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的联合国

联合国60岁了。60岁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已是风烛残年,而对于联合国这样一个国际组织来说,60年也许只是其发展进程中一个短暂的开端。60年来,联合国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在大国权力角逐的夹缝中艰难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20世纪50年代,它一度沦落为美国的表决机器,做出诸多违背《     

联合国在全球网络安全治理中的规范功能研究

在全球网络安全议题上,联合国比国家行为体或是非政府组织享有更多优势,这种优势来自于联合国在处理国家间问题时享有的特殊权力,以及在援助国家行为体时拥有更多的资源。联合国在全球网络安全治理中发挥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其内部机制和国际会议协调国家间利益以推动全球网络安全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通过其下属机构与其它国际组织的互相合作,采用援助和倡议行动促使国家行为体意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指导其制定国内的网络安全政策,以推动网络安全规则的实施。同时联合国在全球网络安全治理中也面临着国家间利益难以协调,以及联合国内在组织架构在面对新议题时效用不足的挑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专属经济区争议——基于航行自由视角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设了专属经济区，这是不同于领海或公海的特殊海域，说明海洋权益的多元化及其扩张成为国际海洋法的现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和性质的表述并不明确，沿海国和航行国对于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义务划分及法律解释，一直存有分歧。海洋自由是国际海洋法的支柱性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的国际海洋秩序，应认可航行自由的价值排序高于海洋权益，但这并不意味着航行国可以完全不尊重沿海国的利益和主张，沿海国主张对专属经济区拥有主权，以及航行国主张在专属经济区内有如公海一样的自由航行，都趋于片面。双方不应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列举规定以外扩大解释对于专属经济区的权利。现代国际海洋法理论的演化及更多的国家实践，会推动专属经济区问题的进一步明确。     

联合国安理会与国际法治

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是由法律和政治环境规定的。《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在国际关系中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使其能够对国家产生约束力,并且代表联合国所有成员采取集体行动。但这一法律权威只有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同时还需要其他国家认可安理会在国际体系中享有的合法性。因此,仅从法律或者政治角度来认识安理会都不足以了解安理会的实际权力,我们必须结合法律和政治两种角度来进行分析。从这两个角度看,安理会可以被用来更普遍地解释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服从的内容是国家实践的职责,而不是一个首要和客观的范畴。最后,国际法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内法治在国际社会中的应用。     

向现实妥协:对集体安全组织决策模式的分析

本文以国际组织的决策模式为考察对象 ,着重于集体安全的设计及其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 ,考察了国际权力结构对国际关系塑造作用的一个侧面。文章对国际组织决策模式从理论上作了初步说明 ;通过对集体安全的设计思想和历史沿革的分析来解释权力结构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文章最后选取并分析了两个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联盟予以补充 ,力图说明向现实妥协是现代国际组织效率与合法性的必需。     

从权力转移到权力共享——新兴体系内国家的理性选择

现实主义学派的核心概念权力转移，而非建构主义学派的核心概念身份转移，能解释国家在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后，某些体系内外行为体对它采取的敌对态度。国际体系是权力体系，国家进入国际体系意味着权力的上升，改变了原有的相关权力对比和资源支配格局，造成了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国家的理性、国家间的重叠性利益能使国家采取权力政治新思维，实现权力共享，其特征是权力效力的客观外溢、权力的整合和嫁接效应。     

国际组织自主性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联合国——聚焦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

自主性是研究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角色的核心概念。作为最具影响力和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中的角色备受关注。然而当前学术界关于联合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仍主要强调其作为主权国家弥合分歧实现合作的平台的作用,对其官僚机构自主性的关注十分有限。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是观察联合国自主性的重要案例。本文通过梳理国际组织自主性概念发展的学术讨论,将国际组织自主性定义为基于自身政策偏好,调动其权威和资源寻求对特定议题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能力,并进一步构建了行动、意愿和结果三维度的分析框架。由此,本文首先针对行动维度从议程设置、规则制定、机制设计三方面分析此次峰会中联合国的自主性行动;其次从议题与国际组织互动的视角指出气候议题在联合国议程优先性的凸显、治理真空的扩张、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气候议题的偏好推动了联合国参与气候治理的行动意愿的提升;最后,针对峰会结果对联合国参与气候治理行动的自主性进行评估和展望。     

国际合作研究：流派争鸣、理论成果及局限

国际合作研究从兴起至今已有30多年。国际关系的三个主流学派——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基于对国际体系（结构和单位）的不同假定而做出不同的国家利益界定，演绎出了不同的国际合作解释。国际合作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初步形成了国际合作理论体系。思考三种合作理论的局限，可以尝试建立一种结合权力、认知、制度的综合解释模式。     

