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称号的由來和“秦始皇”的正式称号

一、“皇帝”称号的由来 “皇帝”二字最早見于尚書,呂刑称:“皇帝哀矝庶戮之不辜”,“皇帝清問下民”,郑注誤以皇帝为顓頊为帝堯,孟子赵注謂“帝为天”是对的。詩正月称:“有皇上帝”,皇矣称:“皇矣上帝”,毛溥訓皇为大。論語·堯曰称:“敢昭告于皇皇后帝”,集解引孔注訓皇皇为大。宗周鐘称:“唯皇上帝百神”,师詢簋称:“肆皇帝(毛公鼎     

论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

太平天国革命俗称“洪杨革命”。它的两位主要革命领袖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关系,是十分微妙和复杂的。从宗教方面来说,洪秀全是拜上帝会的缔造者,享有仅次于天父皇上帝与天兄耶苏的最高宗教地位,是“真主”。但是,由于杨秀清具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殊身份,他不仅是“禾乃师赎病主”,而且是“圣神风(皇上帝意志的教化者)”和“圣灵(皇上帝的降托者)”。因而,杨秀清成为太平天国举国上下共同信仰的一位“真神”。正如《天条书》明     

殷人信仰世界中的“帝”及商周时期“帝”观念的演变

“帝”是殷人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甲骨卜辞中“帝”与气候现象、社会人事等客体的关系来看，“帝”是殷人对客观存在的无形力量的抽象概括，“帝”具有不可预知性，只能通过占卜去揣测所谓“帝”的意旨。与“帝”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自然力量和先人力量，殷人只祭祀有形存在的力量，对“帝”这种纯粹无形的力量只占卜不祭祀，“帝”也不是商朝存在的决定性力量。周代殷后，对“帝”进行了人格化改造，使之成为建立周政权的决定性力量，但“帝”也不是周人的保护神，“帝”或“天”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客观力量的特征，但人也不是无能为力的，通过勤勉修德就可以获得“帝”的眷顾，拥有天命。商朝晚期先王有了“帝”称，西周时“帝”成为政权的决定性力量，战国时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帝”开始向人王发展，战国中期秦昭王和齐湣王互称为帝，直至秦王政统一后专称皇帝，“帝”最终完成了由客观存在的无形力量向人世间最高统治者的转变，但其客观力量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应公鼎“珷帝日丁”试解

新公布的应公鼎铭文中首见“珷帝日丁”的称谓,“珷帝”应不是指周文王,而是指武王;帝”不应是“禘”,而是“考”之义;“日丁”是武王的日干名。这是周初统治者“修商人典”的体现,鉴于此时殷遗民仍很强大,殷人文化仍较浓厚,周人不得不在政策上与殷人缩小距离。应公鼎在西周晚期还称“斌帝日丁”,是因为应国试图从习俗上与服从于周的殷八师靠近,团结一致抵御楚和淮夷。     

屈赋中的“羿”、“夷羿”辨

《离骚》:“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天问》:“羿焉(弓毕)日?乌焉解羽?”又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身矢)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身矢)。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爱谋。(?)羿之(身矢)革,而交吞揆之?”历来以不辨“羿”、“夷羿”,对屈赋原文众说纷纭。或把“羿”、“夷羿”视为同一人,曰:“羿,有穷之君,善射。”“夷,羿氏也。①或注曰:“夷羿,夏时东夷族的首领,名羿。他曾夺取夏后相的帝     

《尚书》中“上帘”观念与殷周宗教信仰的变迁

通过对《尚书》中“天”、“上帝”等概念及其内涵的分析论证,结合古今研究尚书的重要理论。梳理出《尚书》中“天”、“帝”观念的发展演变实质,并比较《尚书》中各时期宗教观念的发展变化和“帝”、“天”观念前后发展的不同,从宗教观念发展过程出发,按照人思维认识的发展脉络提出了“上帝”观念是在从“帝”到“天”的宗教观念和认识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阶段。     

洪秀全与皇上帝.孔夫子

研究一下洪秀全与皇上帝、孔夫子的关系,看一看他所创立的拜上帝教,其基本内核是属于以皇上帝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还是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了解洪秀全以拜上帝教发动太平天国革命,到底是要在中国推行所谓“神权政治”,还是要反抗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很有意义的。     

为彻底粉碎“日韩条约”而斗争

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划和指使下,日本佐藤政府于十一月十二日,用法西斯的流氓手段,强使众议院通过了“日韩条约”,这是美帝阴谋扩大亚洲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应该高度地警惕。“日韩条约”是美帝准备扩大侵略亚洲战争的产物“日韩条约”是美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军事性质的条约,它的矛头,是针对朝鲜、中国、越南以及亚洲     

“帝党主战,后党主和”质疑

在甲午中日战争的论述中,有一传统说法,即“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事实是,在这场战争中,虽然总的说来帝党表现比后党好,但帝党并非始终主战,后党也非始终主和。让我们先来看看后党中心人物慈禧太后对“战”与“和”的态度。大量事实表明,慈禧太后开始是主战的。据《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六月十四日(1894年7月16日)记载:“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又据该日记甲午六月十五日载:“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     

