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力腐败根源的探讨

权力腐败是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不良现象。寻找权力腐败的根源,不可仅仅归因于权力本身,也不应抽象地归因于人的自私性。本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通过深入考察人的本质和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认识到权力腐败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的根源在于剥削制度和剥削观念。因此,消除剥削制度及其观念,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消除权力腐败的治本之道,但同时不可忽视腐败根源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残余与外来渗透,因此需要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不断巩固和完善。     

我国中央权力结构研究

我国中央权力结构基本上分为中央指挥权、国家规范权（立法、人事、审批、决定之权）、国家操作权（元首、行政、军事、审判、检察之权）三个层次。这些权力所构成的民主集中的体式结构，在类型上高于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面式结构和奴隶制、封建制国家集权的点式结构。它把权力的统一和权力的分工有机地结合起来，摸索出科学设置最高权力的成功经验，深化和发展了人类关于国家权力的认识，并具有较高的民主性，因而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全国人大行使权力的方式、各种国家权力的地位、权力结构中的监督机制等问题上，它还存在某些不足，所以应该尽量使之完善，以提高我国中央权力结构的科学性和治国水平。     

论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

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自它产生之日起,就蕴涵着深刻的、特有的伦理道德倾向性。市场交换过程中,人们在彼此发生经济关系的同时也必然发生着伦理关系;经济上责、权、利的界定和展开必然是以肯定伦理上相应的责、权、利为基础的。两种价值取向必须内在一致。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的时候,虽然凭借的是经济利益的杠杆,但同时也为人们的行为选择留下了伦理道德因素作用的空间。在市场上活动着的个人不是随意进出市场的。在表面上似乎杂乱无章的交织运行中,人们实质上遵循着一系列的市场规则和运作机制。…     

收入分配调整的制度支点

收入分配调整的本质在于劳资关系的制衡,劳资制衡的制度基础是双方拥有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但是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不能必然形成公平的劳资制衡关系,在资本强权时代,经济利益天然向资本一方倾斜,这既是历史的逻辑也是现实的逻辑。过多的经济利益倾斜到资本方的结果不仅仅是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而是更大范围的内外经济结构的全面失衡,劳方收入偏低与财富外流并行不悖。实现劳资制衡的目的不是走向全面的劳资对抗,而是通过在企业层面提升劳方的谈判能力构建新型的劳资关系,避免利益分配的一边倒倾向,资本强权不可以无节制,这就需要回归工会组织的谈判功能;在社会层面形成权力供求关系,权力的消费者就是权力的生产者,这样可以减少和避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扩大非生产群体与生产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把这种差距叠加到劳资收入差距中,放大收入分配的失衡。政治投票不但决定政治资源的配置也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行政治投票至少可以缩小非生产群体与生产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俄罗斯权利保障制度的新发展

俄罗斯在向法治国家迈进的进程中,公民权利保障的基本制度得以建构并日益完善,这主要表现在将入的自由和权利确立为法律的最高价值以及依法控权来保障公民权利上.未来,俄罗斯法治将更加彻底地贯彻个体权利至上原则;规范权力的运行,保障权利不受侵蚀并对外国人的权利给予足够的保障.     

全面管治权语境下中央对香港的监督

在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国家的主权按照规定由中央统一行使,中央以"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为依托对香港实施全面管治权。根据十九大报告可以看出,中央要按照法律规定,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全面管治权的实施,从而使陆港双方的交流合作得到深化。全面管治权一词首次出现在《"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白皮书》中,它既包含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含授权香港依法实施的高度自治权,对于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中央有监督的权力。但是结合香港回归二十年来的实践可以看出,中央的监督权乃至全面管治权的运行出现了重重困难,为了保证其顺利实施,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并提出有效的完善机制。     