特朗普政府改革联合国财政制度的目标及策略分析

美国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的2018财年预算报告大幅削减对国际组织的经费贡献。财政预算作为美国与联合国关系的风向标,预示着双方关系很可能进入剧烈波动的时期。美国惯于以"钱袋的力量"推动联合国改革。其中,对于联合国财政制度,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强化其控制权,具体包括:建立以财政贡献为基础的加权表决制,降低美国在联合国预算中的分摊比例,促使联合国实施预算节制,以及弱化分摊会费制等。预计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将通过扣留会费的方式施压联合国进行改革。特朗普预算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然而也将会加剧联合国财政危机,损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从美国与国联及联合国的关系看其霸权主义

本文纵向深入地剖析了美国与国联和联合国这两大国际组织的关系，认为20世纪美国企图使国联和联合国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将国联和联合国当作美国夺取世界霸权的工具，这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其国际争霸中的真实写照。     

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筹建方案的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坚持对日作战及其对于反法西斯联盟总体战略的巨大支持，中国国际地位大为提升并获得国际认可，自近代以来首次进入大国行列，在联合国的筹建及其宪章的起草上都发挥了大国的重要作用。国民政府时期联合国筹建方案的最终确立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而这一方案确立后直接指导并影响了中国代表团在之后数次筹备会议上的指导思想和外交策略，并对联合国的成功创建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联合国的妇女政策和活动对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妇女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项妇女活动,在联合国妇女政策的推动下,成立高层妇女工作权力机构,颁布《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制定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协助政府主办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中国妇女对国际的政治参与推向高潮,中国妇女运动成为国际妇女运动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国际宪政视域下联合国制衡机制研究

联合国本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实际作用发挥得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联合国内外部制衡机制的缺失,特别是以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国际法院为代表的三权失衡。从国际宪政的视角看,联合国应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增强联合国大会的效力,规范安理会的权力及其运作,发挥国际法院在国际纠纷中的裁判功能。同时,在与联合国的关系中,国家的主权应受到一定限制,公民个人的权利在特定情况下应受到联合国的保护。     

被占领时期日本联合国政策的形成

被占领时期,日本在研究媾和问题的同时积极探索与联合国的关系,确立了尽早加入联合国的目标。此举主要目的在于摆脱孤立,重返国际社会,并依靠联合国安保体制维护自身的安全。在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现实下,日本的联合国政策又不得不严重受制于美国,其对联合国的安全依赖伴随美苏冷战的加剧而不断弱化、虚化,最终被日美安保合作取代。     

宏观审慎监管法治化经验借鉴的思考

宏观审慎监管全球"一体化"暗含着对金融监管权力的加强,以及对金融创新的限制。美国金融监管的宏观审慎转向,源于对自由放任主义监管模式的反思,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监管权力扩大和金融创新监管加强,与"一体化"背后的意蕴相吻合。中国金融监管逻辑建立在集体主义与稳定优先的逻辑之上,在金融监管向宏观审慎迈步中,如不考虑中国自身情形,盲目"与国际接轨",可能导致监管权力进一步扩大,市场与政府失衡,与金融监管法治化背道而驰。     

权力距离对组织内知识分享动机、机会与效果的影响

知识是权力的基础,知识的流动可能导致组织权力系统的重构,因而权力对组织内的知识分享势必产生影响。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权力对组织内知识流动主体的动机、机会及效果的影响,认为权力距离和下属的知识分享动机负相关,和领导者的知识分享动机正相关,与知识分享机会以及效果负相关。该研究对于解释组织内权力系统对于知识分享的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价值。     

非政府国际组织应纳入国际法学研究范围

国际法学关于国际组织的研究范围历来只涉及到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但近年来非政府国际组织与政府间的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的联系与合作日益密切,在处理国际法范围内的国际事务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因此,非政府国际组织应纳入国际法学的研究范围,使国际法的法理内容更为丰富和切合实际。     

归属不明的空间碎片造成损害救济制度研究

无法识别身份归属的空间碎片给地球表面以及人类的空间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但是,国际社会还没有可以适用或参照的国际法律制度对其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因此,需要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来解决这一国际性的问题,在联合国外空委下设置空间碎片管理委员会,并结合空间碎片减缓准则采用市场份额制度的方法来确定责任归属,从而给予受害者以救济。     

试论空间旅游的若干法律问题

现行国际空间法对空间旅游中的游客的法律地位及空间旅游产生的相关国际责任没有明确的直接规定。根据《维也纳务约法公约》有关条约解释和协调条约冲突的规则，空间游客也应属于现行空间营救制度下的被营救对象。空间旅游中产生的国际责任主要包括空间旅游组织者对游客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空间旅游组织者对他国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及空间游客造成损害产生的国际责任，这些国际责任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