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号的变更看古代日本的华夷意识

当今日本人常自称为日本或大和民族,但在古文献中,往往自称为"倭国"或"大倭".日本人是从何时开始,出于什么目的改国号为日本的?基于此点,探讨日本国号的形成与其国内"华夷意识"之间的关联.     

论明代倭患产生及其泛滥的原因

倭患产生于动乱的日本,由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组织、支持境内的浪人武士,支持他们到中国沿海地区劫掠。由于明朝中后期政治日益腐朽,贪污之风盛行,武备愈益废弛,再加上假倭、西方殖民者的参与,使倭患到嘉靖时达到最泛滥的程度。     

顾从礼与上海城墙的修筑

上海自元初立县后 2 62年间未筑城墙 ,然明对倭患严重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阻碍城市发展。顾从礼疏清并出资筑城 ,得到广大民众支持。城墙使倭患得以平息 ,为城厢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论所谓“倭面土国”之存在与否

范晔《后汉书》记汉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遣使奉献，而日本太宰府天满宫所藏张楚金《翰苑》抄本和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版杜佑《通典》则分别记师（帅）升等为“倭面上国王”或“倭面土国王”。本文考证“倭面土国”为“倭面上国”之误，而“倭面上国”则指“倭面之上国”；“上国”即“上邦”，意为大国。但是，“倭面”（指倭人）一词是出于对《汉书·地理志》如淳注的误解。因此，所谓“倭面上国”或“倭面土国”在历史上都是不存在的。汉安帝永初元年遣使奉献的是“倭国王”，不是“倭面上国王”或“倭面土国王”。     

东汉以前“倭”涵义变迁略考——试析《山海经》《论衡》《汉书》对“倭”的不同理解

《山海经》《论衡》《汉书》是最早记载"倭"的古籍,这三部古籍对"倭"的记载虽然简略,却蕴含着中国古代先民对"倭"的原始理解与认识过程,因此这三部古籍也作为考察"倭"起源的基本文献。通过对这三部基本文献中的"倭"记载,能够得出东汉以前我国先民对"倭"认识上的变迁轨迹,即从刘向父子编校的《山海经》中考证"倭"是成熟于西汉中晚期的抽象地理概念,从王充的《论衡》中考证"倭"是指代"东夷"的抽象族别概念,从班固、班昭的《汉书》中考证"倭"是在历史的基础上略有文学形象的"九夷"之一。     

《吴太母李孺人节略》系倭仁佚文考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白衣镇"李氏节孝牌坊"上阴刺着署名为倭仁的<吴太母李孺人节略>.从吴氏家族的地位、吴氏家族与倭仁的关系以及牌坊的建造规制等方面考析判定,此文确系晚清名臣、理学宗师倭仁的一篇佚文.     

狼土兵与嘉靖御倭王江泾大捷述论

嘉靖时期，倭患猖獗；“庚戌之变”后，明廷接受主持东南抗倭事宜张经之建议，调用广西狼兵及湖广土司兵前往东南沿海抗倭，在这此背景下，狼土兵雄赳赳地参与了保家卫国的抗倭战争。御倭过程中，他们多次立下战功，使疲于奔命的明军得到喘息，为驱除倭患献出其特有的历史价值。本文以著名的王江泾大捷为例，通过起用张经、调拨狼土兵、王江泾大捷以及评述狼土兵之影响四个部分，来尝试叙述狼土兵在东南抗倭战场上建立起的丰功战绩。     

《论衡》“倭人”考释——以“畅”“雉”“宛”及“五服”为线索

《论衡》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学术巨著,也是记载"倭人"的最早古籍之一。《论衡》中"倭人献鬯"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与日本交往的一段事迹。但是这段事迹真实与否,一直饱受争议。通过进一步研究,尤其是通过对《论衡》的固有名词如"鬯草""白雉""越裳""宛"等的比对论证,可知,王充所谓的"倭人"其实是"东夷"的一种代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倭国"和"日本国"。     

市禁则商转而为寇──论明嘉靖年间倭患猖獗的原因

明朝嘉靖年间，中国东南沿海以中国人为主的“倭患”日益猖撅，究其原因，乃明政府实行极端的海禁政策所致，即“市禁则商转而为寇”；隆庆元年，稍宽海禁，长期军事行动难以压制的局面迅速稳定下来，证实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的道理。     

策彦周良两次入明朝贡与海禁

明嘉靖年间日僧策彦周良两次渡海入明朝贡的经历,证见了明朝廷对日勘合贸易的某些政策,以及浙东沿海倭患和海禁情状。对此,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当时舟山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环境状况之一二。     

明朝隆万之际的族群关系与帝国边略

明朝历史上的"北虏南倭"问题已逐渐被纳入全球史的框架中加以考量,但在明代的南部山区、西南地区,以及西部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族群关系的动荡,其动因与前者是大体相同的,甚至是相互关联的。明朝隆万之际的主政者或许是被动地触摸到了时代变化的脉搏,所以尽管是短暂的,他们采取了积极应对的策略,使此时期的帝国边略具有了时代性和整体性。     