有这么一个杀人犯

社会之大,何奇不有!发生几起凶杀案件,本来并没有什么希奇。但是,这里发表的一起凶杀案件与经济体制改革有关,这就不能不令人瞩目,令人深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对权力和利益进行调整,以利于社会的发展。改革必然会触犯到某些人的利益,例如终身制取消了,“铁饭碗”保不住了,“大锅饭”吃不成了,于是一些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人就必然会阻挠改革,甚至会象李方那样铤而走险。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那些类似李方却还未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可能产生的社会心理,在经济改革的“经济性”事务中,化大气力于“人的问题”,那么这些人也不是不可以挽救的。所以,改革使人际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我们要研究这种变化,使它朝着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们发表有关李方案件两篇文章的用意所在。     

关于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变通权规定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专门决定以及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赋予了经济特区以授权立法变通权,但这一立法变通权的授予缺乏宪法上的依据。公然允许地方性立法变通突破上位阶法律、行政法规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安定,也有悖于平等原则,而且《立法法》对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也缺乏必要的监督限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全面深入,这一既不正当合理、又有违宪法的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变通权更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建议在《立法法》修订时予以废除,同时还应对经济特区授权立法进行全面的评估以决定其存废或修改完善。     

规范行政权力是防治腐败的必要途径

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权力缺乏限制和规范是产生腐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从规范行政权力入手,将所有可能被滥用的行政权力严格限定范围并辅之以公平化、规范化的措施,是防治腐败的必要手段。本文试以国家行政权为例,探讨规范权力、防止腐败的途径。 一、通过法律设定并且限制行政许可权的范围,是规范权力、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 与世界上一些国家设置的行政权相比,我国的行政权力(特别是对公民和法人财产权影响的行政许可权)比较大。这种权力体制与我国历史上行政权强大、司法权相对弱小的传统有密切关系。行政许可权作为国家对社会活动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这种许可权必须由法律设定并且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它容易变成权钱交易的工具。因此,对行政许可权的限制也就成为防治腐败、规范权力的一个重要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政法诉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政法诉求立足于实现行政法治社会。行政法治社会的外在形态即行政法秩序,其基础性本质内容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法律性实体性本质内容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法律价值性本质内容是公正与效率的平衡。行政法治社会是渐次实现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由行政法运行所展现的“控权”与“平衡”内在联系的发展过程。     

美国渔业公共信托理论评析——中国构建现代渔业管理制度的借鉴

在美国法上,渔业资源被界定为具有特殊性质的物,不适合由私人所有或者在特定情况下即使由州和联邦政府授权私人享有使用权,其权利人也不得排除公众对渔业资源享有天然的利益。"公产"与"私产"之争、公共渔业权与个人排他性捕捞权之争催生了英美法上特有的利益平衡机制——"有限介入权制度":将渔业资源归入公共信托资源,以此破解哈丁所关切的"公地悲剧"。我国《渔业法》虽经两次修订,但仍然不足以调整日益繁复的渔业法律关系。借鉴公共信托原则作为现代渔业管理创新机制的理论基础,并使之转化为我国渔业法条款,可望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管理制度体系。     

论人的尊严观念的现代理性基础

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出发,关于人的尊严的认识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东西方的文化传统对人的尊严的理解和认识虽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立场并不是根本对立的,都包含人文主义的预设,都是以传统等级制度为社会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尊严观念既包含传统价值基础,又以现代理性作为认识基础,它是科技进步、经济独立、公民权利确立、人权运动勃兴等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更是民主法制不断完善健全的结果。而"反思现代性"意义上的人的尊严观念对人的尊严现代观念的"普世主义情结"提出了重大挑战,对人的尊严现代观念的理性基础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对人的尊严现代观念的价值基础和文化根基进行了全面反思。     

转型期结构性腐败的根源及治理

中国当前的腐败具有转型社会的烙印,其滋生蔓延具有深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根源。探析转型期结构性腐败问题的根源及治理对策,得出结论：权力寻租滋生腐败,反腐必须深化经济改革,切断权力寻租的利益链条;权力集中滋生腐败,反腐必须深化政治改革,强化权力监督约束;规范失灵滋生腐败,反腐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反腐制度的刚性;腐败文化滋生腐败,反腐必须培育廉政文化,树立现代公民道德观念。     

