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编撰中的经典化和本质化

描述文学史编撰过程中的经典化与本质化,主要分析了经典化与本质化是如何造成文学史真相在文学研究过程中的迷失。     

新边塞诗:未完成的经典化

从周涛亮出新边塞诗的旗帜至今已将近三十年,但是通过对批评实绩、文学史写作和选本刊印的现状考察可以看出,新边塞诗虽然有辉煌的历史,但其研究却不尽如人意,经典化这一重要任务至今未能完成。无论在批评界、文学史或是阅读市场中,新边塞诗这一理应张扬的诗歌流派却面临着消失的命运。将新边塞诗经典化,不仅意味着对当代文学多样性的保护、对边疆优秀文学传统的弘扬,而且意味着当代文学研究疆域的拓展,当然,还意味着新疆文学研究界在主流学界话语权的提升,这应该是文化援疆的题中应有之义。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与明清戏曲的经典化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受到现代学制的支持,对明清戏曲的经典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文学史书写使从前难登大雅之堂的明清戏曲“成了大学生的必修课”,获得了以中文系学生为主的大量读者,培养了许多明清戏曲研究专家,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另一方面,文学史对明清戏曲的阐释成为明清戏曲经典的次生层,随着明清戏曲一起流传,主导了社会大众关于明清戏曲的认知。以20世纪的现代教育为背景,考察中国文学通史在明清戏曲经典化方面的特殊作用,有助于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明清戏曲叙述,对文学史的文化建设功能获得更加深切的认识。     

经典化:论人文研究与人文编辑

人文研究的经典性决定着人文编辑的经典性。人文学报作为人文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学报编辑中的论文精品意识出发 ,同时与人文研究的敏感性和先锋性结合起来 ,是以经典化手段提升学报品质的重要途径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

围绕着如何评价"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已形成了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这两种不同观点.前者完全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并进而把"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与<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经典化,表现出将历史泛革命化和极端化的革命拜物教;后者不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民族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前人智慧与创造的积累,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经典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真善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表现出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和革命的原教旨化,艺术上唯革命标准是从,充满了宣扬仇恨的语言暴力,叙事模式化,故不能成为文学经典.本文认同后一种观点,并把此文的写作,看做是一种自我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疗救过程.     

经典《红楼梦》与《红楼梦》的经典化

经典《红楼梦》与《红楼梦》的经典化,是通过基础性平台建设、专门性研究以及现代性传播来实现的,它既涉及原著的作者、最初的评者,也涉及广泛的读者和传播者以及专门的研究者.《红楼梦》的经典性是通过该著在后世的广泛阅读和传播、不断深入研究和反思的过程得以证明,而不断证明其经典性的过程,也就是其经典化的过程.经典《红楼梦》及其研...     

《赤壁赋》的拟作及其经典化意义

苏轼前后《赤壁赋》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后人对《赤壁赋》的拟效是其中之一。现存《赤壁赋》的拟作有38篇,从金元到明清,皆有创作,包含了文赋、律赋、摘句赋等形式。通过比勘拟作与前后《赤壁赋》文本,可以发现其中被反复强调的语象、意境和哲理,这些元素正是苏轼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积淀的文化之魂。通过比较拟作由体裁和思想模仿,到意象事件的跨体裁模仿的前后变化,可以探寻原作意象和思想的留存和沉淀以及文学的经典化形成的路径。     

论海子的“大诗”理想及其幻灭

海子创作后期致力于长诗写作,他把融合“中国行动”的“大诗”作为自己的诗歌理想。这一方面源于他试图以博大的精神追求来超越世俗生活,另一方面则因为他渴望超越中庸儒雅的民族文学精神和文学气质。但由于生命体验的缺乏及与现实之间的疏离,他的“大诗”理想最终幻灭。     

文学经典的类型及其意义

首先提出文学经典具有三种不同层次上的类型,然后对此三种类型经典进行理论探讨,分析了多种类型划分的意义.最后,对文学经典和文学体制的关系作了初步分析.     

