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闻转型刍议

公共新闻并未转变成为市民新闻,而是实现了从公共新闻到公民新闻、从运动到工作常态的两次转型。现在,公共新闻的发展前景堪忧,但是也存在第三次转型的可能性。     

公共舆论、公共新闻和公众公民意识的培养

公共舆论的社会监督作用日益突显。具有公民意识的公众是产生健康、负责、理性公共舆论的前提条件。公共新闻中传播主体和话语权向受众的迁移、传播内容的平民视角以及与受众互动的双向、多向传播形式的传播特点,表明其具有培育公众公民意识的社会功能。借鉴公共新闻的这些传播特点有利于培养我国公众的公民意识,营造一个健康、负责、理性的舆论环境。     

管窥:中国公共新闻的兴起与发展

随着民生新闻的进一步的发展,最先在美国兴起的公共新闻,也成为了中国近几年来的一种新闻样态。公共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要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培养和引导受众认识社会现实、参与公共事务,提高公众获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公共新闻能够产生和真正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它需要新闻媒体和政府、受众三方的配合。公共新闻在中国发展的条件还尚待完善。     

我国公共新闻发展的制约因素与突破对策

我国的公共新闻由民生新闻发展而来,在电视节目、报刊栏目、活动策划等方面已有体现。现阶段我国公共新闻发展面临的障碍包括公众对政治事务缺乏热情、传媒环境的诸多限制、媒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矛盾、新闻的时效性与社会问题延续性的矛盾。发展公共新闻,应营造社区文化,提高公众对政治的热情;加强不同形态媒体之间的合作;媒体在讨论中充分发挥组织作用,解决好"3W"问题;媒体及时跟进观点的报道和后续进展。     

媒介的公共产品转型与公民文化建构

人类生存于由自身创造的各种文化符号组成的虚拟世界中,媒介传播则是其中最为感性具象的符号体系,从而充当着人们获知外部世界的理想中介。通过互联网技术,媒介日益成为广泛参与的虚拟社区。因此,媒介具有作为社会公共领域或公共产品的先天因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媒介变革实质上是媒介的公共产品化转型,具体地说,是由计划经济时代理论上的纯公共产品嬗变为市场经济时代事实上的准公共产品。这一转型使媒介有效地参与并促进了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的健康发育。与媒介的进步相比,我国的媒介批评转型明显滞后,新型的媒介批评应当追随媒介转型的脚步,将媒介是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产品作为其最重要的尺度。     

网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互联网的发展让人们看到公共性的曙光,但也潜藏着网络公共领域结构瓦解的线索:网络公共性与私人化的融合、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娱乐消费的伴生物、网络公众从关注社会到回归个人、网络虚拟资本的运作与现实资本的移植等,这些特征都预示着网络公共领域面临结构转型的趋势。     

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论电视新闻传播理念的嬗变与公共领域的构建

“民生新闻”电视栏目在本世纪初风靡中国内地,带来一场电视新闻的变革.但其取材的相似和手法的单调重复却显出该类栏目的前景堪忧,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强烈争议的“公共新闻”理念此时不失时机的引入中国,高度互动的节目,使观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话题的探讨和公共事物的管理,市民的公共平台正在打造,社会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中国电视新闻的节目形态不断变化,表现方式不断更新,传播功能不断完善,它的出现,体现了中国电视新闻传播理念的嬗变和新闻发展的方向,在赢得更多观众的同时,也与时下的新闻改革相契合.     

互联网公共领域对公民意识的型塑

由互联网构成的公共领域不仅为人们探讨公共话题、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广阔而便捷的平台,而且对提升公民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互联网公共领域已成为训练公民意识的免费学校。公民意识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权利意识、公共精神、公私权界意识等三个方面。互联网公共领域对公民权利意识、公共精神、公私权界意识的培育和型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闻公共领域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论析

新闻公共领域是指以新闻媒体为主要栽体,进行传递信息、整合意见,形成和传播公共舆论,以增强各种社会行为主体之间沟通、交流,达成谅解,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的公共领域.新闻公共领域集中彰显了现代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功能,并在传播思想文化,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执政党重要的执政资源之一.科学、有效地引导、整合和运用新闻公共领域是现代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表现.在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培育、发展和完善现代新闻公共领域,充分发挥新闻公共领域的“喉舌”作用,通过它来传播党声、体现民意,加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舆论监督,建立执政党与新闻公共领域构建的有效互动机制,这对现阶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的理想与现实之思

网络公共论坛的发展,给公共领域的重建提供了契机。很多学者认为网络虚拟空间可以代替现实的公共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重建。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自觉地满足公共领域的重建条件。不管是人性"本我"的非理性狂欢,还是政治参与的同情与伪善,都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提出了挑战。因此,建构网络公共领域,需要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国家公权与私权的分离;完善民主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程序化路径,约束网民的非理性狂热;加强网络素养与道德规范教育,提高上网的文明程度。     

