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问题”的现代性之维—吉登斯“信任观”的研究理路及哲学反思

在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之中,信任问题日益成为一个重大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冲击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吉登斯对信任有过比较深刻的阐述,认识到现代性制度与信任有着本质的关联性;信任与风险总是交织在一起;信任就是本体性安全的建立。但他对信任的认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文章着力于在现代性的宏大背景下考察吉登斯“信任观”的研究理路,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反思其利弊得失,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与应对当代信任危机问题不无裨益。     

特殊与普遍的嬗变——试论风险社会中信任模式的重构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风险社会,不确定性、不可控制性是现代风险社会的最大特征。信任资源匮乏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已经严重影响到政治稳定与社会进步。因此,必须从制度上重构信任模式,改变以家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特殊主义的传统人际信任模式,代之以制度信任为主的、普遍主义的现代信任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     

“信任问题”的现代性之维——吉登斯“信任观”的研究理路及哲学反思

在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之中,信任问题日益成为一个重大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冲击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吉登斯对信任有过比较深刻的阐述,认识到现代性制度与信任有着本质的关联性;信任与风险总是交织在一起;信任就是本体性安全的建立.但他对信任的认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文章着力于在现代性的宏大背景下考察吉登斯"信任观"的研究理路,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反思其利弊得失,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与应对当代信任危机问题不无裨益.     

信任模式的历史变迁——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

当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与此相应,信任模式必须由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变迁,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卢曼“复杂性理论”辩证——兼论其信任观之内涵

卢曼基于信任而化解社会复杂性的论述具有科学主义特点,即他虽认识到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并提出通过建立“信任系统”来化解复杂性并简化社会生活,但他没有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正是源于人自身的复杂性,因此他试图超越人自身而在纯理论的层面建构“系统化”的信任连续体——从“人格信任、系统信任到信任的信任”就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他之“信任理论”就得之于思辩的精深却失之于具体社会生活的无关性,总之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社会生活过程的辩证存在与“复杂性”自身与人之间的辨证关系。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在现代社会中对“技术理性”的坚持必须与对“人文理性”的坚守相统一,顽固坚持“技术理性”就会再次陷入“理性崇拜”的老路上。     

从传统到现代：信任关系的现代性转换

信任作为人类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转换,实现了信任关系的现代性转换。主要表现在：（一）从熟人到生人：信任对象的现代性转换;（二）从身份到契约：信任维护机制的现代性转换;（三）从人情到利益：信任原则的现代性转换;（四）从人格到制度：信任模式的现代性转换;（五）从现实到虚拟：信任时空的现代性转换。信任关系的现代性转换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社会信任模式变迁视阈下的医患信任困境及出路

1949年前,“家本位—人际信任”模式在我国长期盛行,医患信任得以自然建立并世代传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国本位—系统信任”模式逐步成为社会主导信任模式的条件下,医患信任尽管有所变化,但基本保持历史延续和平稳重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家本位—人际信任”模式继续衰落,“国本位—系统信任”模式丧失主导,同时适应形势发展需求的“社会本位—制度信任”模式又尚未完全形成,医患信任日益遭遇严重困境。新时期,必须促进社会信任模式实现双重过渡,即从情感信任过渡到制度信任,再从制度信任过渡到文化信任,以刚性制度约束和柔性文化滋养之合力破解医患信任困境。     

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信任的三个维度——关于社会信任的本土化探索

中国社会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空内,相继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共存、碰撞与交融,社会信任在这三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本土视野下,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作为社会信任发展的三个维度,赋予了社会信任不同的内涵。传统的软环境下产生的熟悉信任,现代的硬环境建构的陌生信任以及后现代碎片式信任关系。面对今天的社会信任危机,应该采取更加清醒、沉着和理性的应对方式。     

公民诚信、公共信任、信用评价与“道德银行”

诚信与信任具有语词的“家族相似性”和文化同源性。在传统社会,诚信与信任相关,但并不必然导致信任。在现代社会,公民诚信呈现出伦理复杂性,而与之相连的公共信任要么建立在纯粹预期之上,要么建立在利他主义价值观基础上,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信用既非诚信,也非信任,但又与二者关系密切,信用评价既能反映公民诚信状况,又能为公共信任提供制度保障。“道德银行”以信用评价为公民诚信与公共信任创建了沟通机制和反馈机制,深入挖掘“道德银行”有助于理解三个概念之间的微妙联系与区别。     

吉登斯现代性理论语境下信任观的当代阐释

在全球化条件下和人们日常生活中阐释"信任",吉登斯颇具独见.但是,"信任"本身是个复杂的概念,吉登斯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信任,难免存有偏差.现代性的根本后果是全球化,在全球化环境下"信任"应该有更丰富的涵义,面对当代中国转型中信任现缺失的现状,提出建立全面、系统、完善的信任体系的迫切性.     

