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西斯”的别一种解读

"卡塔西斯"(catharsis)含义,由于亚里士多德的疏忽而引起后学者诸多解释."净化说"由于其建构的前提不具有普遍性而没能无懈可击地说清"卡塔西斯"的作用."陶冶说"由于其以"中庸"平衡为基础,而中庸、平衡并非获得美感的唯一途径,所以"陶冶说"也并非尽善尽美."宣泄说",是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来解释"卡塔西斯",人的情感需要宣泄,但悲剧绝不是最好的宣泄方式,所以,"宣泄说"也不尽如人意.而笔者认为,"卡塔西斯"在终极意义上只是一种快感,一定的审美距离是"卡塔西斯"的产生的必要条件;一定的理性意识、人类的正义感和道德感是"卡塔西斯"产生的主体心理条件.     

“卡塔西斯”与“中庸之道”

“卡塔西斯”说,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一个关于悲剧效果的著名理论。在《诗学》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卡塔西斯。”“卡塔西斯”(Katharsis)一词,原来是宗教术语和医学术语,意思是“渲泄”或“净洗”。那么,在《诗学》中卡塔西斯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亚里士多德本人没有解释。不少人都参照它的原义,把它理解成“净化”或“渲泄”。在这些流行的解释之外,罗念先先生别具慧眼,他认为“卡塔西斯”应译解为“陶冶”,他说:     

遗嘱解释应坚持"区别说"——从"诗歌遗嘱"案说起

遗嘱往往需要解释,在西方关于遗嘱解释先后有"暗示说"和"区别说"两种理论,它们对待遗嘱解释的观点差别甚大,我国目前关于遗嘱解释的理论研究很薄弱,继承法上也只字未提.而司法实务中却大量存在着对遗嘱的解释,且多持暗示说,以致狭义地解释遗嘱或否定遗嘱效力的情况颇多.鉴于此,文中以颇具典型意义的"诗歌遗嘱"案为例进行考察,通过分析,认为凡此类案件应坚持遗嘱解释中的"区别说"理论,以尊重遗嘱人遗愿,充分体现私法中的意思自治.     

苏轼与宋代诗学"活法"说考

"活法"说是中国古典诗学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命题,最先提出"活法"说的是北宋西昆体诗人胡宿,至吕本中"活法"说得到更为系统的阐释.这中间,苏轼的一系列主张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可以说,苏轼是"活法"说的完善者和集大成者.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悲剧“卡塔西斯”

将＂卡塔西斯＂说置于《诗学》文本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之中,以政治哲学为论域,可以凸显悲剧对个体的净化、提升、认识真理的作用,以及悲剧对城邦、社会的政治哲学作用,并由此提出一种阐释,即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卡塔西斯＂作用是对雅典城邦政治中个体与群体紧张关系的一种弥合与超越。     

刘勰"宗经"思想探析

"经"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所撰之书籍的通称,历代学者对"经"的解释主要有四种:五常说、专名说、通名说、文言说.刘勰本质上是一个儒生,他所宗的"经"是对汉人五常说的继承和发展.刘勰主张宗经的用意主要是为了纠正当时"讹滥"的空洞文风,以"经"义思想充入文章,营造一种辞采、风骨兼备的文学;此外,他宗经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与前人和时人相比,刘勰的宗经思想更进一步,也更为合理.刘勰的宗经思想在当时不被人所重视,但却对后世的文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阿波罗起源述略——"东方说"与"北方说"

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最为复杂、受崇拜最为广泛的神明.对阿波罗起源的探讨,"东方说"与"北方说"是两种重要观点.由于这两家学说相关证据的缺乏,兼顾阿波罗所体现的外来因素和希腊本土文明特征的"多起源说"的提法亦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同,但对于阿波罗这位深刻影响着希腊宗教乃至整个西方思想的重要神明起源的进一步研究,尚有待于更多文献与考古材料的释读与发掘.     

冯友兰先生文化哲学思想的雏形——哲学与价值观意义上的“种类”说

五四前后的冯友兰先生对当时国内流行的以东西文化差异“种类”说来解释东西文化差异的主张，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思考的过程。在对东西文化差异根源的解释上，他否定了以“地域”差异说来解释东西文化差异的主张，提出了不同民族的基本思想造成各民族文化差异的“种类”说。     

论“双两说”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术史的贡献

张国光先生提出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即"双两说")在学术界曾经引起过激烈的讨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双两说"包含着许多具体的学术观点,这些观点一直存在争议,要人们先接受这些具体学术观点然后再接受"双两说"是十分困难的.不过,"双两说"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术史的贡献主要不是其具体的学术观点,而是将版本学引进古代通俗小说的研究,创新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促进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深入,因而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正是张国光先生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     

毕摩特依·毕摩·毕——基于卡塔西斯谱系的辨识

毕摩特依是毕摩沿袭“残缺”传统的“书写”作品,具有诗性的特质,其所指是通过“毕”这个“说唱艺术”的能指实现的。因此,毕摩特依、毕摩、毕三者只有共在,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模仿或叙事方式的“说唱”场域,各异的毕摩、毕摩特依、毕的组合凭借各自的结构力量占据空间、决定运作逻辑。“卡塔西斯”（Catharsis）,作为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叙事功能,依之可以理解与解释毕摩特依、毕摩、毕共在中聚焦于伦理、心理、宗教等视域的“净化”“陶冶”“疏泄”——即“卡塔西斯”的场和力。     

鲁迅"文学自觉"说的现代性语境及其局限

鲁迅关于文学自觉的时代始于魏晋的看法是在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形成的,是中国文学观念西化进程中的产物.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中西比较视域、形式美感视域和情感视域三重视域影响了鲁迅的"文学自觉"说,其论断的局限主要在于:一、鲁迅对"文学自觉"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并不清楚;二、文学史研究中的自相矛盾;三、不能有效解释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内在关系;四、对文学自觉的标志的看法也并不全面.     

