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失衡及价值选择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为相对一方当事人确定禁止规则或强加负担的行为 ,它是行政权的延伸。与其它类型的行政权行使一样 ,义务设定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同时又要符合行政合理原则 ,这也是行政法治、依法行政的要求。然而 ,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失衡现象非常普遍 ,如对程序负责不对实体负责的失衡 ,以经济利益为重而以社会利益为轻的失衡等。因此 ,必须探讨义务设定中的合理价值选择 ,即有利于建立法律秩序、有利于实现公民权、有利于行政管理过程有效实现、充分体现行政伦理准则等四个方面的价值选择。     

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探析

根据行政不作为中义务的产生条件不同,可以将行政不作为划分为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与依申请性行政不作为两类.对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的界定要以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负有特定的行政作为义务为前提条件,同时要结合有法定的事实发生之客观要件、行政主体具有作为的可能性之主观要件、行政主体没有履行其法定的行政作为义务之内容要件来加以分析判断.构成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之前提的行政作为义务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是法律规范的直接设定或间接体现,还来源于行政主体的先行行为、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及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设定.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具体表现为作为起因性不作为和纯粹不作为,是具有违法性的.     

规范行政权力是防治腐败的必要途径

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权力缺乏限制和规范是产生腐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从规范行政权力入手,将所有可能被滥用的行政权力严格限定范围并辅之以公平化、规范化的措施,是防治腐败的必要手段。本文试以国家行政权为例,探讨规范权力、防止腐败的途径。 一、通过法律设定并且限制行政许可权的范围,是规范权力、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 与世界上一些国家设置的行政权相比,我国的行政权力(特别是对公民和法人财产权影响的行政许可权)比较大。这种权力体制与我国历史上行政权强大、司法权相对弱小的传统有密切关系。行政许可权作为国家对社会活动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这种许可权必须由法律设定并且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它容易变成权钱交易的工具。因此,对行政许可权的限制也就成为防治腐败、规范权力的一个重要的     

我国实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规范。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实施行政问责制是推进民主政治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实现高效廉洁的必要基础,因此推行和完善我国政府的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我国行政问责制还面临诸多困境,主要有:问责主体缺乏法定明确性,异体问责相对薄弱;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完善,缺乏强制力作为保障;政府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性。为了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政府就要转变行政理念;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权责一致的行政问责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政府监督:对权力制约的一个检讨 --以部分省市"环保绩效考核"情况调查为例

所谓政府监督,是指对政府行政过程的监督,而行政过程就是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行政权力具有强制性和支配资源流向的特征,因此,必须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遏止行政恣意自为和行政权力异化现象.说到底,政府监督或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取决于现行权力分配原则、行政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等本质规定方面.     

构建我国土地裁决机构的制度设想

我国土地争议产生的原因多样、主体关系错综复杂、涉及法律、政策和行政裁量等专业技术问题,现有纠纷处理机制难以有效解决.应该建立土地裁决机构平衡国家和公民在土地权力监督和土地权益保障之间的关系.构建土地裁决机构需明确其性质和定位,并就法律依据、机构设置、受案范围、程序及监督救济等方面予以具体制度安排.     

论我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权力重构

本文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为基础，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入手，探讨了我国政府行政权力的重构问题。行政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的重组与建构。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以后，行政权力必然发生变化和重组，以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行政权力的这种变化趋势表现为微观的弱化与宏观的强化；上下的分化与部分的转化以及行政权力的法制化。行政权力的宏观强化是以行政权力的上下分化为前提和基础的，没有行政权力上下的合理、科学的分配，就不会有政府宏观调控权力的加强；行政权力的微观弱化又是以行政权力的部分转化为前提的，否则就不可能完成政企分开的职能转变。行政权力的强化与弱化、分化与转化最后是以其法制化为前提和保障的，行政权力如果没有法制规范，它的重构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因此，法制化是行政权力重构得以进行的根本保证。     

从政府职能看中国政府适度规模的构建

政府规模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政府的内在规模是指政府职能和行政权力的范围及权限,即职能规模和权力规模.政府的外在规模是指政府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的数量、结构以及行政成本消耗的数量,即机构规模,人员规模和费用规模.当代中国政府适度规模的构建,既不是"大政府"也不是"小政府",而是"与政府内在职能规模相匹配"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因而,当代中国政府适度规模的构建,既不是一味地精简机构,缩减人员,也不是实现政府规模的增量性扩张,而是以政府的内在职能规模为依据,以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取向,对政府规模进行结构性调整,打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机构设置"职责同构"的特点,解决条块分割的矛盾.     

人权保障语境下的行政行为选择自由——以公共行政民营化为例

传统"行政"角色定位不当与功能缺失,造成政府管理体制成旧、效率低下、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行政行为选择自由是行政法学疆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的最新成果,有着充分的公法保障和私法基础.而作为公法领域私法化特例的公共行政民营化,与行政行为选择自由相互交融,二者以人权保障为契合点,是人权保障在行政法学领域中的新路径.人权保障是行政行为选择与公共行政民营化存在与发展的正当性理由与合法性基础,是最终检测标准.鉴于行政行为选择与公共行政民营化有可能偏离人权保障轨道,因此可以通过规范其运行程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国家权力结构运行机制、采用最小成本激励机制等措施,再辅之以私法视角下的权力限制理论对其予以适当"关怀",加强行政主体意识教育对其进行控制以充分保障人权.     

论公共行政的实体公正及其制度建构

行政公正是指行政权力正当地分配权利(义务)的观念、制度和行为,价值在于符合现代民主精神的需要、树立良好政府形象的需要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完整意义上的行政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程序公正体现一种过程价值,实体公正体现一种结果价值,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公共行政的实体公正包括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发展机会的公正、财产分配的公正与社会保障的公正等方面,其相应的制度构建为:公正的权利保障制度;公正的就业、教育制度;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公正的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