甲骨文“鸟”字释读辨析——兼释《尚书·尧典》的“星鸟”等语

商代甲骨文中被释读为“鸟”的字,一般画为大鸟之形,按卜辞文意及商人的凤图腾崇拜之俗,本应读作“凤”.在“鸟星”及“不其鸟”等辞中,所谓“鸟”字应读作“凤”,借为“风”;“(辅)星”与“鸟星”同义,“(辅)”亦为“凤”字之别构,借为“风”.“帝鸟”多半应读作“帝风”,而“帝史风”或可读作“帝史凤”.“鸣鸟”亦当读作“鸣风”或“鸣凤”;“取鸟”、“获鸟”则大抵应读作“取凤”、“获凤”.卜辞指称鸟类习用“隹”字,有无个别辞例中被释为“鸟”的字可读“鸟”之本字,目前还不能确定.《尚书·尧典》中的“日中星鸟”等语,“星”字当读作“禜”,“鸟”字等亦本非星宿名,皆当别作解释.     

用历史来说明迷信——试论太平天国宗教形式的出现

马克思说:“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①本文试图对太平天国所特有的宗教形式的出现,作初步的历史说明。从而有助于回答这样的问题:当时中国的现实生活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一种外来的宗教学说有可能对农民先进分子产生吸引力,而带着西方色彩的“皇上帝”竟能成为农民革命的一面旗帜。     

释“静言庸违”

在《尚书·尧典》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帝曰:“畴咨若予采!”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其中,“静言庸违”四字,后代一些史家曾一再引用,各注家理解也互有抵牾。如《左传文公十八年》引《尚书》曰: 少嗥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     

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朝鲜族的“皇民化”政策

出自殖民统治和“大东亚圣战”之需要 ,日帝自 2 0世纪 30年代后期开始 ,不仅对朝鲜 ,而且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推行了赤裸裸的“皇民化”政策。本文对日帝在东北朝鲜族地区所推行的“皇民化”政策的背景、内容及其实质作了探讨。     

徽州方言探秘之六：“囡”与“囝”的应用空间

研究方言的姜亮夫先生说：“今江浙亦谓小儿为鹿,俗造囡为之”。这个判断大体上是不错的。而且这个“囡”字俗造的时间大约就是明代,因为明代万历年间,就曾有顺天举子李鸿在卷子上写了这个“囡”字。而被当时的吏部郎中高桂在皇上面前参了一本。据说调查的结果是认定李鸿写了错别字,但实际上如果仅仅是一个写错别字的问题,     

《离骚》“西皇”非“少皞”而“西王母”考

将《离骚》“诏西皇使涉子”中的“西皇”解释为“帝少皞”是不正确的,这样解释既不符合战国时期学术发展的顺序,也与屈原的思想感情及历史观以及少皞的活动地域相矛盾。“西皇”应是“西王母”,这样作解既与前文在情节结构上相合拍,又符合当时的祭祀风俗和时代背景,同时与诗人深挚的爱国恋乡情感相一致,并为破解“求女”的喻意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吏治角度看“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史上公认的“盛世”之一,但主要由于汉文帝个人的原因,以及商品经济的复苏、黄老思想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文景时期其实始终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吏治腐败问题,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对“文景之治”和文帝、景帝进行整体把握和评价的时候,吏治腐败应该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负面因素。     

王充论“夸饰”和“想象”

我国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科学家、现实主义文章理论家王充(生于东汉光武建武三年,卒于和帝刘肇永元间。即公元二十七年到一○四年?)在今天尚存的名著《论衡》中,曾对“夸饰”(即王充所称的“增”)和“想象”(即王充所谓“准况”)提出来讨论过,并且作了现实主义的解释,这是当时科学较高水平而产生的、战斗哲学思想所派生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所导致的现实主义文章理论的观点;在我国文章学发展史上有着重大作用。     

牟宗三“道统之道”溯源

儒家的“道统”说始于唐代韩愈。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的“道统”意识尤强。确定其“道统之道”的具体内涵,对于理解牟宗三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其判朱熹为“别予为宗”的根据,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追溯“道统之道”,其源头在《诗》《书》中的“帝”、“天（天命、天道）”。     

“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新释

“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①学术界历有存疑者,究其争论,皆因文献记载各殊而抒己见.正如《淮南子·本经训》说:“昔共工与高辛氏(帝喾)争为帝”一样,《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又换成了祝融,说:“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     

“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中西方文化精神模式的比较

“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是中西方文化精神模式的特点,它既是中西方文化的最高精神指向,又是最后归宿,还是中西方文化的精神体系。进行二者的比较,有助于对中西方文化及其价值的真切把握。一、中西文化中的天道与上帝天、帝、道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存在两、三千年之久了,这些观念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并紧密地关连着社会与人生。只是由于近代以来学术重心向科学转移,这些观念才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天”的观念一开始是与“帝”的观念相联系的。天帝作为至高神最初出现在西周初年。在周代的封建统一王朝建立之前,天帝可能是周人与殷人各自的氏族神,但相应于周统一王朝的建立,周人已不再视天帝为有所偏袒的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