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贸易自由与环境保护的博弈与融合

环境与贸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合理的环境保护可促进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为环境保护奠定经济基础。反之,环境与贸易的不协调发展会导致环境的破坏和贸易的停滞。因此,我们应该依据国际规则,保护环境,突破环境壁垒,促进环境和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自由及其制衡——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研究

观念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错误观念产生的问题要通过正确的观念来化解。以赛亚·伯林认为积极自由具有容易变异的特性,因此,积极自由观念往往会造成对自由的背叛;消极自由的实质是绝对的个人权利,它可以对积极自由产生有效的制衡,促使自由内部生态实现平衡。制衡中要重视积极自由的重要价值,在凸显消极自由重要意义的同时不能因噎废食。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制衡实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在政治生活中,既要发挥权力的正面作用,又要保证权利的神圣领地。     

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博弈分析及制衡策略

医疗保险机构通过费用补偿对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利益及行为进行着调节和制约。通过对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服务提供方、参保患者之间博弈行为的分析,将有助于寻求医疗保险机构对二者的制衡策略,对医疗资源进行引导和重新分配,既保障人们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又实现费用的有效控制。     

话语制衡视域下的中美新冠疫情舆论博弈

美国就新冠肺炎疫情散布了海量不实信息,其将病毒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的企图,有可能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对此,需要通过话语制衡,消解美国对世界舆论的操纵,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合法性和影响力。具体包括：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实现内部话语制衡;加强与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合作,实现外部话语制衡;加强对挑战性言论的抑制,抵消污名化,实现消极话语制衡。     

经济危机背景下的贸易保护趋势及中国贸易政策的选择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在呼吁国际合作反对贸易保护的同时,却又采取着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欧美经济的缓慢复苏及我国对欧美的巨额净出口,使我国采取的汇率政策成为此轮贸易保护的讨论核心。本文通过多阶段的博弈决策分析表明,我国将不会改变现有的汇率政策,而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趋势无法避免。     

国际贸易中的二元博弈与中国贸易政策的取向

贸易自由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主流，但同时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发展和环境等，也往往会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二元博弈。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这种博弈至现出动态性、长期性、针对性、相互制约性的特点。国际贸易在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中逐步发展。中国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应采取适当的贸易保护政策，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经济、政治、道德三种制度力量相互制衡

文章从社会有机体的纵向结构出发,分析了经济、政治、道德三者的相互关系,又从其横向角度研究了经济、政治、道德三种制度力量的相互制衡,提出了这三种制度力量要协调发展,必须强化规范市场行为的法律法规建设、规范国家公务员行为的法律法规建设、重视公民道德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加大利益补偿的立法建设。     

G-H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传统贸易保护理论(重商主义、"幼稚工业保护"理论、"中心-外围"理论、新贸易保护主义)都没有考虑到政府的自利性、利益主体在政治形成过程中的能动性及政府与其他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在政策选择中的冲突.因此,贸易理论基础的研究发生了由传统贸易理论到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的转换.正是采用了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国家之间的贸易政策的内生政治决定过程.     

重复博弈:"合作"实现中美纺织品贸易博弈的双赢

运用重复博弈理论分析中美两国纺织品的长期贸易关系,从合作博弈理论、两国贸易现实状况两个层面,阐述两国只有实行合作、推动两国纺织品贸易从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实现有效率的合作均衡,实现纺织品贸易博弈的双赢.     

剖析美国制度性贸易保护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在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兴起。文章提出制度性贸易保护新概念,探索美国贸易保护的制度背景。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依据的广泛存在是美国制度性贸易保护产生的基础,其国内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是制度性贸易保护实现的途径。从美国贸易立法、贸易决策和执行体制以及公平贸易为主的政策导向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制度性贸易保护的内生途径。     

非零和博弈的结构贸易政策系统分析

2003年美中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国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要求中国扩大进口,否则将对中国产品普遍征收27.5%的进口关税。显然,目前基于竞争性秩序的自由贸易政策造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和270万人的失业,是行不通的。如果美国选择贸易保护主义或是扩张性的战略贸易政策,无疑又会对中国造成损害。基于结构性增长理论的结构贸易政策提供了一个基于中美合作的非零和博弈的贸易政策,是共赢的、最完美的政策方案。     

浅谈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的关系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实行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两种政策的收益和成本,可以看出贸易自由化是必然趋势;从理论及现实的角度分析自由化趋势和保护又是矛盾的统一。因此我国应顺应贸易的发展趋势,从现实国情出发,选择开放型的适度贸易保护政策。     

贸易保护视角下中美贸易关系

中美贸易发展迅速,虽然贸易商品结构呈现互补性,但贸易摩擦从未停止。中美贸易不平衡和中国对美贸易依靠数量来获取利润的模式是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和维持其技术领先地位的需要,未来将会继续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为促进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中国应采取一系列与造成贸易保护的主要因素相对应的政策措施。     

管理贸易与政府"合法性"贸易保护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种新型的贸易制度"管理贸易"产生,构建世界各地区贸易利益集团,出现不同层次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但这些变化都离不开政府"合法性"的贸易保护,体现法制经济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中的特殊保护作用.     

股权制衡、法律保护与IPO抑价——来自中小板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IPO抑价的视角考察股权制衡机制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单独的股权制衡机制对降低IPO抑价的作用有限,其治理效果有赖于公司所处地区法律保护的强弱,在法律保护好的地区,股权制衡型的公司有着更低的IPO抑价。这表明控制性股东可通过引入其他监督性股权向外界发送自我约束的信号以降低代理成本,而且暗示着良好的法律环境更有助于发挥大股东的监督作用与防止股东合谋的形成。     

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贸易保护问题新探

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大都以不存在生产要素国际间流动为前提,主张对本国的幼稚产业或战略性产业进行保护。这已经不能适应当代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贸易保护政策应由单纯注重商品流动转向兼顾商品和要素流动;保护政策的手段应是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的综合;保护的对象是国内产业或国内企业,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产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三方行为与博弈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起到了领导地位和绝对主导作用;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和收益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政府、遗产保有者和社会职能机构多方参与。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收益既有显性收益也有隐性收益,且隐性收益不能被货币化衡量,所以,在保护过程中,保护既得收益决定了三方参与者的角色和策略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三方行为与博弈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起到了领导地位和绝对主导作用;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和收益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政府、遗产保有者和社会职能机构多方参与.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收益既有显性收益也有隐性收益,且隐性收益不能被货币化衡量,所以,在保护过程中,保护既得收益决定了三方参与者的角色和策略选择.     

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一种博弈框架分析

建立了一个将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发展描述为具有相联系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并将“未来不确定性时期”这一因素引入分析之中，指出中国与东盟对《服务贸易协议》实施情况的预期会影响当前服务贸易谈判的进程。双方应尽快完善各自内部服务业市场发展所须法律和制度环境，消除各种未来不确定性因素，才能达成《服务贸易协议》，促进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而满足各自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一种博弈框架分析

建立了一个将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发展描述为具有相联系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并将“未来不确定性时期”这一因素引入分析之中,指出中国与东盟对《服务贸易协议》实施情况的预期会影响当前服务贸易谈判的进程。双方应尽快完善各自内部服务业市场发展所须法律和制度环境,消除各种未来不确定性因素,才能达成《服务贸易协议》,促进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而满足各自经济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