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妮丝·赫勒的“个性道德”内涵解析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和伦理规则的进一步细化,阿格妮丝.赫勒在其道德理论中所诉求的个性道德这一词汇需要被进一步解析。厘清个性道德含义以及个性道德与道德个性、特性道德、道德相对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论上可以厘清和深化道德中的各个概念,实践上对于现代人如何生存以及怎样生存提供了引导,使现代人避免走入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     

提高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亲社会道德判断的思考

艾森伯格设计了亲社会道德两难情境来研究儿童的亲社会道德判断。本文采用亲社会道德两难故事考查了高等职业学校学生的亲社会道德判断特点,提出了教育建议。     

道德结构研究

近年来,伦理学的教科书出了很多本,但关于道德结构的研究仍未见深入。正是如此,所以,这次在讨论道德层次时,出现了不少混乱。因之,加强对于伦理学建设带有起点性问题的道德结构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意义的。从宏观上分析道德体系,它包括道德活动、道德关系和道德意识什么是道德?现在大多数著作仍然沿用传统的提法,即:道德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关于这一传统定义的正确性程度如何,这里暂且不说。我觉得把广泛而复杂的社会现象——道德,概括为“社会意     

人生何以需要道德信仰

道德作为社会生活的必然产物,必须以信仰为基础。道德信仰的生成有着自然、社会和人生的逻辑根据。从人生角度而言,人生具有有限性、未完成性和创造性,这为道德信仰的生成提供了逻辑前提与基础,从而使道德信仰成为一种必然性的产物。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个人价值推崇·社会正义感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是一种将价值观内化为实践准则的道德实践。从这个专业自身发展的最初来看，它追求的是通过激发人们的道德力来解决问题，到后来专业的建设，无论是从业规范、伦理操守都有一套系统的缜密的道德准则，用以指导实践。此外，无论采用何种手法开展社会工作，工作过程中接纳、个别化、理解、保密、关怀等原则贯穿始终，到处充满了道德要求。那么应该如何规范自己，从道德出发呢？这就需要做到尊重个人，努力推进实现社会公平。     

道德社会学

道德社会学是一种专业社会学理论,它研究道德发挥功能的规律和不同社会层次上的道德实践.它的研究客体是个人、集体和其他社会同一性.道德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是认识道德过程的和道德现象的辩证唯物论原则、对待道德生活现象的具体历史方法、阶级方法、系统方法和综合方法.道德社会学研究道德系统的形成及其功能的发挥,道德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进行管理的条件的形成、建立和发展;它详细分析集体和其他社会集团的道德状况的最佳模式,揭示个人、集体和其他社会同一性的道德文化的状况及其完善途径.道德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     

职业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点

2007年的“两会”,对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进行了高度的锤炼。对中国百姓来说,构建和谐社会显然比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更容易理解,也更有亲和力,因为在“大同世界”、“天人合一”、“和为贵”等中国传统经典理念中都能找到和谐二字的内容,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构筑和谐社会成败的关键在于找准切入点。作为群体道德、主导道德、公认道德的职业道德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职业道德从各方面主导着社会生活,职业道德是当前社会公认道德在特殊领域内的具体化,同时职业活动及其产品面向公众、服务公众,因而具有示范作用。职业道德的履行又是理论实践化的过程,所以道德建设具有可检验性和可操作性,涉及面广、调节领域多样化,所以职业道德又是与经济建设紧密联系,与法制建设相配套的一个重要道德层面,所以将职业道德确定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效性。     

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

本文从王阳明的心体观念着手,集中阐释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的哲学观。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王阳明处于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时期,面临着道德的理念化和世俗化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了以良知本体为内含的心体观念,实现了儒学道德主体的本体转向从理学先验理性的天理本体向经验存在的良知本体的转向。这一转向,不仅使个体存在真正成为道德理性的现实载体,而且使个体存在在最基本(最本原)的意义上成为道德实践(事实)。但是,存在的道德化也就是道德的存在化。就此,阳明心学转向包含着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它不仅把儒家道德优先原则推到极至,而且在这个无限性扩充中,道德精神在向存在还原的方向实现了价值超越道德由于存在的无限性扩充,实现为超道德的存在。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个体的自我保存与社会学的现代道德人格属性:《自杀论》中的双重结构

根据涂尔干关于自杀的定义,自杀必然意味着有意识的选择死亡。死亡只有一种对立面,即不死,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项。所以,当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讨论自杀的时候,同时必然是在隐秘地讨论自杀的对立面,即自我保存。在《自杀论》的中译本中,这一隐秘线索的许多证据都被清除,导致书中“自我保存”这一线索在中文学界没有受到重视。本文尝试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来理解涂尔干的这一线索。他将不同类型的自杀视为不同道德的极端表达,在具体分析中常常采用一体两面的视角去讨论行动者在何种道德状态下才可能实现“自我保存”。本文试图通过比较说明,涂尔干对这三种自杀类型的界定,以及通过这一界定所呼吁的道德状态,与他对社会学的界定有内在实质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涂尔干来说,社会学本身即是某种现代道德人格的表达,而这种道德人格对于现代性个体与社会学这门学科来说,都具有自我保存的效力。     

