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府信任的合作式治理探析

目前,政府信任的式微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象.西方学术界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成为当前政府再造工程推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合作式治理是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间互动关系的伙伴情谊的治理形式,它使政府成为民间的"合作伙伴",它为政府信任的巩固和提高建构了社会基础、价值信念基础、政府自身创新与改革的内在基础.     

企业合作关系中的信任问题分析

由于经营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了与其他市场主体合作作为发展战略.在影响合作的诸多因素中,信任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本文的目的在于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信任的涵义和表现形式、信任发生作用的机理及来源,并结合实际探讨了我国企业合作关系中的信任培育途径.     

跨国合作组织间信任修复: 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的分析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今天,组织间跨国合作日益深化,而信任危机是制约组织成功进行跨国合作的重要因素,因此,跨国合作组织间信任修复是一个亟须深入探讨的问题.组织间信任修复的落脚点依然是个体,但修复对象的选择需要考虑众多组织因素.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对跨国合作组织间信任修复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制度差异影响信任者倾向,文化差异影响归因过程和可信赖性感知.跨国合作组织间信任修复需要在了解对方组织特点、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审慎地选择信任修复的对象、措施和方式.     

论信任、合作以及合作制组织

信任与合作是同构的,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而合作又反过来促进信任.近代以来,我们的社会已经充分地实现了组织化,是由各种各样的组织编织起了我们的社会.对于一切组织来说,信任都是必要的基础性资源.但是,在官僚制组织的建设中,信任因素受到了忽视,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自觉地认识到信任的功能并在信任的基础上重建组织,是当前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在信任的基础上重建起来的组织将是一种合作制组织.     

从信用到信任--从公共伦理学的角度看

信用是社会交往的必备纽带 ,却不会自动地得到遵守。信用体系出现危机 ,从根本上说 ,是社会中的信任氛围稀薄的反映。信任是应付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社会策略。信任问题的复杂性在于 :它不仅是制度设置问题 ,还更深地关联着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生态问题     

通过合作和信任把握历史的脉动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合作和信任的问题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背后,包含着人类走向后 工业社会伟大变革的内涵。在后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生活方式建构和行为模式规范上,都需要基于合作和信任 来进行。而且,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也将会证明合作和信任是共同体生活必要的基础。     

基于消费者视角的电子商务信任模型综述

传统理论中的信任是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综合的复杂概念,有关交易信任和电子商务交易信任的研究,大多立足于传统的信任理论.信任理论自身的复杂性和其在新环境下的应用,产生了很多新的结论.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信任理论的辨析,对电子商务信任理论的模型建构进行了梳理归纳,希望对国内电子商务交易信任研究提供借鉴.     

合作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

政府信任关系源于我国社会从双重转型到"和谐社会"的实践诉求.文章从公众-政府关系的视角出发,阐释了当前政府信任关系所面临的困境和难点所在,并提出构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想和路径.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基于信任社会视角的电信诈骗伦理成因与治理路径

修复技术漏洞、完善法律规章、提升安全意识成为近年打击电信诈骗的常用方式,但面对不断升级的电信诈骗,从伦理角度对其展开的反思不可置否是一项有现实意义的新探索。从信任的伦理意涵切入不难发现,社会道德信任的失落和信任范围的局限是电信诈骗的主要成因,而信任社会的构建有利于道德信任的普遍生成,对消除电信诈骗动机、缩小电信诈骗生存空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具有一定的价值。因此,从信任文化生成、中间团体培育和法律公正内核建设三个方面探索信任社会的构建不失为治理电信诈骗的有意义的尝试。     

公共信任是一种美德吗?

