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买卖犯罪的司法适用及立法评析--兼析最高院颁布的两个案例

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益是人格尊严 ,且系超个人法益。前罪是状态犯 ,后罪是继续犯 ,两罪既遂的标志是买卖行为完成。只有违背成年妇女意志强行与其性交的和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 ,才是“奸淫被拐卖的妇女”。教唆他人拐卖妇女、儿童给自己收买的只需以拐卖妇女、儿童罪 (教唆犯 )一罪定罪处罚。我国刑法应取消拐卖妇女、儿童罪 ,代之以拐卖人口罪     

强迫交易罪构成要件新论

违背他人意志并强迫与之进行交易是强迫交易罪的核心特征;该罪的成立须以暴力、威胁手段为前提条件且发生在商品、服务交易中;暴力的对象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对人的“暴力”程度限于轻伤,对物的“暴力”不能作用于“数额巨大”的财物;“威胁”须达到足以抑制被害人意志自由的程度。此外,该罪中的“服务”必须是合法的服务。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

刑法第240条第2款不是关于实行行为的规定,而是关于共犯行为的注意性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该罪的法益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生命、身体的安全及人格尊严;该罪以卖出即对被拐卖人支配的转移为既遂;该罪是即成犯;拐卖妇女、儿童罪与非法拘禁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     

意志软弱的“双核”定义——回应意志软弱问题的评价主义与执行主义之争

出于日常语言直观，霍尔顿向“意志软弱是行动违背最佳判断”这种传统的评价主义观点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以“意志软弱是过于容易地更改决心”这种执行主义观点取代传统观点。作为回应，米尔指出存在评价型和执行型两种意志软弱，但前一种仍具有核心地位。霍尔顿与米尔对意志软弱的构想都面临若干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关于意志软弱的“双核”观点以解决这些问题。本文认为，当行动者的最佳判断或已有意图是活跃意图的候选项，但却被不恰当地压倒时，行动者展现了意志软弱。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若干问题探讨

本罪第5款主要考虑到实践中证明的困难和避免对被告人的不利推定,采用了转化犯的立法类型。本罪第6款的规定主要是出于刑事政策的特别考虑,从刑法理论上可以理解为客观的处罚条件。行为人为了收买妇女、儿童,教唆或帮助他人拐卖妇女、儿童,然后收买该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成立牵连犯。行为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有非法拘禁行为,又出卖被害妇女、儿童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一罪论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有强奸、伤害、侮辱等行为的,应当以强奸、故意伤害、侮辱等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数罪并罚。     

非暴力型强奸的认定——从“博导诱奸事件”说开去

强奸罪的本质特征应当是“违背妇女意志”,在非暴力型强奸中,“违背妇女意志”的判断标准应为被害人“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指被害人因身体状况无法反抗,或对性交的自然属性或法律属性认识错误而无法反抗.不敢反抗,指被害人因正当利益的可能受损导致精神受到压制而无法反抗.认定诱奸行为应以此为标准,导师以学生正常情况可获得的学位或工作等正当利益诱奸学生的,构成强奸罪;以学生正常情况不可获得的学位或工作等不正当利益诱奸学生的,不构成强奸罪.     

浅谈拐卖妇女犯罪的几个问题

拐卖人口罪(包括拐卖妇女和儿童),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一九八三年九月二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对拐卖人口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拐卖人口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为了正确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同拐卖妇女的犯罪作有效的斗争,本文着重对拐卖妇女犯罪的有关几个问题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     

遗嘱解释应坚持“区别说”——从“诗歌遗嘱”案谈起

遗嘱往往需要解释，在西方关于遗嘱解释先后有“暗示说”和“区别说”两种理论，它们对待遗嘱解释的观点差别甚大，我国目前关于遗嘱解释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继承法上也只字未提。而司法实务中却大量存在着对遗嘱的解释，且多持暗示说，以致狭义地解释遗嘱或否定遗嘱效力的情况颇多。鉴于此，文中以颇具典型意义的“诗歌遗嘱”案为例进行考察，通过分析，认为凡审理此类案件应坚持遗嘱解释中的“区别说”理论，以尊重遗嘱人遗愿，充分体现私法中的意思自治。     

关于“公然窃取”行为之认定

盗窃罪与抢夺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甚为熟悉的犯罪,表面看来,两罪似乎泾渭分明,不可混淆,但“公然窃取”行为作为盗窃罪与抢夺罪中间地带的出现,致使两罪的区分不甚清晰。关于盗窃罪,我国传统刑法在理论上主张秘密窃取说,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借鉴德日刑法理论,提出了平和窃取说,两种观点争论不休,导致此类行为难以定性。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研究,从解读“公然窃取”行为方式入手,厘清“公然窃取”行为中下抢夺与盗窃之界限。     

论证券内幕交易罪中的主观要件

关于证券内幕交易罪的主观要件问题,中国法学界一直存在着“故意、过失说”、“故意说”与“直接故意说”的争论,从立法宗旨与证券交易实际出发,应坚持“故意说”,内幕交易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而泄漏内幕信息罪可由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构成,并且本罪并非目的犯。在主观要素中,较难认定的是行为人对内幕信息的“明知”与“意图利用内幕信息”的故意,美国诸法中采用的以其他间接证据推定上述主观要素存在的做法颇有借鉴意义。     