明代起绒织物探讨

明代起绒织物与技术的起源问题至今仍是悬案,纺织科技史前辈赵承泽先生对此问题曾进行深入的探讨,认为明代起绒织物与技术是继承中国传统织造技术,经过其多方研究与引证,推翻了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乃服.倭缎》和乾隆二年的《福建通志.风土志.物产》二文献中所提及倭缎或是天鹅绒,“本出倭国”的说法[1]。早在1959年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的Harold B.Burnham曾经发表一篇“Chinese Velvets”[2],文中对中国起绒织物也进行深入精辟之探讨,并以该馆所藏中国起绒织物进行技术分析,作者探索引用欧洲文献,得到的结论是中国丝绸生产技术虽然发达,然而对于起绒织造技术可能是到了明中叶以后才传入中国,这一结论似乎与前述《天工开物》和《福建通志》二文献中所述外来说法比较贴近。本文从这几处不同的研究与见解出发,复加上其它一些文献与实物研究,试图再对明代起绒织物的技术及其起源进行探讨。     

论隋倭交往的形式及其实质

倭国使节到隋朝,是自南朝中期两国交往中断以来国家关系的重建。对倭国而言,恢复与中国的交往,既出自其国内政治改革的需要,也与其在朝鲜南部的利益相关联。对隋朝来说,同样存在与朝鲜国家关系相关联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对国家间政治关系秩序的重建。因此,双方的利益既有一致的方面,也存在着矛盾。隋代双方重建国交的种种摸索,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嘉靖皇帝与御倭战争

嘉靖朝御倭战争的胜利,历来被归功于广大军民的奋战,以及戚继光等抗倭将领的努力,很少有人言及嘉靖皇帝在其中的作用.在御倭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嘉靖皇帝尽管出现不少决策失误,但他始终坚持军事打击的方针,以及注意发挥胡宗宪、戚继光等人的作用,这也是战争得以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朝鲜朝中期“壬辰倭乱”素材梦游录小说的主题意蕴

梦游录小说集中出现在朝鲜多种矛盾与变化并存的朝鲜朝中期,是文人对不断发生的政治事变进行文学反映而选择的一种形式。这一时期以“壬辰倭乱”为创作素材的梦游录小说极力关注“壬辰倭乱”战况,不断剖析战争原因、讴歌爱国英灵、揭露战后社会问题,批判了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揭示了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包含着深刻的主题意蕴。     

明代内阁首辅王锡爵与万历朝鲜战争

《明史·王锡爵传》中对于王锡爵在万历朝鲜战争中的具体行迹只字未提。那么,当战争发生时,作为内阁首辅的王锡爵是否参与了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又发挥了哪些作用？通过对援朝御倭文献中王锡爵行迹的考察,可以发现他在援救朝鲜决策、保护前线将帅并疏导二人之间矛盾、确定明日议和基本原则等方面均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关于朝鲜御倭事务、北边事务等方面,王锡爵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深刻认识。     

两汉时期的倭人研究——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及大和民族先民历史的记载是很早的,学术界也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还有倭人分布区、倭人文化、徐福是否进入日本等问题需要再进一步辨析,而且研究的视角也需要有所变化。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出发,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钩陈史料,对比辨析,当有新的研究空间。     

吐鲁番回鹘文木杵铭文所见倭赤与巴儿思汗释地

高昌回鹘的西部疆域及其变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杵铭文中对Nucǎ与Barsxan的记载，更为学界所关注，研究者众。近年，森安孝夫对该文书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缪勒原释读的Nucǎ应为Ucǎ（倭赤），即今新疆乌什，Barsxan应为伊塞克湖南之上巴儿思汗，二者相距不远且有道路相通。这一新解读对认识高昌回鹘王国的西部疆域问题意义重大。通过各种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在947年或1019年吐鲁番回鹘文木杵铭文撰写之时，倭赤与巴儿思汗之地均已处于高昌回鹘的统治之下。     

走近洋务运动中的保守派——全面看待倭仁

在回顾洋务运动的研究时 ,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一个事实 :人们往往将目光过多地投给那些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思想的人 ,可是对于那些所谓的保守派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顽固派 ,却研究的很少。如果我们通过洋务运动初期保守派的典型代表———倭仁的研究 ,来全面认识这个封建社会末期的典型的士大夫 ,同时揭示倭仁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就可以认识他所代表的人群并通过另一个侧面来观察当时的社会情况     

宁德嘉靖倭患若干史事考

一、嘉靖年间宁德倭患之烈对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倭寇问题,曾有人质疑并作“假倭”之说.此说依史实推断,嘉靖间的所谓倭寇,真倭实际上很少,“充其量不过占十分之一左右”,而“十分之八、九都是假倭”、是中国人伪装的,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此说又断言,假倭“绝不是胡作妄为,乱劫掠一气”,他们“爱憎分明”,“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