦理性、道德性的内容,致使司法体制与乡村现实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抵牾。本文借由一起诉讼揭示了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甩干”机制。基层法院在处理案件时会按照形式理性的要求,以洁净化、纯粹化为目标,甩掉道德、习惯等诸多非法律的元素,实现对案件事实的重新建构,以一种生硬、执拗的方式对案件进行权威性的裁决。“甩干”机制源自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案件“受理”与“审理”的特殊制度设计,同时也是基于法律形式化要求的无奈之举,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式司法的“无知之幕”特色。“甩干”机制揭示了乡村社会中法律的实际运行状态及内在张力。     

论分配正义:以“资源—机会—财富”为框架

如何实现分配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命题。分配过程中"资源-机会-财富"的逻辑关联,是考察各种分配正义主张的关键视角。自人类社会产生政治文明以来,在分配的整个过程中,资源、机会、财富就具有特定的顺序。实现分配正义的要点在于:以社会基础性资源的严格平等为起点,经由社会机会的竞争性平等这个中介,实现社会物质财富的差别性平等这样的结果。按照如上框架推演,旨在为市场条件下构建合理的资源、机会和财富分配关系指明方向,进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为各种分配机制不断提高科学化水平提供理论指导与借鉴。     

论全球正义——关于正义问题及实现路径的分析

随着全球化对正义观的冲击和全球治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全球正义已经成为一项亟待拓展的议程。究其原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二元悖论、国际政治中道德原则的复杂性,这三方面的因素阻碍了全球正义的实现。本文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威流散拓宽了"国家—市场—社会"三维治理结构的民主化渠道,缔造了全球正义实现的权力结构环境;化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二元悖论、达成合作是维护全球正义的基本保障;承认差异、兼容并蓄是建构全球正义观的基本原则,个人正义是全球正义的起点与归属,全球正义观须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依托。     

“例外”之幕下的新帝国——《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新读

哈特、奈格里所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论证了新帝国秩序的生成逻辑,其中有三个不可回避的关节点:一是当代国际法秩序的理性奠定者汉斯·凯尔森,通过理性解构民族国家的主权理论,在主权国家之上建立一个超越各民族国家的国际法秩序,从而形成各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具有大同性质的跨国政治有机体;二是由中世纪开始出现的正义战争理论,通过奥古斯丁、阿奎那经院神学家到格劳修斯等新教神学家",正义战争"的概念经过几次嬗变,最终通过几次大型战争创造出符合新国际法秩序的唯一正义;三是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福柯、阿甘本等预言(证实)的例外状态常规化治理手段,通过"警察权"充当"例外之幕"遮蔽全球规训之实质,对普世秩序进行干涉的强制。     

秩序之美——柏拉图“正义”概念的美学阐释

从美学层面阐释柏拉图＂正义＂概念的论著并不多见。正义这一颇具秩序性和理性内涵的概念其实更接近柏拉图美学的基本精神。以正义为核心的城邦之美是一种理性秩序之美。这种美在于城邦各阶层秉持自己的美德,各司其职,实现城邦的完善。城邦完善的根本在于正义,它是各种美德的协调有序。于是城邦秩序便是城邦正义,城邦秩序之美就是正义之美。而正义及其协调的各种美德均是理性美德,所以以正义为根本的秩序之美是一种理性之美。     

正义观念史的逻辑表达

正义观念是以人的理性对自然和社会必然性不断进行超越作为基础的,其发展逻辑事实上经历了由德性正义到契约正义、经济正义,再到社会正义的发展历程。通过不同历史境遇的人类对各自所处时代之现实非正义的批判和理想正义的构思,基于经济计算的个体与整体、政治与法律等各类冲突也不断变迁和获得新的解决。     

