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专用性资产积累与农村内部贫富分化

中国农村制度变革为农民创造了初始机会均等的增收致富机会,但由于农民个人专用性资产积累的不同,即主要是农民自身干中学技能和社会支持关系的不同,导致农民打工就业、经营活动等增收致富方式的分化,进而使农民之间收入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呈现明显差异,农村内部的贫富分化由此产生.尤其是近两年来,少数经营大户依靠社会支持关系增强而实现收入迅速增长,成为当前农村内部贫富分化加速的重要原因.农村内部贫富分化的改变,需要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种制度协同改善,并为"农二代"发展提供公平的社会支持系统.     

阶层分化研究中的若干争议问题探讨

论文探讨了阶层分化状况、阶层分化原因、阶层分化趋势方面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认为工人阶级是“老大”和产业工人是“老八”并不矛盾 ,因为“工人阶级是老大”是政治策略型分层的结果 ,而“产业工人是老八”是经济状况型分层的结果。市场化改革过程中 ,从绝对值看 ,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一般会升值 ;而从相对值看 ,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可能会贬值。阶层结构两极化是必然趋势 ,而阶层结构橄榄化是必然结果。抑制贫富两极分化、培植中间阶层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增长、分配与社会分化--对拉丁美洲国家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考察

最近50多年来,拉丁美洲地区各国经历了经济增长、贫富分化、分配不公、贫困加剧、经济低迷、社会冲突、政治动荡的发展变迁历程。拉美地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些矛盾、问题和困境,被称为“拉美现象”。在过去的50年间,拉美地区经济上经历了前30年的经济增长和后20年的经济衰退时期,政治上经历了由军事独裁走向民主政治的变迁过程。但不论经济、政治情况如何变化,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贫困加剧、社会动荡的局面一直未得到改变或好转。拉美地区长期贫富分化、社会冲突的原因很多,但社会财富长期过于集中,城市就业矛盾突出,社会保障政策不公和国家社会控制能力弱化是其深层原因。     

对当前中国农地制度改革争议中几个核心判断的验证——基于东亚先发经济体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东亚先发经济体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二战后农地制度改革的经验事实验证了当前中国农地改革争论中的几个核心判断,得出结论:农地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非仅仅追求土地要素的经济效率;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高时,完全的私有产权可能导致农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失衡;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很低水平时,完全的私有产权不会导致农地集中,从而也不会有效促进规模经营,而此时即便农地集中也不会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失衡。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应该坚持集体所有制,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集体农场和农地股份制。     

仇富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其治理

近年来,仇富型网络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每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生成原因主要在于: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相对剥夺的民众心理、网络媒体的支持促动、富人群体的不当言行。应当采取以下对策进行治理:调节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分化;培育富者文化,改善富人形象;强化制度约束,惩处为富不仁;及时公正回应,快速化解矛盾。     

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界定与判断

由于学界对贫富两极分化的界定标准不一,对中国是否已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判断也就不一致。衡量贫富两极分化的标准主要有两个:经济层面的标准和社会层面的标准。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达到联合国规定的收入差距悬殊的标准,且呈上升趋势,W型指数高且呈上升态势;从社会层面看,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的对立初步凸显。综合经济与社会两方面因素得出结论: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已初露端倪。     

明代卫所军城的修筑、空间分布与意义

明代卫所军城是在继承原有城市的基础上,依托卫所制度建立的军事性城镇,主要分布在北边、沿海和内地民族聚居地区。卫所军城初兴之时,以军事功能为主,但随着历史的变迁,人口构成的异质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功能也发生分化,其中部分卫所军城叠加了行政、经济和文化功能,演变成综合性城市。明代卫所军城的设置不仅对于明代政治、军事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明代城市以及清代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市场经济运行的三个规律及其三大顽疾

本文认为，失业人口、贫富两极分化和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失业人口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的劳动人口运动规律；按要素功能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分配规律，贫富两极分化则是按要素分配规律作用的必然产物；通货膨胀是市场价格和货币的运动规律。失业人口、贫富两极分化和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的三大顽疾，也是市场经济带给当代文明社会的共同社会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重视这三大社会难题的妥善解决。     

正确解决先富后富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是造成群众不满、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正确解决先富后富的问题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举措.     

《古兰经》的天课制度及其对我国穆斯林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

《古兰经》为伊斯兰教制定的天课制度,是平衡穆斯林社会经济的有效举措。该项制度以宗教义务的形式确立,首先在于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穆斯林社会的贫富差距,致力于减少并解决因贫富的两极分化而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其次在于尽可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和分享社会财富,以体现社会经济的平衡,从而有力保障和促进穆斯林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荣,同生共富。基于此,《古兰经》的天课制度既具有宗教功能,也具有社会功能。天课对我国穆斯林构建和谐社会亦不例外地发挥积极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从马克思的“超越“论看孙中山的“避免”论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即是:鉴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产生贫富分化等弊病,为避免社会革命发生,中国的革命必须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于一役;中国的社会革命可用和平手段实现.对孙中山这一思想,历来评述者认为是一种主观的社会主义,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甚至是反动的.     