论货币化“公车”改革模式之不合法性和不合理性

我国公车消费已成大患,必须对其进行改革。但如何使改革合理合法,这是首先需要研究清楚的问题。货币化公车改革的前提必须是政府官员的公车专用权建立在一种合法授权的基础上,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官员的公车专用权缺少法律授权主体批准,也没有经过严格的合法的批准程序,所以"公车改革货币化"的前提条件是不存在的,因此货币化的公车改革不具有合法性。支撑货币化公车改革的"节约经费论"以及政府的"自我肯定"也不足以证明其合理性,而且还会产生新的利益分配不公平,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     

论剥削范畴

剥削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现实行为。它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剥削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广义剥削的产生和存在却需要以权力为基础。政治权力的经济化，经济权力的自利化，是广义剥削具体表现，也是其存在的内在根源。狭义的和广义的剥削方式、手段及基本特征有相同的一面，但也有区别。对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剥削形式，要采取历史的容忍态度，对无任何进步意义的剥削行为，要采取历史的淘汰态度。     

实体与程序——试论权利的双重法律保障

在考察法律权利问题时,实体和程序应该也必须为我们看作是同一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权利的实体乃是一定的利益,利益在转化为权利的过程中所遵循的不同原则在根本上导致权利主体在利益占有上的差异。社会利益的分配规则总是依靠一定的法律制度来加以推行的;权利的法律规定体现着统治者的意志;权利的物质保障比权利行使的书面可能性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当侵权事件发生时,当事人的诉权和国家裁判权的共同作用,对权利主体实体权益的真正实现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裁判机关既有义务保证当事人的合法诉权行为产生法定效果,又不应容忍当事人滥用诉权的行为,法庭也应该进行必要的创造性司法,但是,裁判者没有权力滥用裁判权。总之,实体权的实现是程序权行使的目的,程序权是实体权实行的重要手段。当我们不仅仅能在理论上,而且在立法和执法的实践方面充分地注意落实权利的双重法律保障时,我们就有可能有效地提高法律的权威性。     

宪政视角下的受刑人权利保护

(一)宪政理念下的监管权力与受刑人权利宪政主义的逻辑前提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对立.在西方传统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理念中,国家权力的势力范围仅仅限于政治国家领域;对于市民社会领域,国家权力是一种放任的态度,只要市民社会中的自治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就是多余的、非法的.这样,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逻辑划分,在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划分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区分.在宪政理念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是一种对立与冲突的关系,公民权利的实现与保护首先要防止和避免国家权力的侵犯.在宪政主义者看来,国家权力是侵犯公民权利的主要威胁者.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任意侵犯,人们通过制定宪法达到规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之根本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达成的政治契约,是公民权利保障的宣言书.     

社会科学中的合理性问题

一、科学合理性与民俗方法学自然科学的威望不仅保证了社会科学已经试图接受它们的方法,而且也导致了科学的合理性标准被假定为唯一的标准。相信科学可以确立一切,并把它以外的一切都当作非科学、因而是不合理的信仰而加以排除,似乎是合理的。但是这种方法在对那些似乎是由完全非科     

官场经济种种

眼下,在少数机关和干部中出现了一些怪异的经济行为,它既不是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也不属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人们只得讥称为“官场经济”。“官场经济”一词在任何辞典里找不到,是一个不该产生的畸形儿,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其早已恨之入骨。它的本质是以权力为手段或目的来谋私或组织经济活动。其含义有两层:一是借助于特殊部门、特殊岗位、特殊身份谋取利益;二是组织市场经济活动以谋求在官场上的进身之阶为目的。归纳起来,“官场经济”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逢迎拍马”害了同志关系

<正>评论说,权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它的周围,总会聚集起一些"忠实"的拥趸,有的是对权力有所求,有的是对权力有敬畏,还有些纯粹是"习惯成自然"。评论说,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别人对自己逢迎拍马,甚至有人对此还心存警惕和反感。但是,伸手难打笑脸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浸染,一些干部在不知不觉中放松、放任直至放纵,从心有抵触到见怪不怪,从半推半就到欣然接受,最终,对各种恭维体贴话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