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

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疏通結合的关系,及正义对索隱的申明、駁斥、纠正彼此間之联系,辨“兩人生于同时,而其書不相称引”之說非是,断司马迁確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卽公元前一四五年,至     

论泷川資言的“史記会注考証”

一引言司馬迁死后兩千年来,凡是談文学,談史学,談经学,談政治,談思想,談古今地理,以至談考据,目录,訓詁,风俗,种族等等问题的,几乎沒有不牽涉到史記的;史記是中国人民宝貴的文化遺产,具有世界意义的偉大著作。史記之重要如此,其关涉之面,又如此之广,所以兩千年来,关于討論史記的文字,真是以千百种計。这千百种有关史記的资料,在学术爭辯,和历史观察方面,仁智之見,每有不同。而史记本身,經过若干次补綴,傳抄,板印,与注解之后,自身就存在着許多问题。那末,我們若想对史記有一个正碻的看法,一定的認識,应当作一个总的整理才好。可說整理史記,早已是极迫切的任务了。但是整理史記,并不是一件小工程;首先必須正碻而全面地了解司馬迁,真实透彻地明暸史記本文和注文。更須要掌握全部史記資料,才能正碻地去分析与擇別。所以訓詁的知識,經学的知識,古今地理的知識,版本目录的知識等等,都应当具有。总而言之,整理史記,必得其人对祖国的学問,既精通,又广博,否则要想整理史記,是多有阻碍的。日本瀧川资言,早在二三十年以前,就注意到史記,他自言汇集了数百种参考资料。并編摩多年,撰成史記会注考証一書。这在三家注后,总算是对史記一次規模最大的整理。可是这部书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对司馬迁这部偉大的历史兼文学的著作,有何等     

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

(一) “傳”、“記”、“章句”、“注”、“解”,这种文体,原始于經,衍及諸子,以至于史書和集部。在体制上,它們原自有別;可是他們都是詮譯本文的。三國曹魏以后,又生出了一种詮釋性的文体,叫作“正义”,或“疏”,或叫“义疏”。注解章句,是就本文所說的加以詮釋;正义,义疏,是就章句注解所說的加以疏通。注解应与本文密切結合;义疏应与注解密切联系。不能各不相顧,独     

关于中國古代最早記載石油的問題

看到文史哲1956年12号王仲犖先生“古代中國人民發見石油的歷史”一文,引証了不少古籍中关于石油的記載,对于研究中國文化史和經济史是有用的。但是对于王先生所說中國古籍中对于石油的最早記載,我有不同的意見。王先生認为最早記載石油的是張華博物志。并注明“書成于三世紀末年”。但是,我認为中國最早     

刘节教授认为:中国史学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可分五个时期

10月5日,中山大学刘节教授应广东历史学会的邀請,作了“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几个問題”的学术报告。刘节教授訊为,史学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历史哲学、历史編纂学和历史考据学,而以历史編纂学为其主要內容。历史哲学是历史編纂学的指导;考据学則是一种根据邏輯方法考察历史事件真实性的学問。因此,这三方面都不是孤立的,而史学史也就是史料学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史古代部分的代表人物是司馬迁、刘知几、司馬光、郑樵、章学誠和李贄,而以刘知几和章学誠为最重要。刘节教授說,中国史学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是萌芽期——先秦、殷周两代。这个时期的特点是:     

与苏联?覟酢ぐ病ぜs瑟夫維奇商榷中國古史分期等問題

親爱的約瑟夫維奇同志: 讀到您的來信,真使我非常高兴。謝苗諾夫同志所提出的看法,有些地方是和我相同的,我愿意就他的看法提出我自己的意見,請您和謝苗諾夫同志指教! (一)首先应当討論的,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問題。我觉得这个名詞是在五种生產方式之內,而不在五种生產方式之外的。要理解这个名詞的含义,应当首先参考馬克思本人的著作。馬克思在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亞細亚的生產方式”,把它序列在“古典的生產方式”之前,如果說“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是所謂原始公社制到奴隸     

略評“史汉选讀”

王鄰苏先生的“史漢选讀”一九五六年一月,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計选錄史記十二篇,漢書五篇科吮容^詳尽的注釋,并有逐段的“說明”和全篇的“題解”。王先生这种辛勤劳动的成果,“对于爱讀我國古代的傳記文学者,当有参考的阶值”(见本書內容提要)。关于該書的“說明”“題解”本文暫不論列,僅对注釋部分提出些膚淺而不成熟的意見,向王先生請教,并和大家討論。首先就注釋的体例說,令人感到蕪雜: 一、就使用語言說,一条文言,一条語体,甚     

