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可以划分为“以斗争性为主”和“以同一性为主”的两类吗?——与姚伯茂同志商榷

最近哲学界展开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争论,我们基本上同意项晴、沙人等同志对“合二而一”观点的批判的意见,我们认为“合二而一”的论点实际上是取消斗争融合矛盾的错误论点。这里不想多谈。现在着重对《人民日报》7月19日发表的姚伯茂同志的“浅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一文,提出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希望姚伯茂同志与其他同志指正。姚伯茂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一个新的关于两类矛盾的论点,即把矛盾分为“以斗争性为主”和“以同一性为主”的两种不同类型。在学术讨论中这种大胆地提出自己独立见解的精神虽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他的论点却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合二为一”是辩证法的综合方法吗?

柯阳同志在《光明日报》七月三日发表的《关于“一分为二”的对话》一文中说:“把一个统一的事物分为两个对立面,这种方法就是分析,就是‘一分为二’。而辯证法的综合就是‘合二为一’。……所以‘合二为一’,即是综合。”“综合就是把两个对立面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认识”。“这样一种认识方法可以概括为‘合二为一’,因为这是结合两个对立面成一个统一体来认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合二而一”论是形而上学世界观

关于事物是“合二而一”还是“一分为二”的讨论,反映了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一分为二”,准确、生动而又通俗地表达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辯证法的世界观;杨献珍等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思想,它不仅不能表达对立统一规律,而且是和对立统一规律根本对立的,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杨献珍同志说: “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 “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     

谈谈“差异就是矛盾”

“差异就是矛盾”,这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谈到矛盾的普遍性时提出的一个著名论点。承认或不承认“差异就是矛盾”,关系到是否真正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贯彻到底。而正确理解“差异就是矛盾”,是我们正确理解矛盾的普遍性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合二而一”是不要革命的哲学

杨献珍同志说: “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语,‘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对立面的统一思想,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的”。“学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要学会把两     

矛盾“一分为三”吗?——与坚毅同志商榷

坚毅同志在《“一分为二”需要“一分为三”补充》(见《重庆社会科学》1986年第二期),《再论矛盾“一分为三”》(见《齐鲁学刊》1986年第二期),以及《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划分看“一分为三”命题》(见《广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三期)中提出“一个矛盾是由三个事物或一个事物的三个方面(要素)构成的”论题,叙述了矛盾是“一分为三”、“鼎立统一”的观点。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拟在本文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与坚毅同志商榷。     

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综述)

今年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林青山“‘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现将各种不同意见综述如下。     

在烦琐哲学的背后——评柯阳同志的《关于‘一分为二’的对话》

柯阳同志的《关于‘一分为二’的对说》,是一篇充满烦琐议论的文章。贯穿全文的基本特点,是在概念上钻牛角尖,而不是对理论问题进行切合实际的研究和分析。当然,在大量的烦琐议论背后,却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中心思想,那就是一方面声言反对艾恒武、林青山等同志对于“合二而一”的理解,一方而又煞费心地寻找论据,继续为他的老师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辩护。柯阳同志认为:对于“一分为二”,也必须一分为二,即分为规律和方法;方法又可以一分为二,即狭义的理解和广义的理解。按照狭义的理解,“一分为二”就是分     

错误的论证——评艾恒武、林青山“‘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

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所写“‘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从多方面“论证”了他们所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个命题,说它表达了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我们认为,这不仅与客观实际完全不相符合,而且在论证上也是完全错误的,站不住脚的。     

把“合二而一”与对立统一规律等同起来是超阶级超历史的错误

杨献珍同志说:“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语,‘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合二而一’,(来自方以智[明末人]《东西均》之第24頁),‘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見7月17日《人民日报》)艾恒武、林青山说:“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見[明]方以智著:《东西均》)来表达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辯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見5月29日《光明日报》)     

谈分析与综合——与李泽厚同志商榷

看到李泽厚同志发表在《文史哲》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上的文章——《康德认识论的提出》,使我很受教益。但是我对文章中所提出的关于分析与综合的一些论点有不同看法,现在提出来就教于李泽厚同志。李泽厚同志在文章的“‘综合’是吃掉对象、改造对象”一节中,提出了“‘综合’比‘分析’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和“综合作为认识基础”的论点。我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关于分析与综合两种方法在认识论中的意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     