辩证理论逻辑起点的确立过程

<正> 一切辩证的理论都必须有一个辩证的逻辑起点。而每个逻辑起点都是在认识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贯穿着理性思维与知性思维、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等一系列矛盾。辩证理论逻辑起点的确立过程,就是认识主体不断在主观中和实践上能动地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逻辑起点的确立,标志着在实践基础     

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对正义与善的整合

康德的形式伦理学强调义务的纯粹性,义务论关注正义原则,确保对个体的自由权利的尊重,但排除了一切经验质料,只剩下意志对一般法则的普遍遵从,且以单子式的孤立的心灵中检验行动的准则能否获得普遍性。黑格尔反对正义的抽象普遍性,以伦理理念的自身运动来实现正义与具体的善的结合,但伦理整体性的在先原则又存在压制正义之嫌。商谈伦理学继承黑格尔的志向反对抽象的正义,同时在确保正义优先性的前提下把正义和善结合起来。     

中国改革逻辑的转换——从“恶法非法”转向“恶法亦法”

中国35年的改革遵循的是"恶法非法"的改革逻辑,这种依赖权力权威的"非法型"改革过程是伴随法治进步对制度的破坏过程,是伴随政府权力弱化及市场拓展对官员个人权力的强化过程,这与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存在逻辑悖论,难以为继;中国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转向"恶法亦法"的改革逻辑,摒弃以任何"恶"的手段实现自己心中的"正义"都是正当的行为逻辑和"放开搞活权力"的改革思路,通过削权、废规、规范来限权扩市,坚持方向性、操作性、普遍性、持续性、进步性五原则改革"恶法"。     

论道德理性

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 ,通过实践建构起了各种各样的关系 ,其中最主要的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身心关系 ,当这些关系中的主、客体处于彼此适合的状态且最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时 ,就是所谓的“合理状态” ,理性就是对这种合理状态的观念把握和实现。与三类关系相对应 ,理性分为工具理性、规范理性和人格理性。道德理性包含了规范理性和人格理性 ,决定于工具理性。道德理性的实质内容在规范理性层面表现为权利平等、公平分配和人民主权。在人格理性层面则难有通约的实质标准 ,因为这是一个安身立命、终极关怀的私德领域。通过理性要把握的“合理状态”是一个价值事实 ,所以它不是认知的 ,而是反省的 ,并把通过反思的“价值事实”作为道德推理和证明的逻辑起点     

儒家与康德“善”之思想的比较

儒家"善"的思想是以仁、礼为中心,推崇中和,通过正名、仁义、忠恕、知命的途径来追求中庸至德,使统治者立德而人民安于德,从而使整个社会出现和谐美满的状态的.而康德的善良意志源于理性,责任是善良意志的体现,自由是善良意志固有的性质,可以实现意志的自律,即理性自己为自己立法,从而推导出"人是目的"的道德观.     

论罗尔斯《正义论》的人性观

罗尔斯继承了康德的道义论,把人的价值置于首位。《正义论》里蕴含着两种人性观。原初状态里无知之幕下的人在选择正义原则时,罗尔斯求诸普遍人性使正义原则在一系列清单中被选出来。在正义原则被选择出来之后,如何运用于制度中正义原则如何得以维持?罗尔斯求诸性善论使正义原则得以维持。     

法中的象征——一个法美学视角

象征,即用具体的感性形象表征某种抽象的精神意蕴,传达微妙复杂、深沉广大的感情和理念。从有限性的象征入手,由"有"趋"无",人们可以达到超以象外的超越境界;这正是象征所普遍具有的审美意义。象征是法与美的一个交叉点,法中之美由此得以流露和表现。法中有相当多象征因素,法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中国与西方都有法与正义的象征形象。法与正义以及正义内部的种种张力,使得法与正义的象征涵义丰富,意味深长。作为法的形式来源和保障手段的权力,必须通过象征的方式取得正当化合法化神秘化的效果,这在现代政治法律生活中仍然大量存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也有不少象征因素。法律设施如法院建筑、法庭摆设和法官服饰等也有较多的象征成分。通过象征,法呈露了无限深远和幽邃微妙的意境。近现代法学带着理性的偏执,竭力把法现象纳入到理性的宰制中,使丰富生动的法的生命被扭曲和简单化。审美体验有助于认识法律现象的丰富性,以美启真;也有助于法律信仰的树立,以美储善。     