浅析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不信任文化的滋长

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信任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人们感受深刻且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社会处在一个不信任文化滋长而信任文化被消解的阶段,其原因主要在于:社会转型增强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传统"熟人社会"影响了基本价值观的建立和契约精神的培养;政治运动的"浮夸""杀熟"产生的社会影响尚未能肃清;社会失范信息的快速、广泛传播成为了信任存量迅速下降的催化剂;诚信制度的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信任缺乏制度的保障。     

信任方式的起源和中国人信任的特征

以往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社会制度背后的组织通则为亲族原则,并形成了“差序格局”的社会 特征,从而造成了中国低信任度文化的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但通过历史分析和博弈推演可知 :由于 与印度、欧洲的起始博弈不同,中国人建立了基于同情心原则的人格化信任方式———直接信任,这一信任 方式虽然在真实性、范围和强度上都优于其他信任方式,但由于辅助的非人格化信任的周期性解体与重 建,以及近代社会的转型和外部威胁,中国人的直接信任方式具有不稳定的特点。所以说,中国人对不同 对象给予信任的不同顺序与强度是因安全原因才逐渐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特征更多的是 时间顺序上的,并从时间顺序反映到空间范围上。     

中国核心城市大学生社会信任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北京、上海的比较研究

社会信任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发展现状及其趋势的一种判断和看法的集中体现,是对外界事物一贯的、稳定的心理准备状态基础上的深层次意识反应.人际信任和组织信任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构成.针对北京和上海在文化发展、城市定位功能性的不同,指出在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让“城中的人”在社会信任的关系中既表现出共同性,也凸显现代化背景下的差异性,这既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嬗变,也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浓缩的发展.     

社会信任及其重建

本文从一般信任关系的理解入手,探讨我国传统社会信任模式的特征,分析信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探讨信任危机的表现和实质,认为我国当前不存在普遍的信任危机。并进一步分析传统信任的当代价值,提出建构我国信任社会的途径。     

社会信任与群众文化互动的伦理辨析

群众文化常常因其为“下里巴人”的艺术而受不到关注,虽然在一些主流话语中群众文化也可能得到重视,但那种重视并非从群众文化内部生长出来的,更非从构建社会整体文化认同和社会信任的高度立意的。群众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公民接受社会化和信任他人的“精神储备”。只有从维护和推广社会信任的层面入手,才能真正深刻领会扶持群众文化和辨明群众文化现代意义的重要性。     

从马克思到吉登斯:现代性批判的生态维度——兼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现代性”是一个百家争鸣的理论领域,其中马克思和吉登斯的观点具有重要代表性.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概念,但却代表着现代性批判的根本方向,因为现代性悖论产生的内在动因正是被马克思持续批判的资本逻辑;尽管生态批判不可能成为马克思和其所处时代的主要任务,但他却在对资本、工具理性和异化劳动的现代性批判中,经意不经意间展露出深刻的生态思想.发展到20世纪,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亦是在“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语境下展开的,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他的现代性批判中的生态思想对马克思有着微妙的“继承”.对于二者深刻的生态批判思想,有必要结合实际实现“中国解读”,进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能有所启示.     

伦理信任消解的社会学检讨

伦理信任,既是行为自由方式,也是社会精神结构。作为前者,其具体形式是“己-他互利”的道德信任或“纯粹利他”的美德信任;作为后者,它是社会秩序的深层结构,并构成制度、法律、规程建构的本质规范及实践指南。伦理信任的精神本质是“平等-共生”,它遭遇解构的表现形式是道德沉沦和美德消隐,但实质却是“平等-共生”精神结构解构。解构伦理信任的社会方式有两种,即前结构性解构和结构性解构,前者是政治以颠倒伦理的僭越方式设计和创建无伦理信任精神结构支撑的制度、法律、规程,使社会只有刚性的形式秩序;后者是指以伦理信任精神为指南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在运作进程中遭遇畸形变化的世界力量解构了其深层社会精神结构。两种方式都源于“财富-权力”结构的垄断。因而,改变伦理信任消解状况,重建伦理信任精神结构和伦理信任方式,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财富-权力”结构问题。     

社会基本信任形态的社会基础研究

信任是社会生活稳定的基础,更是社会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当前信任状况堪忧,存在较为严重的信任危机.身份信任、契约信任、第三方信任是三种典型的社会基本信任形态,具有各自特定的社会基础.可以根据不同信任形态的社会基础特征将社会领域细分为一般生活领域、现实经济法律领域、虚拟网络经济法律领域,并据以厘清不同信任形态的优势,提升对信任的理性认识,形成良好的社会“信任合力”以破解当前的信任危机.针对虚拟网络经济法律领域,可以在发展契约信任的同时,采取特别措施促进与规范第三方信任.     

吉登斯论现代国家——兼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

安东尼·吉登斯将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称为阶级分化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与它不同的阶级社会。现代国家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它的特点是在与领土权的结合中行使主权和行政垄断权,实现了将暴力手段驱逐出劳动契约领域,建立在政治与经济的制度性分离的基础上,本质上是多元政治,极权主义潜伏于其中。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缺乏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未能预见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忽视了现代国家的自主性。吉登斯用反对“化约主义”来否定马克思的国家阶级本质论,必然削弱马克思国家理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性。     

有效社会管理与社会信任重建

当前社会管理困境不仅仅源于社会管理体制本身的问题,深层次的还在于社会信任结构的缺陷,现代社会管理所需要的制度信任尚未建立健全,导致了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频频遭遇"公信力陷阱",社会管理效率低下。有效的社会管理要求实现社会信任结构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现代转换,重建社会信任体系可以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地方治理变革和社会组织建设三个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