"灵"而"厚"的创作要求--从《诗归》看竟陵派之诗论

用选本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是中国古代文人一种独特的理论传播方式。晚明竟陵派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主要得力于他们的文学选集《诗归》对其文学主张和流派创作风格的传播,因此,以《诗归》的选择标准、选择理念及评点为依据,系统阐述竟陵派"幽深孤峭"的性灵说,即灵而厚的创作要求,以达到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一派别的目的,从而也说明了竟陵派之所以能在晚明文坛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原因。     

"再现说"反思

从西方引入的再现说,在中国当代文论里,是举足轻重、事关全局的核心概念范畴:从哲学层面看,它是反映论在文学理论领域的直接应用,负有本体论的使命,表现论也在其范围之中;从文学层面看,它指称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与方法,与作为浪漫主义创作原则和方法的表现论对举.在中国当代文论发展过程中,再现说经历了大规模的扩容:从文学传统看,扩容包括了反映论、真实论、典型论与典型环境论;从哲学传统看,扩容包括从认识论转向历史哲学、以社会进化的理想模式为标准来要求典型环境.从美学角度解释再现说,包含但不受制于认识论,可不再追求将感情提炼为思想,从有限的活生生现象,达到无限的高度抽象概念,而是追求将思想转化为感情,以有限的活生生现象,展现无限的具体生动的人与世界.     

教唆犯属性的逻辑认定——兼论对我国刑法中教唆犯“二重性”说之评判及反思

共犯从属性说与独立性说是大陆法系共犯论中争论不休的课题,共犯从属性说以法益侵害说为基础,而独立性说则主张犯罪征表说。我国学者在分析教唆犯属性时,多对从属性说与独立性说的原始意义有所误解,从而试图对从属性说与独立性说进行折中,形成所谓的“二重性”说。按照传统大陆法系共犯论中的从属性与独立性的含义,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教唆犯符合共犯独立性说,从立法论的角度,共犯从属性说的主张更为合理。     

也释《论语》“民无信不立”——兼评徐复观的有关论述

孔子在对"足食"和"民信之"作选择时选择了后者。他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对此,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孔子主张"人民宁可饿死而不可无信",一种认为孔子主张"统治者宁可自己饿死而不可失信于民"。徐复观先生是持第二种观点,并为此作了许多论证。但无论从该文本自身看,还是从孔子的其它言论看,联系孔子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第二种解释都是不能成立的。孔子整个谈话的意思是,在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和让老百姓对政府有信之间作选择时,统治者宁可让老百姓饿肚子(甚至饿死部分老百姓),也不能让老百姓对政府无信。     

评"社会规范说"的道德界定

我国多年来通行的"社会规范说"道德定义没有准确简明地揭示出道德的本质属性,而是将道德定位在道德现象上,将道德的一些现象和非本质属性当作本质属性,致使这种道德界定矛盾重重.导致这种偏颇的社会历史性因素主要是受前苏联伦理学研究的影响、受原经济体制的制约、受人类有限理性的局限.应该说,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是人通过自主自觉行为对人对己的利害性而得到显现和确证的一种品性,这个道德新界定可称之为"主体品性说".     

"方法"的解读和思想解放的活力

孙伯鍨先生不认为自己要自立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模式,而是主张在文本原义上“走进马克思”。这一“走进”的深层意蕴是,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卢卡奇在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理解上也倾注于方法的旨趣,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奉,也不是对‘圣书’的解释。与此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     

民本视野下孟子"贵民说"辨析

孟子以性善论和王道仁政为理论基础,将古代的"重民"思想发展为"贵民说"。"贵民说"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民本思想基本形成的标志。孟子的"贵民说"论证了"民"是政权转移的最终决定力量、民心向背对政治统治成败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据民意选贤举能的政治主张。"贵民说"作为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从理论上调整、阐释了天与民、君与民的关系,第一次较详细地阐述了民贵君轻、君权民与的思想,起到了对统治者暴政的限制和对被统治者革命权的肯定。孟子的"贵民说"和民本思想作为传统民本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对正确理解我们党的治国理念和认识党的治国实践有积极意义。孟子"贵民说"没有成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观念和价值取向,是由其本身的缺陷造成的。     

赵纪彬“权说”研究述评——为纪念赵先生逝世30周年而作

权变学说是儒家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研究颇多的问题。其中,著名哲学家和史学家赵纪彬先生的研究最具突破性。他不仅对"权"字的历史起源及其生成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作了缜密考释,而且对朱熹《论语集注.子罕》"可与共学"章的错简断章、孔子权说的特点、明代高拱权说的得失以及"权说"发展的规律性等问题也有着精湛阐发,并提出了许多独创性观点。可以说,赵先生在"权说"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实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权范畴研究之先河。     

"诗界开一新壁垒"--现代性视野中的梁启超诗体变革理论

被称为"诗界革命"的梁启超诗歌理论主张包含了复杂变化的新诗体创建追求.他主张突破传统诗歌体式的局限,从外来文化吸取营养创建新诗体.这一主张包含着文体变革观念与文化化合观念,是文学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设计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