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基于建筑业农民工的考察

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关系到这个群体城市融入的问题。本文依据对建筑业农民工群体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探讨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如何建构了农民工群体的归属感问题。本文认为对社会认同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宏观制度结构因素对群体的身份地位的作用和影响,还应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制度设置是如何建构成员对群体的依附、归属并建构出群体边界的问题。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得出只有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融入城市。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以及半结构化访谈法,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务农经验、自我认知和未来发展、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度及生活消费方式等方面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非制度化的市民身份认同心理,而该认同心理受个人收入与家庭背景、社会保障权益以及社会接纳氛围等现实因素的影响。     

江苏农民工的就业态势与社会保障管理创新研究

农民工进城就业难、收入低、公平权益受损、后顾之忧甚多,这些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江苏8市农民工就业态势调查分析,他们面临困境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职业与身份分离,使之社会保障缺失。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与自身发展,关键在于制度保障与管理创新,用公共管理理念指导社会保障运作。     

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的生成原凶与对策探讨——基于皖北D县的调查

社会信任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皖北D县的8个自然村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状况不容乐观。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社会排斥和信任机制缺失两个方面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的生成原因。最后,从农民工自身、组织、制度等方面提出相应措施。     

人力资本、阶层地位、身份认同与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北大核心CSSCI

文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人力资本、阶层地位和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较低,青年农民工的意愿高于中年农民工。阶层地位、身份认同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阶层地位还通过身份认同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没有直接影响,但通过阶层地位、身份认同产生间接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机制存在代际差异,青年农民工的意愿同时受阶层地位和身份认同的影响,而中年农民工主要受身份认同影响。由此,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设计应注重农民工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并积极推进农民工城市的社会文化融合,以促进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和城镇身份认同,从而推动农民工的永久迁移。     

对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的探讨

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成千上万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涌进了城市。于是，一个新兴的特定的职业群体逐渐形成，这就是农民工群体。截至2006年末，农民工总量已达1．32亿人，其中男性占64％。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居住，从职业角度讲，他们是工人；从身份、户籍上讲，他们是农民。其最大特点是劳动关系处于流动不定的状态。     

我国农民工自我归类模式的理论研究——基于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合过程分析

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上对我国农民工的自我归类模式进行深入研究.一般而言,农民工将自己看作是城市人,农村人或边缘人,这种自我归类来自于一种特定阻止他们融入城市的心理保护机制.为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必然制定一系列保护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政策.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是健康城市化的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社会资本缺失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进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就必须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主要对策有:转变城乡分割思想,在全社会确立一种城乡开放、平等、统筹观念;打造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市民进行互动和交往的文化环境;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创建农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台;建立健全公平、共享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人为差别,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加强对农民工就业培训,积极增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加强和发挥民间志愿性组织的作用,增强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     

底层社会中个体职业身份建构类型研究——以南京市环卫业农民工为例

农民工属于我国底层社会群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事环卫职业的农民工面临多方面的社会排斥,其职业集体身份呈现"污名化"的特点。在这个背景下,这个群体建构个体职业身份主要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即对环卫职业集体身份的认知、评价以及对自身和环卫职业集体身份之间关系的认知、评价。这两个维度之间交错变化使环卫业农民工在建构个体职业身份时表现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积极融入型、矛盾冲突型和消极逃避型。剖析环卫业农民工个体职业身份的建构类型有利于我们培养环卫业农民工对环卫职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环卫业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城市现代化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

基于时空情境变化的背景,结合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业农民工的566份调查问卷分析,从农民工主体角度探讨他们对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对农民身份呈模糊认同的状态。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入城前居留意愿、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在城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务农时间等6个变量最终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城市体验、进城期望、乡土记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起着独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由大到小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及影响因素研究——兼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北大核心CSSCI

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将农民工的需求信息从低到高分为物质信息、安全信息、尊重信息、自我实现信息四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具有层次性、现实性、发展性的特点,并出现了"亚群体分化";其信息需求主要受个人特征、流动特征、社会融合、信息环境、信息成本等多种因素影响,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影响因素更加多元分散。     

主体认知和行动能力失衡的青年农民工群体——兼与珠三角地区中老年农民工的比较

农民工群体可以分为青年农民工和中老年农民工,与中老年农民工群体相比,青年农民工群体平均年龄较低、教育程度较高;他们比中老年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期望月薪和法律认知水平.但是,工资收入和个体维权能力基本接近.造成青年农民工主体认知和行动能力失衡的原因既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结构因素,是个人和结构因素共同造成的这种失衡局面.     

论城市低保群体的社会融合

本文主要探讨了我国转型期城市低保群体的社会融合问题,从社会和个人层面分析了城市低保群体产生社会疏离的原因,并就其社会融合的可行性路径问题从工作福利政策、技能培训、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加强文化关怀、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和促进增权等几个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     

城市“蚁族”幸福感调查分析及影响因素探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城市＂蚁族＂是对＂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对该群体幸福感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对于解决城市＂蚁族＂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参照总体幸福感量表（GWB）,从城市＂蚁族＂的实际出发,编制《城市＂蚁族＂幸福感调查问卷》,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调查数据进行测评。结果显示,城市＂蚁族＂幸福感颇低,工作就业状况、物质生活水平、情感婚姻问题、居住条件与环境、社会尊重、发展前景等因素与城市＂蚁族＂幸福感呈现显著相关。     

结构变迁理论视角下的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的障碍性因素分析——以兰州市回族、东乡族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这一群体在接受＂城市化＂和＂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相对于一般的进城务工人员,由于加入了民族意识、民族宗教习俗、民族价值文化等因素,从而使其城市适应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本研究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出发,以兰州市流动穆斯林社会调查为基础,对影响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的障碍性因素（民族因素、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制度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阐述了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的关键障碍因素：地理距离、经济条件及心理文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与以往的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关键障碍因素不同,制度因素已不再是阻碍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最主要的因素,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劳动时间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的分析

幸福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如何让全体国民生活的更幸福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目标.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不高,且劳动时间普遍过长,劳动时间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劳动时间越长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要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需要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并限制用人单位的加班时间,使农民工在城市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性别、健康、住房、外出务工时间、相对收入、不确定性防范、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     

信息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机理与实证①--以辽宁省农民工为例

本文基于2014年辽宁6县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 OLS 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信息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及其三个层面———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心理融合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对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融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心理层面的融合影响不显著。此外,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融合程度下,信息人力资本对城市融合的影响差异,发现在城市融合程度较低时,通过增加信息人力资本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所得结果与 OLS 回归相吻合。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应该根据不同人群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民工信息人力资本培训,提高他们信息人力资本水平。     

甘肃省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基于甘肃省兰州市的调研数据,从农民工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态度、参加社会保险和接受社会援助情况等方面分析了甘肃省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发现农民工在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存在短板,农民工并未纳入城市救助体系,政府在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不足。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社会福利多元参与等方面探讨了甘肃省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妖魔化”与权力关系再生产：国内报纸对农民工报道的内容分析

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存在“妖魔化”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这种“妖魔化”,在客观上隐藏着一种话语暴力,反映了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作为一种特殊的象征形式,“妖魔化”所建构和传递的意义突显了群体边界,推动群体身份认同和维系,为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提供合法性,并参与这种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 ,其边缘性地位使他们在生活的城市找不到归属感和认同感 ,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冲突和矛盾日益凸现 ,他们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显得十分必要。农民工的边缘性地位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和使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只有改善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的状况 ,构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机制 ,才能促使农民工更快完成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过程 ,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