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国民政府在北平城区的基层建政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北平市城区建立了基层政权,形成了党、政两套控制体系。国民政府在北平建设的基层政权,其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力量薄弱的区公所;背离初衷的保甲制度;相对完整的警察系统;虚弱的党务系统。     

当前黑恶势力对基层政权的侵蚀解析

黑恶势力对基层政权的侵蚀主要表现在:另立“权力中心”,分割基层权力;以暴抗法,干扰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行;拉拢政府官员,腐蚀基层权力;暴力威胁或操纵选举,夺取基层政权。基层政权是整个国家权力的基础,黑恶势力的存在与发展严重危害基层政权的稳固和运行。在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同时,应切实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保甲性质的转变——以浙江省为中心

保甲制度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保甲的性质在抗战前后先后经过了由自治到自卫,再由自卫到自治转变的过程,这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构建基层政权中自治与控制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国民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国民政府的这种困境在保甲制度上有集中的反映。     

从权力的角度看国企中的腐败现象

基于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腐败的严峻形势及特点的分析,运用政治学特别是有关权力的理论深入地探究了国企腐败的根源。着重指出权力的过度集中是导致国有企业腐败的重要原因,权利的缺位则是腐败的主要原因,而权力的广延性和综合性提高了权力的强度,加剧了腐败的产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国企腐败的若干建议。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权力视角下的高校治理研究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高校也受到市场经济思维的影响,权力腐败开始呈现在公众面前。文章从权力视角分析了当前的高校治理情况,探究高校权力本质和高校混合型权力特征,针对其权力发挥作用的不同维度进行系统性研究,最后从制度化权力角度提出构建新型治理模式的构想。     

权力腐败的"制度-行为"分析模型

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相结合代表了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结合行为科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行为理论 ,归纳出行为的“制度 -行为”模型 ,并运用于权力腐败研究 ,得到了权力腐败行为发生模型与腐败水平模型。权力腐败行为是腐败行为主体与制度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腐败水平取决于正式制度因素     

选择性执法、非法治化竞争与系统性腐败

部分地方政府执法领域的腐败呈多发性、关联性特征,是我国腐败现象比较集中的领域。地方政府对执法权力的选择性运用引发了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非法治化竞争,从而引发系统性腐败现象。非法治化竞争是指缺乏法治基础、参与竞争的各方利益得不到法治保障的竞争状态,具体表现为竞争规则不明晰或得不到严格遵守,发生冲突与争议时得不到公正有效的仲裁。系统性腐败是指除了腐败分子的个人主观原因,其所在系统的某些制度环境也成为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腐败的多发性、制度关联性及其固定模式。共赢、风险、保险、掠夺四种模式解释了系统性腐败的发生机制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由此产生的非法治化竞争现象在宏观上表现为区域性市场分割与地方间的恶性竞争,微观上表现为执法腐败下企业的违法竞争与非制度化生存。     

提高防治权力腐败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满足贪欲是产生权力腐败的主要原因;只有提高防治权力腐败的能力,才能有效遏制权力腐败;官员必须具备良好的意志品质,克服贪婪心理,实现廉洁自律.     

转型期我国权力腐败制约机制的构建

权力腐败和权力制约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同权力腐败的现象是水火不相客的。当前社会转型期权力腐败现象的生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也加大了规范权力运行和预防腐败的难度,权力失去制约必然会导致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权力制约因此也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对权力腐败的有效治理,必须着力构建权力监督制约的长效机制。     

当前我国权力腐败制约机制的构建

权力腐败和权力制约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同权力腐败的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当前社会转型期权力腐败现象的生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也加大了规范权力运行和预防腐败的难度。权力失去制约必然会导致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权力制约因此也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对权力腐败的有效治理,必须着力构建权力监督制约的长效机制。     

权力的社会文化逻辑——兼论乡镇政权的政治文化生态建设

基层政权的权力运行作为影响乡村社会变迁的独立变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形态。历史的考察则进一步揭示了地方基层政权权力运行的独特逻辑及其与乡土文化之间的有机关联。在此基础之上,现实乡镇治理权威的流失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导源于其与乡村文化社会基础的脱节。因此,乡村的治理突破地方权力的生存逻辑转而通过权力的文化经营建设一个良好的农村政治文化生态成为了必要与可能。     

福利腐败:权力、资源多重垄断的集结

"福利腐败"是由行政垄断或者是资源垄断衍生出的中国式的腐败现象."福利腐败"产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它源于计划经济所形成的福利制度惯性以及由此滋生的特权消费意识,而权力部门的行政垄断则是其产生的政治基础.目前,"福利腐败"所带来的危害已经扩散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它不仅引发了社会信任危机,导致社会不公,同时还加剧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并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需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打破行业垄断,加强监督并规范政府行为,同时从法律层面上立法制约"福利腐败".     

遏制腐败之本:监督与制约权力

腐败的实质是权力腐败，是权力没有被管理好、权力被滥用所致。文章分析了权力腐败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综合性的监督与制约权力的方法。     

云南内地土地改革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论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既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也重构了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此后推进有计划的乡村建设打下了基础。从处于国家权力边缘的多民族地区的云南内地土地改革的实践看,土改初期由于基层政权多为旧体制的维护者控制着,造成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产生隔阂。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中,通过具有桥梁作用的土改工作队深入一线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国家权力越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实现直接互动,新的组织符号体系在乡村成功构建,确保了新政权的规则、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乡村社会得以确立,最后重塑了乡村基层政权,完成了国家权力下行到乡村的任务。     

公共权力与腐败：一个分析的框架

本文在认真分析腐败、公共权力以及公共权力主体三者互动关系的基础上,认为腐败与公共权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腐败在于公共权力主体的介入,同时,腐败也只能是公共权力主体的腐败。为此,我们要有效地反对腐败就必须强化对公共权力主体的制约,而不是盲目地反对公共权力。     

论权力制约与根治腐败

本文通过对权力制约原理的分析认为,权力制约的适用性预先假定了现存体制下权力滥用的存在,并且权力制约只能“制约”权力滥用和腐败,因而没有触及到腐败的物质根源。权力制约本身不能根治腐败。腐败的实质是以寻租为目的的公共权力滥用。要根治腐败,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四条途径,这四条途径最终可以归结为消除税源和广义权力制约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从国家起源看权力腐败与防治

腐败和公共权力密切相关 ,并和公共权力始终相伴。人的贪欲是人的一种非理性的欲求 ,一旦假借公共权力 ,为自己谋求私利 ,腐败便产生了。腐败并不可怕。防治腐败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公共权力制约监督机制。     

严惩前提下的社会系统性反腐败方略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腐败案件恶性升级。严惩是反腐败方略的首要选择。严惩的主要功能在于打击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 ,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尚需社会系统性反腐败措施加以配合。按照社会系统性反腐方略的要求 ,应将具体的腐败过程进行系统性透视 ,在腐败意识层面加强防范 ;任何改革方案都必须有与之配套的反腐方略 ;应从官员与非官员互动的视角设计反腐方略     

必须对当前腐败成因进行基本、系统的透析江泽民对腐败顽固存在思考的启示

江泽民对腐败在党内在社会上顽固存在的深深思考,启示着我们必须对众说纷纭的现阶段腐败成因进行清理,并作出基本、系统的透析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腐败滋生的时代背景;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进程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条件;权力运行失去监控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是腐败滋生的关键;道德内约的松散是腐败滋生的内在因素;惩处不力和腐败成本低有可能成为权力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