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权利正义论比较

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树立理性的权利观与正义观是情势所趋。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是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权利论者在政治哲学领域,罗尔斯将正义之权利视为制度的“首要价值”,诺齐克将自由之权利视为政治正当性的“资格”,而德沃金则视平等之权利为“理性道德”。他们基于反功利主义立场,以权利对抗功利,通过对自由与平等的不同解读,制定了分殊的正义观,他们的分歧为我们权利正义理论建设提供了有益因子。     

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逻辑构造

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新概念，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要使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成为指导我国环境立法、实现生态文明的科学依据，需要深刻理解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与逻辑构造。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贯穿了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逻辑起点是以人为本，而非以生态、资本为本，其逻辑要义是以新发展观、新生产力观、新文明观组成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辩证统一，其逻辑指向是坚持环境正义的人类命运共生发展。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将自然—人类—社会三者进行有机统一，坚持人类的根本利益，从地球整体视角统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重塑发展和环保的联系，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以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司法理性的职业性与社会性——以裁判效果为视角

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对立源于司法之职业理性与生活理性的紧张关系,两者的统一即建立在职业理性与生活理性融合的基础上。司法的过程须符合职业理性的要求,法官要排除案外因素干扰,司法论述的逻辑需遵循正当程序规则。同时,法律的经验性和司法的社会性决定司法理性须渗入生活理性,而生活理性要求司法摆脱法律教条主义的拘束,法官对案件可能涉及的常识有足够见识。为调和司法之职业性与社会性的关系,立法需立足社会生活,融入生活哲理;司法亦需完善陪审员制度和建构"法庭之友"制度以接纳生活常识,法官的思维更应在逻辑与经验之间寻求平衡。在此基础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才会得以实现内在的统一。     

社会秩序&#183;制度理性&#183;公正理想——西方思想文化中公正观念之范式沿革（上）

人类政治活动的直接目标,即是平衡主体之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所谓正义或者公正,正是对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理性平衡。西方历史文化中的正义观,概括起来,主要有六种形态:(1)奠立于古代"自然法"基础上的古希腊的理性"正义论";(2)奠立于基督教神学教义基础之上的中世纪"神学正义观";(3)奠立于社会"公意"基础之上的西方近代"契约正义观";(4)奠立于对人性之两面性整合与超越的哲学预设基础之上的"权利正义观";(5)奠立于未来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价值信念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正义观";(6)奠立于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诺齐克的"资格正义论"以及麦金太尔的后现代主义的"实用理性正义论"。     

信仰与境界:试比较康德与牟宗三对圆善问题的解决

圆善问题是康德与牟宗三共同关注的问题,但对之的阐述和实现方法却不尽相同。康德将纯德的实现视为一假设,将幸福理解为幸福之境,并最终以上帝来担保德福配称,使圆善的解决指向信仰;而牟宗三将纯德视为一呈现,将幸福理解为幸福之感,以自由无限心开德福一致之机,实是将圆善归约为一种境界。二者可谓异曲同工,其价值皆不在于可操作层面,而是在于以不同方式给不同传统下向善的人们以幸福的希望。     

善:判断或描述——亚里士多德之善与古代儒家之善的比较考察

亚里士多德将"善"视为目的,成为理性选择的对象。善获得了理性与主体选择性品质,并因此而成为判断性概念。中国古代儒家的善主要指完成、完善与圆满。善或道德圆满的主体是人性。人性至善的过程是自然的。作为概念,善是对圆满状态的描述,属于描述性概念,不属于判断性概念。它缺少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