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改革与刑法理论新课题的探索──赵秉志教授访谈录

刑事法治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刑事法制的完备和刑法理论的先进和成熟，是刑事法治建设迅速、高效进行的前提和保障。如何在科学评价已有刑法改革成就的基础上进行更进一步的刑法改革？如何开展刑法理论研究及进行哪些新课题的研究和探索，方能使刑法理论担负起引导和促进刑事法治建设的重任？带着这些问题，我走访了著名刑法学家赵秉志教授。 问：自１９８２年我国立法机关准备修改１９７９年刑法典以来，经过立法、司法和理论界长期不懈的努力，刑法改革的标志性成果──新刑法典终于于 １９９７年 ３月 １４日诞生，并…     

论犯罪构成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庄严地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是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成果,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重要措施。刑法的公布和施行,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刑法是国家定罪判刑的大法,它的基本内容是规定哪些行为属于犯罪,什么罪适用什么刑罚。犯罪构成是刑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定罪量刑的基本理论依据。毛泽东     

我国矿难防控刑法机制研究

矿难防控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重要问题。刑法措施作为防控矿难的最后手段和措施,在矿难防控体系中应当充分发挥其强大的规范功能和保护功能。我国现行矿难防控刑法机制在刑法结构、功能、适用中存在诸多不足。为了形成良性的矿难防控刑法机制,必须通过增设新罪、实现刑法与行政法的良好衔接,增设过失危险犯罪,增加单位犯罪主体,丰富刑罚种类等方式完善矿难相关犯罪的立法,通过理顺刑法运作过程、改进刑事司法来实现。     

论未成年罪犯的刑事责任

关于未成年罪犯的刑事责任问题,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理解刑法中关于未成年罪犯的刑事责任的规定,对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正确定罪量刑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未成年罪犯的刑事责任,我国现行刑法第十七条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     

海权视野的中国刑事管辖权制度适应性建构

多国派亚丁湾护航编队阻止海盗活动而绩效不佳,重要原因是：既没有受理海盗案件的国际特别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亦不受理海盗案件;我国《刑法》没规定海盗犯罪,对海盗国际犯罪的司法管辖权难能实现。我国的刑事司法管辖权制度面对东海、南海,经由马六甲海峡跨印度洋水域的海盗、毒品、走私、恐怖活动等国际犯罪、跨国犯罪,凸显适应性疲弱。在国际法场合,就跨国犯罪/国际犯罪案件行使刑事管辖权,具有彰显国家主权、海洋权益的“证据保全”的重要意义。且应对日本、南海周边挑起海权争端国家“依法维权”情势,当适时修改我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相衔接;促进联合国反海盗国际特别刑事法庭建设;推动国际刑事法院改革,建立惩治国际犯罪长效机制等举措皆具有现实意义。     

邓小平同志刑事法律思想研究

邓小平理论中所蕴涵的刑法思想,为我们完善刑事法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邓小平同志关于刑事立法的思想、刑事政策思想、关于打击经济犯罪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完善社会主义刑事法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继续系统、全面而深入地研究邓小平同志关于刑法问题的论述,对于总结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关于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并罚问题

关于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并罚问题,我国现行刑法无明文规定,有权机关的司法解释也付之阙如,以致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依然歧见纷呈,司法实践中则是绕道而行。这种状况的存在显然不利于厉行法制。为了完善我国刑法,促进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本文就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并罚的若干有争议的问题作一探讨。     

入世将日臻完善我国商标犯罪的刑事立法

我国现行商标犯罪立法的特点与不足对於商标犯罪，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典）第127条就规定有假冒商标罪。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特别是我国分别於1985年和1989年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议》之後，国际、国内的新情况都需要对侵犯商标权犯罪的刑事法律作出调整，以便适应国际、国内情况发展的需要。为此，1993年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於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对1979年刑法作了重要补充和修改。1997年…     

新《刑法》对盗窃罪的修改及其在适用上的有关问题

盗窃罪虽然是一个古老的罪名,其犯罪手法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盗窃犯罪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新《刑法》及时对“盗窃犯罪”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对此作一浅谈。一、新《刑法》对盗窃罪的修改盗窃罪是一个传统罪名。我国1979年《刑法》第151条就对此罪作了专门规定：“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顺应了当时同盗窃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在打击盗窃犯罪,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财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反金融犯罪法制建设论要

金融犯罪是“理性犯罪”,其犯罪动机和犯罪决意都是在给定的社会环境下的理性选择。从法学的观点看,金融犯罪是在给定的社会金融法制环境下的理性选择。我国当代反金融犯罪的法制(包括金融犯罪之预防和惩治法制)还有一定的缺陷,给金融犯罪的实施客观上留下了机会,或者对金融犯罪心理起到了负面推动作用。我国目前反金融犯罪法制需要建设,而且重点是刑法建设,主要是罪网建设和刑罚建设。     

论社会主义法制的平等原则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是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叶剑英同志1980年9月15日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谈到加强法制问题时指出,修改宪法应当在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应当使法制的民主原则、平等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得到更加充分的实现。     

