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生成与分布规律研究

在梳理大运河文化保护项目时我们发现,大运河沿途所形成的聚落文化遗产有一定的生成与分布规律,并由此成为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调研统计,大运河(江浙段)现存各类聚落文化遗产148项,它们不仅是大运河文化的集中承载空间,更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大运河(江浙段)聚落文化遗产生成与分布呈现出若干规律,包括:运河水利工程指向性规律、运河航运节点指向性规律、运河交汇点指向性规律、运河机构指向性规律、运河商贸活动指向性规律.我们认为,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的生成与分布,不是某种单一规律,而是多重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多重规律之间,有先有后,既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又相互促进、互为因果.     

数字赋能杭州大运河文旅资源建设研究

数字经济视阈下,杭州大运河文旅资源的开发建设必然要以数字赋能创新发展。数字经济全方位发展推进、杭州大运河文旅资源现代化建设“数字化”等各种因素表明了数字赋能引领杭州大运河文旅资源建设的必要性。新技术手段和资源虚拟化的契合性、宽平台载体和资源品牌化的契合性、多群体参与和资源大众化的契合性又为数字赋能杭州大运河文旅资源的开发指明了可行性。在杭州大运河新型文旅资源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制度保障,构建规范市场;加速成果转化,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不断促进杭州大运河文旅产业的新发展。     

清代大运河的经济价值与环境制约

<正> 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南北物资运输的主要渠道和经济生命线。长期以来,它一直倍受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不少中外学者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之一.但以往有关大运河的论著多集中在隋唐、宋明时期,而对清代的大运河则很少有人涉及。本文拟就清代大运河在航运、灌溉、南北物资运输、商业贸易和城镇发展等方面的价值作一探讨,并对影响运河效益发挥的诸因素,进行一些比较具体、系统的分析。一、清代大运河的航运和灌溉价值我们的祖先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凿了沟通江淮的人工运河——邗沟,构成京杭大运河南段里运河雏形。隋炀帝时,为把江南物资调往洛阳,又主持整治了邗沟,并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和江南运河,     

大运河的漕粮北输与中近古南北社会发展新论

大运河的修凿和营运，既是帝制中央集权贡纳漕运的新发展，又是中古经济重心南移和北、南政治、经济中心错位的派生物。维护南北政治统一，促进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缘整合，推动中古南方、北方经济社会的结构性演进，大运河的历史功用无与伦比。它还是贡纳体制与民间商贸的混合体现，非常有利于6世纪以后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南传和江南的逐步开发，有利于拉动商贸商帮、催生北方运河城镇和辐射带动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有利于以运河为南北通道的全国性商品市场的不断发展。大运河居古代重大水利工程之首，堪比大禹治水，堪称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就。因贡纳体制等时代局限，中古大运河前七百年利大于弊，后五百年弊大于利。元代海运未成之前，其利大于弊。海运已成及大航海时代到来之际，统治者废止海运而一味固守河运，其滥用徭役，漕粮、耗米、造船、官吏侵蚀等成本代价甚巨，损害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等负面影响凸显攀升，自然就弊大于利了。     

“大运河”称谓的历时性考察

大运河,本是对京杭大运河,或称南北大运河、隋唐大运河的一种简称或泛称。冠以京杭二字,乃是近人对运河南达北至之地的标示和指称。大运河的称谓,最早始于宋人。在需要具体指称时,宋人主要是以行政区划或某个地点作为划分运河段落的标准。宋元以后,人们又以地理的相对方位来指称大运河。对大运河的每一段,人们都有异称。     

协同学视角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互嵌

积极对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题中之义。本文借助系统协同理论建构了一个分析战略对接的框架,并利用该框架探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和京津冀协同两大系统间建立协同关系的可能性,主要体现在系统协同、要素协同和环境协同三个层面。进而从内部系统建构的角度,对京津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布局与布点、管理体制和功能区优化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日本僧戒觉与宋代中国--以《渡宋记》为中心的考察

两宋时期,在中日之间没有国交的情况下,商人和僧侣成为中日两国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宋代的中日关系表现出不同于唐代的特点,具有平等性、多样性.日本僧戒觉于元丰五年,携带弟子二人偷渡入宋,首先抵达明州,经大运河至宋都汴京,谒见宋神宗,又远赴五台山,后卒于中国.其日记<渡宋记>①简略地记述了戒觉旅华经过,虽然篇幅短小,却可以使我们通过来宋日僧的描述,从新的视角来了解宋代中国.     

论“宁波帮”

“宁波帮”的形成与向海外发展 “宁波帮”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宁波帮”开始向海外发展。“宁波帮”的形成与发展是由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共同促成的:     

近代宁波帮与上海经济

在上海江浙财界中,浙江系占着优势,而浙江系的宁波帮又遍布于各主要行业,是江浙“财团”的支柱。 宁波商人自古以来就有外出经商的传统。这与宁波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不无关系。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镇海、定海、象山六县,位于浙江省中部,大陆部分一半为海包围,一半为山包围,山多田少,人口稠密,“其土地则沿海平壤类多斥卤,腹境处丛又硗瘠水少,俱不适种植,以故禾稼所出步不足以自赡”。惟丛山深处类多中草药、木材,濒海之地鱼、盐、海味产品丰富。务农不能自给,其他物产资源又缺乏,为了谋生,居民都向外发展,通商于各埠。《鄞县志》记述:该府“生齿     

关于金代肇州海西西陆路部分驿站的考证

海西西陆路是东北地区的交通干线。自唐代渤海国开始,这条线路就是东北与中原连接的纽带是我国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金代以后,海西西陆路和海西东水陆城站、纳丹府东北陆路一起组成开原北陆路,与开原东陆路、开原西陆路构建出东北地区的交通路网,承担着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中国与蒙古、俄罗斯等北方国家之间的陆上交通,也是东北与中原、我国与蒙古、俄罗斯、东方与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在我国东北,特别是“三肇”地区驿站作为海西西陆路的起点组成部分,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这一研究,有助于我国从历史的角度,加强与蒙古、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