论《文讯》“艺文月报”、“文学出版”等资讯报道的文学史意义

《文讯》是台湾1980年以来最重要的文艺期刊之一。《文讯》资讯报道从岛内扩及大陆、海外华文文学,其经年刊载的文学活动、出版动态、人物近况等,文史兼备地将台湾文学生态、文学思潮、文学创作与社会风尚的呼应关系、作家的世代交替等显现出来,突破资料的工具性框架,构建了书写台湾文学史的基础,隐约型塑当代台湾文学的历史版图,呈现出文学史的意义。     

"海子神话"与"文学知识分子"心态

20年来,通过阐释及"过度阐释"海子,一些"文学知识分子"绵延述说着"海子神话".将海子视为"斗士先知"与视其为"心灵赤子",是"海子神话"中的两大基本倾向.上世纪末,"海子神话"的主要倾向是"斗士先知"论,以此呼应其时的政治文化骚动;进入新世纪以后,"海子神话"的主要倾向转向"心灵赤子"论,以此反抗商品社会中消费文化的压迫."文学知识分子"自外于民众和实践的"精英"立场,注定其介入现实、凸显自身的努力难有实效,"海子神话"的述说,显现出他们的雄心和激情、无奈和感伤.     

当代文学史的结构问题

在文学史的体例布局上,各种古代或现代文学史通常以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为结构主线,但近二十年的七十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在重读历史语境时,却主要突出题材、思潮、论争和现象,而不是以作家、作品为章节题目。这或者是因为价值观念系统混乱和文学史书写距离太近导致当代文学正典化的困难,又或者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生产环境的主要创造物,首先是现象思潮而非作家作品。本文试图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体制、80年代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作与冲突之互动关系,以及近二十年来文学史写作者及当代文学评论者的学术背景变化等三个方面,来讨论当代文学史的这种重现象思潮轻作家文本的结构方式。     

文学史:现状、问题与思考

文学史在近代以来的大学文学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发展的某种不平衡性,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从20世纪初第一部文学史问世,到21世纪初琳琅满目的各类文学史的繁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其中所经历的曲折与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正在成为一种历史的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学术背景下,无论是文学史的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关系,都还有不少问题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探索,比如文学史研究如何走近历史,灵性、悟性、文学性与文学史写作及教育的关系,文学史教学与文本阅读问题,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文学史格局,等等,而所有的思考与探索,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语言革新与新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在多重现代文化与思想观念的推动下,汉语书面语言的现代化革新,形成了多重纬度的语言观念、文学观念,并最终体现为不同性质的文学史观念。因此,通过梳理不同文学史著作对不同时期语言革新的叙述方式,可以推导出语言革新与文学史之构成的紧密关系,继而发现语言革新在现代文学史著述模式中的构成作用。     

民族文化生态建设与文学艺术研究

文章从民族文化生态建设与文学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入手 ,阐述了民族文化生态建设的内涵、现状 ,以及民族文化在生态资源中具有的巨大魅力 ,并提出了文学艺术研究者的几项任务。     

怨恨与区隔——论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相遇

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真正相遇发生在1928年,恰是“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风头正劲的时候,而恋爱小说又是张资平最主要的文学资本。因此,这种相遇原本应该是一出喜剧。不过,恋爱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已经沦为革命的附属品,加之,张资平的怨恨情绪使得他的创作转向虽挂革命文学的旗号,却又与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区隔。左翼文学阵营对张资平的“转向”也进行了自觉的区隔。“腰斩”事件虽非左翼阵营所主导,却有着左翼文学观念的影响。这种区隔行为除了主义之争,也有怨恨情绪存在。张资平的文学史地位与他的叙事主体合法性密切相关。随着张资平文学史自我叙事主体合法性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也逐渐将之视为他者。     

对“接受史研究”应在宽容中接受——与袁晓薇博士商榷

袁晓薇博士的论文《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谈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变异和突围》分析了当今接受史研究的误区,并给出了几条"突围"的良方,值得肯定。但该文中一些观点与评述存在偏颇之处,会使读者对接受史研究的现状产生诸多误解,不利于接受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对于新兴的接受史研究来说,与其过于苛责,不如更多地予以宽容。     

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与新诗史叙事

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研究和新诗史叙事中白洋淀诗群业已成为经典。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过程与朦胧诗、前朦胧诗、新诗史写作模式、新诗史研究方式的转换都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注意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应注意到白洋淀诗群是如何被经典化以及其中的女性诗人是如何被去经典化的。在白洋淀诗群的相关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对那些仍被历史叙述所忽视的诗人进行关注和挖掘。基于此,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新诗史价值。     

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中国文学史著作甚多,对于文学史问题的认识颇多分歧意见。如果就文学史最基本的性质问题,围绕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这一至为简朴也至为根本的原则,从不同层次进行辨析、论述,那么可以认为文学史具有史学的品格,文学史是文学研究的分支,文学史是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