对冉昭德先生:“关於汉代生产奴隸与生产力水平问题”一文的意见

讀“历史研究”1958年第八期冉昭德先生:“关于汉代生产奴隸与生产力水平問題”一文后,对某些史料的解释,提出两点不同的看法。一、冉先生根据“史記:季布列传”关于濮阳周氏把季布卖与朱家为奴的一段記载,提出“从冒充‘家僮’的季布,事先要髡鉗来看,反映了汉代的奴隸待遇。”;又說:“汉律,五岁刑为‘髡鉗城旦舂’……汉代的五岁刑是徒刑中最重的一种,凡减死一等,卽入髡     

帝国主义在中国最早设立的三家银行考

帝国主义在我国設立的第一家外商銀行究竟是什么牌号,直到现在还不很清楚。根据許多書上的記載。有的說是东方銀公司,一說是远东銀行,还有的說是东方銀行,而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牟安世著的“洋务运动”一書里,說成是东亚銀行。但据我的考証,这第一家在中国境內开設的外商銀行的牌号应該是丽如銀行;上述的东亞、东方和远东各种名称,实际上都是从英文行名“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意譯而来的。 認为东方銀行与丽如銀行并用之說所根据的资料,是1850年以来的“北华捷报”。但这是一份英文报紙,里面并无中文,因此所謂东方銀行云者,仍旧是从英文行名意譯而来。我們知道,在中国的一般外商企业,均各有一个中国行名,甚至把它作为商誉,在资产鱼債表里占着相当地位。所以,东方銀行与丽如銀行并用之說,似并不能从“北华捷报”上得到証实。所肯定的資料,系根据当时官文書的記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9,頁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頁71),又見之于私人的著述(徐润——“徐愚齋自叙年譜”);而另一可靠的证据則是“申报”。例如1884年5月21日申报載有丽如銀行倒閉和新丽如銀行重开消息,其間并无提到东方銀行或新东方銀行。关于这第一家外商銀行设立的年月,傳說也是不一。徐潤說它创立于1849年(“徐愚齋自叙年谱”);伪上海市通志館認为是1848年设立(该館期刊第二年第547頁);牟安世亦主此說(“洋务     

“亩收百石”之謎——再为氾胜之說几句話

“亩收百石”是汉代氾胜之記載的区种最高丰产記录。据万国鼎先生折算,合每市亩产28.875市石,以麦論約4187市斤,粟約3898市斤。如此空前高产,无疑为众目所注,且众說紛云。石声汉先生認为原作者“冒估”,但亦有人迷信,例如在1959年万国鼎先生承認:“这样高产虽是稀有特例”,虽然他本人在1957年批評过     

革命的家、光荣的家——评陶承的“我的一家”

读完陶承同志的传記文学“我的一家”,任何人都会被小說中的人物經历深深感动。因为貫串着整部小說的是共产主义的光輝,和对人类的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的激情。它会把讀者带領进一个崇高而清新的境界,忘掉渺小的个人,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一步。“我的一家”描写陶承同志一家人,为了革命事业艰苦奋斗、前仆后繼、永远跟党前进的真实故事。它是一个革命家庭忠实的家譜,也是伟大革命史詩里的一頁。說它是家譜,是因为它忠实地記录了一个革命家庭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的历史;說它     

关于井田制的几个问题

研究井田制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井田?也就是井田的名称問題。关于井田名称的解釋,据我所知,有下列三說: 1.郑玄《周禮·小司徒》注說,原文为: “立其五溝、五途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 2.程瑤田《溝洫疆理小記·井田溝洫名义記》說,原文为:     

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是“人民”嗎?

陸侃如馮沅君兩先生的“中國文学史稿”中“东周的哲学散文”一節,講到“論語”說:“微子篇”記“楚狂接輿歌而过孔子”“長沮桀溺耦而耕”“荷篠丈人”三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民对儒家的看法。陸馮兩先生在“史稿”中对这三章无詳細的分析說明,只是很簡括的提了这一句。究竟这三章是不是“反映了当时人民对需家的看法”呢?我觉得还值得研究。我前兩年也教过此三章,我的看法却与陸馮兩先生不同,現在提出來同兩位先生商榷。正如陸馮兩先生所說“春秋中叶以后,土地逐漸由領主手中轉移到新兴地主手中;到了战國时     