斯大林的定义是前进还是后退——和孙冶方同志商榷

读了《经济研究》1979年第八期孙冶方同志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很有启发,但有些说法还不能同意,提出来和孙冶方同志商榷。一、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生产关系定义中的“交换”问题。斯大林同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有没有“交换”?孙冶方同志说:“斯大林定义中没有‘交换’”,“斯大林同志因为一般人都把‘交换’理解为‘商品交换’,他怕引起误解,所以就把‘交换’这一项目取消”。斯大林的定义中     

《文心雕龙》“总论”辨析——和牟世金同志商榷

一 牟世金同志在其《〈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二期)一文中说,《文心雕龙》的总论,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以前有人曾指出:“《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或者说:“归根到底,只是‘宗经’一义”。我觉得,这后一种提法,是比较确切的。牟世金同志的“两个最基本的主张”的看法,和他对“原道“、“宗经”的不正确理解有关。     

《硕鼠》并非祈鼠的祝词──与陈建生同志商榷

《硕鼠》并非祈鼠的祝词──与陈建生同志商榷李金坤陈建生同志《＜硕鼠＞是一篇祈鼠的祝词》一文（《晋阳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６期，以下称“陈文”），将《毛诗序》以来“各种注释、评介无不认为‘硕鼠’是‘比喻剥削者’”的定论一笔抹倒，而提出了“《硕鼠》是一篇祈鼠...     

如何理解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与白永秀同志商榷

《学术论坛》1990年第6期发表了白永秀同志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异同分析”一文(以下简称“白文”)。对于该文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我有不同的看法,现提出来,就教于白永秀同志和理论界同行。     

作者来信

編輯同志: 承蒙你們在第五期上刊登了拙作《談性格类型——典型共性中的初級本質》。但有一段文字需加以說明或更正。文章一开头有两个问句:“究竟有沒有超越于阶級性之上的‘共性’?这种‘共性’或‘普遍性’与阶級性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原稿在这二个问句之间还有一句:“如果說有这种現象,那么該作何解释?”而且指出这”正是当时(六○年)与人性論     

关于张闻天论著中的“一分为三”思想

在我们国家,“一分为二”是众所周知的。由于毛泽东的倡导,“一分为二”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脑海里。张闻天是第一个对“一分为二”提出异议的人。他在1964年2月5日郑重地写道:“现在一些文件上,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称为‘一分为二’的规律。这种说法有缺点”。(《张闻天选集》第566页,以下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注明页码)为此在一系列论述中表达了“一分为三”的思想,虽然他并没有公开提出这一命题。     

红与专的矛盾也是按“一分为二”的普遍规律发展的——与姚伯茂同志商榷

“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论战,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主张“合二而一”的杨献珍、林青山、艾恒武等同志,都是抓住我们在工作中必须“结合”、“统一”、“联系”起来的一些问题,为“合二而一”作辩护的。例如:“多快与好省、产量与质量,是不可分地联系着。”“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包含着许多互相对立的方面。首先就要找到把对立的方面联系起来、统一起来的条件,在工作中把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结合起来。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两条腿走路’。”因而在这些同志看来,“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起来的本事。”也就是他们说的“合二而一”。姚伯茂同志在“浅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一文中,进一步把这些观点系统化、“理论”化,因此,我们想就姚伯茂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必须“结合”、“统一”的矛盾,“一分为二”对它们究竟适用不适用,谈谈我们的意见。     

近50年来中国重大哲学问题论争概述

本文分三个阶段,对1949年以来中国发生的诸如“社会发展动力”、“过渡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性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维和存在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人道主义与异化”、“主客体”、“实践唯物主义”等重大哲学论争进行了概括性地描述,以期反映当代中国哲学史上重大哲学问题论争的概况。     

关于“吐蕃”一词的语源考证

我们拜读了牙含章同志在《民族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上发表的《关于“吐蕃”、“朵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后,深受启发。牙含章同志通过丰富的汉藏历史语言资料,在深入研究以上问题的同时写道:“唐朝人在‘蕃’字前为什么又加了一个‘吐’字,到现在还弄不清楚。”我们根据突厥和维吾尔文献资料,对牙含章同志所提出的问题加以考证,并提出我们的一点浅见,以供研究藏族史的同志们参考。藏族人民自古以来把自己的族名称为“bod”或“bodba”。最早记录藏族情况的汉文《甥舅联盟碑》(又称《会盟碑》),公元823年立。后晋(公元936——946年)、宋代(公元960——1279年)成书的《新唐书》、《旧唐书》中“吐蕃”的‘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