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纠纷多样化与农村社会秩序整合

由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化、血缘关系日渐让位于利益关系，人际关系的理性化、契约化原因，农村社会纠纷呈现出复杂、多样化。在农村中传统的礼治秩序趋于瓦解，而法治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实际情况下，要依赖于情与理的社会整合功能、村规民约的社会整合功能、国家法的整合功能，来实现农村社会秩序的整合。     

传统文化的嬗变与农村社会秩序重建

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即由共同体本位的社会转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这个过程离不开小共同体的发展.近代以来,大共同体本位下形成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而发生嬗变,小共同体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秩序也发生了变迁.从传统文化的三个层面即技术、制度、观念与农村社会秩序的经济、家族、礼治的对应关系中分析传统文化嬗变对农村社会秩序变迁的影响,得出凡是能发扬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或承载人性伟大的传统文化都拥有顽强生命力的结论.由这类文化培养的民间精英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将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生和农村社会秩序得到重建.     

贾谊礼治思想探微

贾谊的礼治思想是建立在一定的客观条件和理论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礼法教育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构建了以礼为本、礼法结合的礼治思想体系,丰富了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治思想。贾谊的礼治思想上承荀子下启董仲舒,成为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为稳定封建社会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     

稳定农村社会秩序的有效路径选择

"秩序"意指有条理,不混乱的状态,泛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处于一种相对稳定、规则、和谐的态势之中.社会秩序是由人们生活其间的各种秩序构成的,如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生活秩序等.推进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新道德体系的构建,整治农村社会治安秩序,还社会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离不开国家机关的力量干预和全面调控,这种外力助推应是当前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急需的而又行之有效的方式.     

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确立——从农民法律意识谈起

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寓于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之中。新中国建立后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乡村社会还是处于向现代社会的慢速转型时期,乡村秩序的基础仍然有传统社会的印记,社会结构的变化并没有使人们产生法治意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转型时期,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趋于解体,适应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需要建立法治基础上的新的社会秩序。     

转型期的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对一起农村纠纷的社会学分析

通过对一起农村纠纷个案的叙述和解析,说明了法律处于农村社会控制体系的边缘位置,非正式控制手段仍然在农村居民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法治秩序在农村的实现是一个必然趋势,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还要发挥非正式控制手段在调节农村社会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中的积极作用。由此阐释了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秩序及其社会控制机制。     

浅谈礼治传统对以法治国的影响

礼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以此为核心建立的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治国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也是不同的,在现代国家,法治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的水平和程度。中国是个崇尚礼治的国家,深入人心的是礼教。因此,如何在礼治传统深厚的国度里实现法治的转换,如何将中国悠久的礼治传统的负面性转化为现代法治建设的积极因素,是中国实现法治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司马迁与西汉礼治思想

西汉是昌明礼治的时代,叔孙通始发汉礼仪之嚆矢,经陆贾、贾谊等人的推明,礼遂成为西汉治国方略.到汉武帝一朝,经儒生董仲舒等人的倡导,西汉礼治则完全地移到了儒学的立场.司马迁的礼学观得力于孔子,在明<春秋>大义方面与公羊大师董仲舒有着师承关系.<史记>体现了司马迁以礼治国的思想,其五体排列的深层机制隐含着司马迁礼治思想的表达.     

汉初礼治与皇权巩固

"礼治"是通过"礼"的教化和制度的建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汉初,叔孙通定朝仪和宗庙之礼,凸显皇帝的尊贵;陆贾尚仁义之治,贾谊设计等差有序的社会秩序,为维护皇权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也为"礼治"思想治国方略由理论形态变为现实奠定了基础.     

论礼治的现代转化问题

梳理礼治话语并回顾其现代遭遇 ,呈现礼治现代转化问题的由来、历史及其实质 ,可以看出礼治能否现代转化不是一个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转化了的礼治如何与自由民主的制度设计以及现代法治相衔接。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以关系网络、信任结构、制度规范为内容的社会资本,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来源和理论支撑,同时现代法治又为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阶段,其社会资本也因此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共存的现实形态。农村传统社会资本中诸多不良因素的延续,无疑会给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带来诸多障碍。因此,当下农村社会法治建设的关键,乃是要创建有助于法治秩序实现的现代性社会资本。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城乡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中的结构与秩序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传统的“乡土中国”不断解体，“城乡中国”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新形态。城乡中国阶段新的城乡均衡关系逐步形成，农民自由进城和顺利返乡，形塑了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半工半耕”结构。以农民为主体的“半工半耕”结构充分体现了农民的阶层自主性，赋予了中国社会结构充分的弹性和韧性，维系了转型期乡村社会结构的均衡。城乡中国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是中国特色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保持稳定有序发展的内在机制。     

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对中国法治化作用的思考

农村社会组织的涌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能够为民主立法提供必要的组织基础,从而有利于制定体现农民权益的＂良法＂;能够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和舆论力量,从而有利于监督、制约农村的公共权力;能够为农村法治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从而有利于培育农村法治建设的社会根基;能够形成新型的农民权利保障机制,从而有利于农民权利的保障。为了推动农村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政府必须解放思想、加强监督,为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农村社会组织要加强自律、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公信力。     

社会变迁中的农村法治问题研究

社会的发展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村秩序,使农村法治陷入困境。针对造成该困境的原因,我们可在法律信仰、法治秩序主体、行政司法体制、民主参与机制等多方面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苏区革命与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变迁

普遍认为苏区革命使乡村传统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本文通过研究发现,革命要改变的那个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具有巨大的弹性,它不可能由于短短的几年土地革命而发生深刻的变动;尽管革命对乡村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是由于这种弹性的存在,其冲击效果十分有限。在革命进行中,传统社会结构的内核并未消失,而是以各种方式存在于苏区社会内部,一俟条件成熟就会反弹;苏区革命失败后,随着国民党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进行,原有的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得以全面回复。事实说明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区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经过苏区革命,农村社会结构依然还是传统的那个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