公共信任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美德?这是信任研究中持续争论的问题。一般而言,公共信任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幸福,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并受同理心和善意的影响,应当成为个体的行动原则。公共信任也是个体充分意识到信任风险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并能有效激发可信性。公共信任更是超越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建立在对人性乐观主义态度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具有的一种美德。     

地方政府信任危机何以产生 ——基于政治信任形成及演化机制的分析

中国的政治信任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但在纵向分布上表现出"央强地弱"的差序信任格局,地方政府就成为了我国政治信任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基于制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形成的基本政治信任相对稳定,但地方政府面对的具体事件中的政治信任往往会因事件的发展而经历快速的变迁,若公众在接受即时信息并综合过往经验进行判断后的结果是信任水平的持续下跌,地方政府便可能遭遇由标志性突发事件引起的信任危机,较为典型的就包括安徽池州的群体性事件和新冠疫情的舆情危机。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地方政府考虑如何预防和解决信任危机。     

社会资本与构建政府信任合作体系

导致政府失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期望它提供公共物品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构建政府信任合作体系成为关键。通过建立社会声誉机制、社会激励机制以及对话会晤协商机制可以逐渐构建起政府信任体系。     

求职过程中的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

制度信任是降低求职过程中风险、提高求职效率、促进劳动力市场良性发展和有效运行的主要机制.在劳动力市场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关系信任在求职过程中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求职过程将表现为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交织作用的过程.     

农村社区中的信任状况研究——基于对凉州区建设村问卷调查的分析

信任是社会秩序的粘合剂,立足于我国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以某一农村社区为研究场域,以实地调查研究资料为内容,通过对建设村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农村社区中的信任状况不容乐观：特殊信任衰退,普遍信任下滑,制度信任模糊。在此基础上,基于问卷调查的结果,分别从经济、社会、制度、文化以及个体等五个纬度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农村社区中,村民的谋利心理和行为、村民社会流动性的加快、制度供给与执行不力以及农村社区传统文化的消解等诸多因素,是导致农村社区信任下滑的重要因素。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系维持--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

传统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社会信任主要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之上,是“熟人信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匿名性、异质性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逐渐增加,熟人关系网络与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围也表现出弱化的趋势。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制度信任,是维持新时期社会关系、确保由“熟人信任”走向“陌生人信任”的必由之路。     

制度建设还是道德约束——对社会变迁中信任建构的探索

学界关于如何增强社会信任的做法长久以来存在争论,或者主张从制度的层面加强信任建设,或者认为应从道德约束的层面进行。但是,在这两种建构观的作用下,目前信任危机依然严重。如何突破?科尔曼和格兰诺维特分别提出了信任产生于人际互动的观点,给予我们启发。但人际互动中的信任毕竟是在微观层面,它能否扩展到宏观层面值得反思。如仅停留在微观层面,其发挥的作用无异于道德约束。而在转换成功的地方,则类似于哈耶克所说的"扩展秩序",将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文章即是基于以上立意对信任建设进行的探讨。     

信任与怀疑之间——中国政治信任研究

目前中国政治信任的问题不在于政治信任度低,而在于政治信任度下降。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导致“信任下降”很难被“容忍”,这主要基于三点原因：“良性”政府的预设导致民众对政府高期望;唯一执政党的制度导致对执政党高要求;信任与政权稳定紧密相连的传统导致政府对民众高敏感。在实践中,我国政治信任表现为：信任政治目标与不信任政治过程并存;信任高层与不信任基层并存;短期事件围观与长期信任影响并存。政治不信任会导致怀疑、冷漠、恐慌、嘲讽、愤怒一系列后果。为了推动政治信任建设,政府和民众要共同努力,实现从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     

中国信任模式的嬗变——一种制度分析视角

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信任模式由于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制度性差异,从而导致了现代中国普遍信任的发育呈现出明显的断裂状态。     

信任关系、利益获取与集群企业间合作行为

企业间的有效合作是提高企业绩效与满意度的重要途径,也是产业集群发挥企业间协同效应、提升整体竞争力的着力点。关系能力是集群企业在基于信任与利益的合作过程中所形成的累积性核心资产,决定了集群企业间合作行为的质量与可持续性。基于江苏部分典型产业集群内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集群企业间的信任、利益、关系能力均与合作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能力在信任影响企业合作行为的过程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而关系能力在利益影响企业合作行为的过程中只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对于企业决策者而言,应将企业的关系能力作为一项战略资产来进行开发与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