作者来信

編輯先生: “文史哲”1957年第12期登載的拙撰“关于屠寄和他的蒙兀儿史記”一文,对“屠寄在世时收藏元史版本很多,均有朱墨眉批”之語,內“朱墨”二字,誤植为珠黑,应請改正。又、近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論”“十四”小节里,說晚清研究元史有何秋濤之“元圣武亲征录校正”,李文田之“元秘史注”,皆以經学考証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謂之老証学,殆不可謂     

《八家后汉书辑注》校勘数则

历史上《后汉书》有十二家之多 ,其中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及张八家书已无完帙 ,然其文散佚于《三国志》、《文选》等文史之注以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而得以保存。周天游参校前人成果 ,对上述八家书进行辑佚和校注 ,撰成《八家后汉书辑注》一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12月出版 )。该书一些校注有待商榷 ,今举数则 :1 灵帝数游戏于西园 ,令后宫纟采女为客 ,主身为商贾。 (谢承《后汉书》卷一 ,○○四 )“主”当属上。“客主”是“客舍主人”的省称 ,买主之意。《后汉书·志》第十三 :“灵帝数游…     

司馬迁的讽刺语言的艺术

一司馬迁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卓越的諷刺家;他所留下的輝煌的著作太史公記,不仅是在文学上有着伟大的成就,而且达到了諷刺语言艺术的最高峯。汉武帝刘彻的时代,是汉帝国封建統治政权最巩固的时期。自汉建国,到这时,近七十年了,文景以来,所标榜“与民休息”的改良政策,也实施了將近四十年,社会得到一些安定,农业經济得由恢复而到上升的阶段。于是在整个商人地主集团加     

“奴隸社会”是否社会發展必經階段?

江泉先生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上“关于中国歷史上奴隸制和封建制分期問题的討论”一文中,对中國歷史上奴隸制和封建制分期問題的討論,作了一个全面性的总結,并指出了各家共同的論点:“中國是經过了奴隸制时代的。”但就是这一点,据我所知,尚有很多学者对它不完全同意,或取保留态度。按中國歷史上有过奴隸制时代之說,首先提出來的似是郭沬若先生。他的主要論据之一是:“我們今天既承認了馬克思学說是真理,社会發展可以划分五个时期,在我們中國就不能要求例外。”他說:“在國家初成立的时候是純粹的一种奴隸制。”他在批評周代为封建社会說时說:“周代的社会歷來以为是封建制度,然与社会進展的程序不     

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之一证

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历来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不过正如郑鹤声先生指出的那样,有些是“没有什么根据随便说的,只有根据张守(竹卩)或司马贞两说推算而得的,较为可靠。” 张守(竹卩)的说法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正义》曰:“按迁年四十二岁。” 司马贞之说见同书“迁为太史令”下,《索隐》引《博物志》曰:“太史令茂陵是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两说正好相差十年,如《正义》是对的,则《索隐》误三十八为二十八:如《索隐》是对的,则《正义》误三十二为四十二。都只是一个数目字之差,出现差错的可能性相等,又无其它可靠的材料以资依据。因此在共同都认为“只有两说较为可靠”的前提下,又有从张、从司马氏之争。王同维、     

捍卫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打碎資产階級国家机器的学說

关于无产阶級革命必須打碎資产阶級国家机器的結論,是馬克思在总結了法国的两次革命經驗之后得出来的。它是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說中主要的根本点。馬克思在1871年4月給庫格曼的信中論及这个問題时說:“如果你讀到我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書最后一章,那你就会看到,我認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試,不应如迄今以前一样把官僚軍事机器从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毁坏,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珍視这一重要的科学結論,以     

关于“头一次大規模的社会分工”问题——与杨向奎先生商榷

讀了文史哲一九五六年第十二期上刊登的楊向奎先生:“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学習筆記一文以后,得到不少的啓發。但其中关于头一次大規模的社会分工问题,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見,特提出來与楊向奎先生商榷,并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楊向奎先生說:“现在流行的政治經济学,社会發展史或者是原始社会史,全说第一次社会分工是游牧部落从農業部落分化出來,使正常的交換有可能,因而發生了社会第一次分工”,但是楊向奎先生認为:“这种说法,根据恩格斯的著作看來是講不通的。”他說:“‘其余的野蛮人’,也只能是还没有达到这个階段(指游牧階段——濤按)的一些部落”“‘没有畜群的部落’不能理解为農業部落,只能說是比游牧更低一级的生產階段,……比游牧更低一級的生產階段也驯养动物和种植谷物,但他們不可能有‘大規模畜群底形成’。游牧部落是更發达了的畜牧社会,他們和其余部落不同,他們有大量畜群,他們可以拿出多余的資料从事交換,因而他們和其余部落区別开,也就是社会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