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研究:综述与展望

关于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的解释,学界主要有过失说、故意说和混合说3 种观点,司法实践中也观点不一,有同案不同判现象。这3种观点均有值得反思之处。在立法未修改之前,为避免刑法第15条第2款规定被架空,从而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当下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之应然解释应采更加接近刑法正义的故意说。今后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研究应从解释论和立法论两个维度展开。前者要进一步研究刑法第15条第2款“法律有规定冶的法律内涵,后者则要在比较法研究的基础上对是否处罚过失犯、过失犯是否应明文予以规定、过失犯法定刑应如何设置等3 个问题展开立法完善研究。     

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的刑法应对——刑法实质解释论之运用

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具有犯罪主体新颖、犯罪方式独特、犯罪情节复杂的特点。刑法学界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需承担刑事责任问题以及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是否成立帮助犯问题未能达成共识,使得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我国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刑事法律规范大多形成于网络云端技术诞生之前,网络云端技术的出现给网络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带来了新问题。在侵犯著作权罪刑法规则尚未作出更新性应对之前,应当积极发挥司法的自我适应功能,对于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可以基于实质解释论的立场,在不违背罪行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复制发行”、“以营利为目的”、“犯罪主观”等犯罪构成要件进行扩大解释。     

经营管理也是生产力的要素

“生产力标准”的科学性，在理论上是无可置疑的．但生产力究竟包含哪些要素？这倒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蒋学模主编的获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指出，关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在我国理论工作者中，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同生产工具这两项构成了社会生产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对象也应该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现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也被人们普遍接受．但是笔者认为以上观点还不够全面，因为忽视了构成生产力的另一要素——经营管理．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如下：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以自然力为主，…     

土族族源与吐谷浑——读吕建福先生新作《土族史》札记

土族族源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有较大分歧。主要有“吐谷浑说”和“蒙古说”两种观点。《土族史》作者在坚持“吐谷浑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土族就是吐谷浑”的观点。本文对此进行一些评论。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行为分类与法定刑配置

极端案件的出现将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法定刑配置是否过于轻缓的问题推至舆论顶点。《刑法修正案（九）》删除收买行为的出罪事由,表明打拐需从买方市场考量的态度。本罪行为并非能够简单地与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相等同。收买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共同影响。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是有效回应立法不充分和社会舆论的手段,科学分析犯罪行为分类是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的前提。结合责任理论的基本原理,将本罪行为划分为婚姻型收买行为和非婚姻型收买行为两个基本类型,并在婚姻型收买行为中细分出良性发展型和恶性破坏型两个子类型。基于行为类型分类和责任原理对本罪法定刑重新配置,从不同行为类型角度对法定刑配置分别进行匹配,建立合理的法定刑配置体系,推动拐卖妇女犯罪的有效治理,恰当回应舆论情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借贷合同的效力探究

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颇多,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无效说,二是有效说,三是区别对待说。这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进行了论述,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及不足。文章指出,准确认定借贷合同的效力应根据行为人的借款目的区别对待：以正常生产经营为目的的涉案借贷合同应有效;以放贷为目的的涉案借贷合同应无效。     

“套路贷”司法适用问题探究

目前,"套路贷"案件的办理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诈骗罪罪名适用不当,部分司法机关机械套用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被害人明知有"套路"仍借款的情形下,依然认定行为人构成诈骗罪,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二是犯罪数额认定过高,未扣除本金所产生的合法利息,导致量刑畸重,客观上加重了对行为人的处罚。正确处理"套路贷"案件中的司法问题,必须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前提。如果被害人明知有"套路"而继续借款的,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诈骗故意,其行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为确保罪刑相适应,司法机关在进行犯罪数额认定时应扣除本金产生的合法孳息。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罪思想

“救赎论”是以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为前提的,原罪的思想即罪感文化,是西方文化中的核心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原罪的思想”———这种观点几乎成了人们的常识、共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于西方文化中的“原罪思想”,这一思想可能就蕴藏在庄子关于“混沌开窍”的寓言之中。各民族关于原罪的思想,可能正是自己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巨大的精神文化资源。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迫切需要找到属于自己民族的“原罪思想”。     

农民阶级决没有“投降”的“局限性”

在评论《水浒》中,那种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说成是无可非议的“农民的局限性”的观点,完全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因而是极其错误的。把“投降”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首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基本观点。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大对抗阶级,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毛主席指出:“封建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有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     

论无被害人犯罪及其刑事政策

无被害人犯罪是相对于有被害人犯罪而言的一种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应区分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和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在刑法学中,无被害人犯罪的内涵要素是违背伦理道德但法益侵害不明显;在犯罪学中,无被害人犯罪的内涵要素是违背伦理但社会危害性小。我们应当在对国外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科学建构我国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证有效遏制、减少无被害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