与受贿罪有关的问题研究

受贿犯罪是我国目前比较常见的一种渎职犯罪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它直接危害国家权力行使的廉洁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公正性,最终影响到反腐倡廉的有效进行和国家的安定团结。不同的受贿罪,主体不同,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和最新的司法解释,定性也不同,处罚结果相差悬殊。     

日本刑法有期刑上限的提高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2004年末的刑法改革中,日本将维持了近百年之久的有期刑上限,分别从单罪15年提高至20年,并合罪、再犯加重从20年提高至30年.这一改革也引发了相关的凶恶、重大犯罪法定刑的变化及其论争.此次刑法改革中涉及的诸如人均寿命的提高、有期刑与无期刑之间差距的缩小、"通过严罚化以抑止凶恶犯罪"的"重重轻轻"刑事政策等问题,对同处东亚地区的我国刑法有期徒刑上限修改具有重要的意义.借鉴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目前的实际状况和司法实践,我国刑法有期徒刑上限宜提高为单罪20年,数罪并罚最高30年.     

我国轻罪立法的法社会学思考

世界多数国家的刑法都重视轻罪立法。在积极主义刑法观影响下，近年来我国轻罪立法成为重要的规范现象。轻罪立法具有积极意义，但有必要统筹考虑刑法轻缓与重刑主义、立法谦抑与司法谦抑、程序正义与司法成本、辩护权利与犯罪标签几对范畴及其关系。危险驾驶罪是我国轻罪立法的典型，其司法困境值得重视和反思。我国轻罪立法应充分考虑我国的本土实际，中西方轻罪立法的制度根基与出发点不尽一致，所基于的司法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我国的社会现实情况决定了不宜积极推进轻罪立法。我国应继续坚持违法与犯罪相区分的二元制裁体系。     

论犯罪中的因果关系

犯罪的因果关系是犯罪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刑事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正确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重要关键之一。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刑事案件,就必须在司法实践上和刑法科学研究上,正确的解决马克思主义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的行为和结果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在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学界,对犯罪的因果关系都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对犯罪因果关系问题的主要不同见解,首先是怎样运用哲学上关于因果性、必然性、偶然性这些范畴到犯罪的因果关系上来?其次是犯罪的因果关系,只包括必然因果关系的形式还是既包括必然因果关系形式又包括偶然因果关系形式呢?再次是如果承认偶然因果关系的存在,它能否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

但凡研究刑法理论,无不围绕着一个核心进行。这就是犯罪问题。刑法中的一切问题都与此紧密相关。人们可从不同角度、各个方面来阐明犯罪,可以探讨有关犯罪的各种问题,但是都必须首先回答:犯罪的实质是什么。否则,就不可能对犯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在我国,只有明确认识犯罪的实质,才能正确理解我国刑法,更好地运用刑法武器去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保障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论犯罪预备立法之完善

我国的犯罪预备立法较为粗疏,且过于苛厉,与国外刑法原则上不处罚犯罪预备的普遍作法大异其趣。这种现状造成了刑法理论上的混乱和刑事司法中的困惑。从我国现行《刑法》对犯罪预备与预备犯是否作了区分这一问题切入,对如何准确理解现行法进行探讨,以揭示问题的根本症结,并借鉴国外有关的立法经验,这对完善我国犯罪预备立法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生态环境犯罪刑法惩治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惩治生态环境犯罪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司法大数据对我国刑法规定的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情况、基本样态、核心成因与治理之策等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研究表明,运用刑法手段惩治生态环境犯罪在我国取得了初步效能,尽管污染环境罪等典型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率近年来处于冲高回落阶段;但由于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与生态要素的交互在空间与密度上依然广泛与密集;基于刑法惩治所压制的生态环境犯罪发案与犯罪的原始动能之间仍呈现出一定的二元离散;部分生态环境犯罪发案显示出犯罪人基于生活利益而获取自然资源的客观情形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依然存在;提升刑法治理生态环境犯罪的效能尚需多方参与、多元共治、多维提升,从而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步高质量发展。就微观层面而言,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等公共政策的影响,自2020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数量呈现出巨大下降。但需明确的是,此种下降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与暂时性,在本质上是由于人民群众基于居家不出而形成的。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常态化、精准化,...     

论我国刑法中性犯罪的问题与完善

性犯罪作为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形式,在刑法中应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及立法技术落后等原因,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性犯罪的规定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是现有罪名规定的不合理性,主要体现为相关犯罪的犯罪对象和犯罪主体的范围过于狭窄,无法满足保护人权及惩罚犯罪的需要;其次,许多严重的性侵犯行为没有被规定为犯罪行为,从而导致法网出现严重漏洞。本文在分析我国刑法中有关性犯罪的规定情况及其造成的一些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性犯罪的刑法立法提出建议,以其对立法及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关于职务犯罪的概念、特征和类型

１９９７年经修正的刑法典生效之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不少同志撰文，探讨职务犯罪问题，甚至有不少专著已经问世，这对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该类犯罪的共性，以及国家如何从宏观上预防该类罪的发生，均有着重要意义。随着刑法典的修改，职务犯罪无论在主体方面，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