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南北朝时期高昌地区的奴婢状况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研究中古时期西域历史的重要材料。将奴婢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在当时是一种正常的商业活动,亦反映出当时奴婢所处的社会地位之低下。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奴婢交易中买卖双方的责任问题,即卖方须对奴婢的合法身份作出保证。由此可见,当时奴婢贸易及其相关措施还是比较完善的。从出土文书中,我们的确能对南北朝时期社会最下层的奴婢生活状况有所了解。剥削者对于奴婢是封建性的完全的人身占有,奴婢不能为自己从事生产,因此,奴婢毫无人身自由、完全处于对主人的依附状态。     

5—7世纪高昌地区的马匹与丝绸贸易——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马匹是高昌具有军事和经济价值的重要战略物资。高昌马价昂贵,普通小农几乎买不起,因而无法从事需要马匹运输的丝绸贸易获取暴利。高昌官府出于军事、政治及经济利益的诸多考虑,用差科义务的方式强令官民配养马匹。这对高昌小农又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为缴纳本已繁重的赋税、配养马匹、维持生计,小农必须要进行丝织品生产,向胡商出售换取银钱,充当丝绸贸易诸环节中最低层次的生产者。高昌官府除配养马匹外,还花费大量银钱向胡商购买大批马匹,而这又为胡商在高昌就地购买丝绸等物品提供了资金。因此,高昌官府、丝绸、小农、胡商通过马匹买卖和配养,紧密地连接在欧亚大陆丝绸贸易体系之中。     

高昌三题

本文研究了高昌三个问题,即高昌壁始建、高昌城“三重”和高昌城科学考古。公元前103～前102年,李广利伐大宛西征途中,师旅顿敝者在吐鲁番木头沟绿洲建壁垒,取故乡之名“高昌”。目前的考古资料说明,当年高昌壁所在的地方是片空旷无人的绿洲,它是车师王国东西两个政治经济中心之间的天然隔离带,这是高昌所以在此建设的绝好地理空间。高昌城的“三重”不能与唐长安城相比,但高昌故城保留至今的城垣留存了丰富的历史内核。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高昌故城应早日开展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     

论高昌国的下行文书--符

吐鲁番出土的麴氏高昌国资料 ,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历史的认识 ,其中的各种官文书 ,不论上行文书还是下行文书 ,不仅提供了高昌的制度史资料 ,其文书本身也是极其珍贵的史料 ,因为在古代官僚制度中 ,文书制度是重要内容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对高昌国下行文书符进行了重新讨论 ,涉及符这种官文书在高昌的来源、变化 ,符的运行以及存档等问题     

略论吐鲁番出土的敦煌文书

本文概述了吐鲁番出土的来自敦煌的官府文案、写经和唐人文学作品,作者指出,未来敦煌学的发展,需进行广泛联系性的研究.     

高昌火袄教遗迹考

据《魏书·西域传》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高昌民间信仰的“天神”属于火袄教。据敦煌吐鲁番文书，高昌城及附近乡镇分布有火袄教寺庙，其中一座名叫“丁谷寺”。丁谷寺供奉的是高昌火袄教神袄——丁谷天。吐鲁番著名佛教石窟——吐峪沟千佛洞所在地，也即《西州图经》所谓“丁谷窟”。1981年吐鲁番文管所在吐峪沟发现一个火袄教徒的墓地，长60、宽20米，在吐峪沟乡之南2公里处。今称“吐峪沟玛扎墓地”。     

吐鲁番所出《高昌书仪》刍议

作者认为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出土的《高昌书仪》是现存最早的一件写本书仪, 而且编排格式独特, 似与唐五代敦煌《朋友书仪》有共同的源头。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从新出吐鲁番文书看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

本文以新出吐鲁番文书《道翼遗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文书资料,探讨了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及高昌国僧众的社会角色.结论认为,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应当是互利共存关系,僧俗两界的利益得到有机的协调.由于高昌国僧尼基本没有脱离世俗亲缘关系的纽带,所以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身份是双重的.因而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也始终呈现出两面性:既有宗教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游离于宗教与世俗之间是高昌国僧尼的基本生活形态.     

吐鲁番文书中的“酢”、“苦酒”与葡萄酒的种类

吐鲁番文书中"酢"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葡萄酢或者说葡萄酒;二是指醋。唐西州时期,酢就是指醋,出现了葡萄醋。古代吐鲁番地区的葡萄酒包括酒、酢、苦酒三种,其中酒是一种甜型红葡萄酒,酢是一种干型红葡萄酒,苦酒是一种干型白葡萄酒或桃红葡萄酒。高昌国时期,酢与酒并用或连用,都是指葡萄酒,酢酒是酢与酒,不是指醋;它们都可作为葡萄园租酒,两者区别不大。浆、苦酒、酒、酢四者,价格递增。自高昌时期,中原地区谷物酒中的"麴糵"技术已在三种酒中得到应用。尽管从文书中看,谷物加工产品酢在经济生活中的存在很有限,但也表明谷物加工产品及加工技术在古代吐鲁番地区的存在与影响,特别是在文化上的深远影响。古代吐鲁番地区借用中原名词"酒"、"酢"、"苦酒"来表述不同种类的葡萄酒,就是其写照,这也反映出古代中原西域间文化的交流。     