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生态治理

抽象的内在本质和价值只有通过外在结构和机制的表达,才能够得到清晰的呈现。在解读公共领域结构性要素及其运行机制的基础上,肯定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并从生态学的视角对网络公共领域进行了解析。分析了网络公共领域中个体网民的行为失范、网络种群的极化倾向、网络群落的民意稀释以及网络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和谐因素等生态失衡现象,并从公共理性的培育、网络空间的把关、信息鸿沟的弥合、法律制度的供给及网络公共领域的现实回归等方面提出了网络公共领域生态治理的思路。     

社会公正和新型公共领域的建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导致了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新的社会差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出现。在社会高度分化的条件下,社会团体成为政府和市场之外整合多元社会利益,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政治机制,而新型公共领域的建构为社会团体的理性运作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原则和充分的自治空间,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并行不悖。     

西方公共领域的发展与审美经验的变迁

作为一种自由表达观点、平等交换意见的社会场所,一个时代的"公共领域"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起着积极的塑造作用,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审美经验"的形成。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以广场为核心的"公共领域"起着集合公民意见、统一城邦意志的作用,这种政治上的民主博弈与当时悲剧和雕塑艺术中个人与群体、感性与理性的矛盾统一是一致的。在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文化环境下,以教堂为中心的"公共领域"受到了严重的异化和扭曲,这种信仰上的约束、钳制与当时音乐和建筑艺术中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情绪是一致的。在现代民主社会的环境下,以议会为核心的"公共领域"起着平衡左右政党、稳定社会局势的作用,这种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相互制衡与当时文学艺术上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互对峙是一致的。在后现代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信息一体化的环境下,"公共领域"也出现了多层、多样、多元的复杂局面,这种无中心、无边界的状态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经验"。     

浅谈公共领域对于民主政治进程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中,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开放及进步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就是该国家的民主政治程度,以及对于国家中的个人权利的维护和其政治权利的伸张和行使。从公共领域的角度切入,证明处于一国当中的公共领域的发展和该国的民主政治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两者之间的不可割舍。同时表明公共领域的发展和兴起,无疑将促进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     

“公共领域”概念辨析

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权力领域区分开来,并构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按照他的理想模型,公共领域是价值中立的、单一的、超越生活世界的。他试图通过商谈程序等来保证公共领域的中立性,然而这只是把私人领域中的差别和问题放在括号中暂时悬置起来。有差别的私人会构成多样的公共领域。人们按照生活世界中的习俗也能够构建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也不能完全超越生活世界。     

关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阐释与探析

公共领域处在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中间地带,主要是对涉及公众普遍利益的事务向公共权力机关提出批判,形成公众舆论。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中国具有研究和借鉴的意义。     

拓展新的公共性空间

自1990年代以来,强调市场竞争机制与全球化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风潮席卷了整个世界。新自由主义在为两极分化、扩大社会差距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也成为"关闭公共性的动力"。近年来各种公共性理论的再度活跃,正是基于以上的危机意识。我们必须承认,传统的公共性理论框架——由国家主导的权威性公共行政性,和与此相抗衡的形式出现的市民社会的公共性——已经过时。在个人主义业已普及的时代,如果我们无法提出一种能够兼顾"私利"的公共性理论,就无法实现公共性的再生。我们可以通过同时满足"私利"的志愿性实践活动来开拓新的公共空间。如何拓展能够使每一位公民都有机会直接参与的公共性空间,将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学课题。     

当代中国文学为何退出公共领域

近15年,当代中国文学从中心走向边缘.文学边缘化的问题不在于失去"公众性",而是失去"公共性".20世纪80年代,曾经存在文学公共领域.文学工作者不仅关注公共问题,并且以文学形式把这些思考表达出来.但是近15年,文学逐渐与公共生活无关.文学公共领域的消失不能归咎于文学市场,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行政体制,主要原因在于文学工作者无法摆脱道德永动机和纯文学的二元框架.道德永动机的原则,从深层来说是注重"信念伦理",忽略"责任伦理";从浅层来说就是以道德评判代替文学评判,它严重阻碍了文学公共领域的构建.     

对"公共空间"的颠覆性创造——从哈贝马斯到兰西·弗雷泽

“公共空间”作为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国内学术界在如何界定和使用这个概念上存在着分歧。美国学者兰西.弗雷泽对“公共空间”的研究是西方20世纪80年代“公共空间”研究热中的产物,她在研究中对这个概念的涵义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对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颠覆性的创造,这对我国学者引进这一概念也是一种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