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

本文论述了中国近十多年来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巨大冲击，观念、角色与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提出了三个观点：（１）政治文化启动论。中国是一个文化导向型社会，文化分化十分清楚。社会转型要靠政治文化的变迁来启动。真理标准、包产到户、少数人先富、市场经济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四个突破口。（２）身份变换加速论。户籍、劳动制度等造成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隔离，以及农民、工人与干部等基本社会角色与社会身份的固定化。农村工业化、私有经济、商业文化是人们转换角色与身份的三个加速器，使中国从轻商社会走向重商社会。（３）社会结构倾斜论。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向市民利益倾斜的结构，保持这种结构必然会积累不安定因素。当前，我国的收入多元结构向高收入者阶层倾斜，获得高收入的途径向非劳动倾斜。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中最稳定的力量，而低收入者阶层与高收入者阶层则均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收入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必要代价，但必须适度。只有扩大中等收入层、收缩低收入层、控制高收入层，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环境。     

试析明清时期的“以民养民”论

传统的“立君养民”论在明清时期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以民养民”论大量出现,把救助困者、贫者看做是富民的主要责任,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日常社会生活中,主张以富助贫;第二,灾害发生时,主张以富救困;第三,主张宗族内部以富帮贫;第四,政府也极力主张“以民养民”。这一主张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明清时期富民举办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二是富民借助社会救助实现基层社会控制权的扩张。探讨这种养民思想及实践,对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慈善事业的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拉美化"与拉美新政

"拉美化"是拉美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领域一系列问题的总称,这些问题的累积,导致拉美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了一场持续十多年的发展危机。为克服这场危机而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及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未能消解反而加剧了拉美地区的发展危机。近年来,拉美左派政府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调整,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公正问题,促使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有利于民主、公正和发展的积极变化。     

理论、现实与发展——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分析

社会经济的发展始终遵循着“平均—差距—差距过大—平均（或缩小差距）—差距……”螺旋式发展的过程，平均不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必然打破平均，形成差距，正是差距使经济增加了活力①。问题是：我国目前东中西部差距过大的现状已经对社会生产力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形成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局面。我们怎么样来缩小这种差距？我国理论界及实际部门的专家学者均提出了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我国目前的地区差距问题。本文拟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论—实践效应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一）理论定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能发挥多大…     

对两极分化的深层思考

两极分化同社会制度、收入差距扩大等相关概念之间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他是私有经济制度的产物 ,是富裕阶层同贫困阶层收入差距扩大到极端严重状态的经济现象。运用基尼系数和五等分法对特定社会的两极分化状态进行判断 ,结果认定 :我国当前并未出现两极分化现象     

先富与共同富裕:对转型期贫富分化问题的反思

当前 ,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既是百姓谈论的热点问题 ,也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小平同志说过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1] 由此表明 ,我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不是要不断拉大收入和财富差距 ,也不是要通过两极分化的途径来达到经济效益的提高 ;改革开放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最基本的目的是改革以往生产关系中不合理的部分 ,大力解放生产力 ,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如果说平均主义背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 ,贫富两极分化也同样背离了按…     

宋代官僚经商之风摭谈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到后期的转折时期,流动性比较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兴起和非身份性官僚地主统治地位的确立,为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尤其是商业资本势力的膨胀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商品交换原则的支配下,土地已作为商品越来越深地卷入流通领域,人们“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土地所有权转易频率大大加快,因而出现了“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的新经济格局。与此同时,昔日地主阶级内部“士庶天隔”和“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旧政治格局已被“朝廷无世臣”和“贱不必不贵”新政治格局所取代。这种经济政治地位的动荡,反映了以往板结化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富与贫、贵与贱的凝固性已渐被打破,而社会的流动性、竞争性日益增强。     

徽州休宁北山乡土改后的土地买卖考察

本文以徽州休宁北山乡土改后的一百多份土地卖契为主要根据，阐述了土改后土地买卖的基本情况、土地价格和主要卖因，分析了因生活困难而出卖土地形成了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指出了部分贫农丧失了全部或大部分可耕地而重新陷入难以自拔的贫困境地，证明了土改确定的农民个人所有制不能把农民引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揭示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社会，由农民个人所有制改造发展为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内在根据。 本文首次提出了“贫富两极分化差距率”的重要概念，用它描述土改之后农村中任何两个群体或任意的两个个体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都可以作出准确的量化测定。     

儒家贫富辩证观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贫富现象是社会人生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包含着极其丰富、极为宝贵的关于贫富问题的辩证认识，在历史上对中国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对我们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深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