从粟特文券契看高昌王国奴婢买卖之官文券

唐代西州奴婢及大牲畜的买卖,均须官府发给公验才算合法.唐以前的高昌王国奴婢买卖是否也要经官许可?由于只见有私契而未见到官府文券,通常认为不需经官.但吐鲁番阿斯塔那135号墓所出粟特文<高昌延寿十六年(639年)买女奴契>,却是件经官许可、钤盖官印的公验性的文券,从与汉文同类买奴婢券比较中,发现了许多异同,从同的方面看到了粟特文券契对汉文券契格式的继承;从相异方面看到奴婢买卖在高昌王国时期,同样也要有经官许可、钤盖官印的文券,才合法有效.这应该就是唐西州奴婢买卖"市券"之渊源.     

曾国藩的奏疏之学与古文义法

作为清代中兴功臣,曾国藩对奏疏之学极为重视。他不仅提出奏疏典、显、浅三字诀,而且还主张奏疏的喷薄之势。他一方面肯定了"远近易于传播"、"君上亦易感动"的浅显风格,另一方面对声韵铿锵、气势喷薄的骈文奏疏亦大加揄扬。其对奏疏的甄选、评价乃至草拟,都体现出既强调致用性又注重气势、强调骈散合一的古文义法。其奏疏风格由戆直激切到恬淡老确的转变也和其前后期古文审美取向的演进轨迹一一印证,相互合拍。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有着极高的价值     

关于引发甲午战后改革大讨论的九件折片

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耻辱与灾难。甲午战后,在光绪帝的刻意引导下,官员士子们纷纷上书言事,为战后的改革出谋划策。闰五月二十七日,光绪帝颁下上谕,要求各直省将军督抚就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等十四项政令发表看法,同时择取胡燏棻、康有为等条陈折片九件一道缮寄。由此在清朝上层掀起了一场改革大讨论。本文对于这九件折片的作者和内容进行了详细考证。     

国家权力视角下的生监群体——以清嘉庆刑科题本为中心

绅士研究是明清研究中的热点,相形之下,对作为绅士下层的生监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本文利用新近出版<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中关于生监的新史料,从中发掘新意蕴,以检视并校正明清研究中的明清绅士研究的相关己有理论.本文认为,生监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群体,新材料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乡绅土地所有制"论,但不支持"乡绅统治论".而且从生监的层面看,绅士的社会功能面临国家权力和宗族权力的双重挤压,有不断边缘化的趋势.     

论明代密疏言事的职能资格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皇帝的一种秘密奏章。在明代密疏言事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对密疏言事人的资格作过明确规定。但随着明代中央集权政治和君主专制的发展, 朝廷中的一些职能部门因某些特殊事宜必须密疏奏闻, 从而使得这些部门的官员有了密疏言事的资格。在明代, 有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部门主要有钦天监、内阁和整个监察体系。这些部门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获得与明代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     

论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关系

汉赋与汉代奏议属于不同的文体,前者属于纯文学范畴,后者为应用性文体,它们都是汉代高度发达的文体。这两种文体看似毫不相关,但在汉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代文人基本上都能兼擅奏议与赋;从这两种文体对汉代政治强烈关注的角度来看,二者内容上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汉赋与汉代奏议在写法上也互相渗透。汉赋与汉代奏议齐头并进、互相渗透,形成汉代一种繁荣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     

王延德出使高昌使命补证

本文依据相关文献资料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北宋王延德出使高昌的使命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论证。认为王延德此行绝非一次普通意义上的外交活动 ,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其出使自一开始即肩负着明确的军事使命。其不仅是同期北宋对辽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亦预示着新一轮宋辽战争的到来     

李端棻的一件奏折与清议呼吁廉政自强

光绪朝"广开言路",使清议一度活跃.光绪五年,担任御史的李端棻呈递了一件奏折.这件奏折实际上与三个事件有直接关系,它们是:言路披露用李钟铭案,言路抨击贺寿慈任命,王先谦奏折影射朋党问题.王先谦的奏折明显带有政治投机因素.李端棻维护清流派直言敢谏作风的表态,虽然遭到上谕否定,但它也提醒了清流派成员,面对像满清极端专权这样的朝廷,"广开言路"这话的可信程度值得怀疑,所谓"实事求是"放到实际言路中必须大打折扣,否则讲真话也许就断送了前程.在当时,廉政自强是洋务自强的先声.李端棻是把清流意识和洋务意识结合起来的一个典型代表.     

"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

“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高昌吉利”对应的汉语意思为“高昌王”。“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之间交汇、融合的结果。正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高昌吉利”钱币便是这种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     

乾隆朝奏折制度探析

乾隆时期,康雍以来的奏折制度继续得到坚持并有了新的发展。拥有折奏权利的官员数量愈加增多,奏事范围更加扩大,奏折在各种上行文书中的地位进一步重要。与此同时,有关奏折的各种具体规定如奏折书写格式,内容保密以及递送机构和办法也进一步细密和完善。对于各种信息大量而又迅速的输入和国家事务的及时处理,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皇权的极度加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