西季威克的难题与意识形态分析

功利主义哲学家西季威克关于功利原则的三大难题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文章从这三大难题入手,对常识道德和意识形态问题做出分析,试图表明:西季威克倡导的常识道德,以及罗蒂的"种族文化传统",其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们只在回避反思、回避理性的拷问中才能幸存,坚持不作反思地接受这些传统,就违反了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原则。     

关于新时期社会公德教育实效性的探讨

当前社会公德"缺失"这一现象,是长期以来我国不重视公德教育,缺乏公德意识的培养和公德行为的有效约束机制造成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必须将公德教育确立为道德教育体系中的最基础目标,并分层次加强培养社会成员的公德素质;特别是应将公德教育和法律法规相衔接,规范公德行为是公德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     

道德冷漠感剖析

"道德冷漠感"一词在现今的社会中正为人们所知,它是社会道德的一种消极现象,是人们道德感的麻木和冷漠,也是人们的道德行为畸形发展的一种状态。道德冷漠感产生的原因在于文化、社会制度及个体等诸多层面。面对这样一种消极现象,应从个人、政府和社会三个层面进行矫治。     

社会管理创新与公民道德发展

社会不公平、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和一些政府官员道德败坏是影响我国公民道德发展最为突出的三方面社会环境问题,而社会管理创新能够为公民道德的生成和发展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有效地增进和公平地分配公共利益是政府公共行政决策的伦理标准,内蕴着关怀全体公民福祉的道德价值,理应成为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的首要伦理目标。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升公民的生活质量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伦理要求,也是公民道德发展的根本基础。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政府不断提升诚信水平,为公民道德的发展塑造诚信友善的社会环境;政府官员的道德形象对公民道德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官员应成为普通公民的道德表率;民间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广阔领域,应充分发挥民间社会组织在推进公民道德发展中的自治功能。     

道德功能问题研究述评

国内学者在道德功能问题的研究中，揭示了道德的主要社会功能，分析了道德功能的特殊性，比较了中西伦理文化中对于道德功能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探讨了道德功能的实现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但与此同时，研究中也仍然存在着一些尚需完善之处，如道德功能的界定不够科学，对道德各项功能缺乏层次划分，对道德功能实现问题的探讨需要加强等。为了将道德功能的研究推向深入，当前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必须对其功能进行科学的界定，并区分出基本功能与派生功能。     

道德、政治化与抽象的世界主义 基于对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及相关著作的解读

涂尔干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世界主义者？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回到涂尔干有关道德论述的脉络当中去。涂尔干对于“道德始于群体成员资格”的论断,决定了在他的分析当中,不同的群体具有等级差异性,在道德形成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无疑被赋予了优先地位。如果我们必须回到民族国家来阐述道德的形成,这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实现世界主义,这是一种鲜明的自由民族主义的立场。     

The self as the locus of morality: A comparison between Charles Taylor and George Herbert Mead's theories of the moral constitution of the self

This paper provides a critical comparison of two leading exponen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selfhood: Charles Taylor and George Herbert Mead. Specifically, it seeks to provide an assessment of the contribution each approach is able to make to a social theory of morality that has the self at its heart. Ultimately, it is argued that Taylor's phenomenological account neglects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ac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his conceptualis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self, which undermines the capacity of his framework to explain how moral understandings and dialogic moral subjectivity develop in a world of shared meaning. I then argue that Mead's pragmatist interactionist approach overcomes many of the flaws in Taylor's framework, and offers a grounded conceptualis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morality that is abl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a properly social account of moral subjectivity.     

论李贽的德才观及其社会哲学意蕴

德才观是李贽思想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李贽贬抑德性,强调才智因素的社会价值,从而大大提升了才智的价值地位。这种重才轻德的德才观,是对儒家德才观的偏离,其背后隐藏的是李贽对儒家秩序取向社会哲学的质疑。     

涂尔干:道德本原与现代潮流——以自杀类型为线索

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涂尔干的《自杀论》并不是一部通过统计分析达到实证性结论的“科学”著作,在《自杀论》的四种自杀类型背后,有着关于现代社会的完整的病理学分析。本文尝试从自杀类型入手,联系涂尔干有关道德教育与原始宗教的著作,揭示涂尔干有关人性与社会之健康道德本原的思想;另一方面则从文明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涂尔干关于法国中等教育史以及政治和法律史的讨论,深入发掘涂尔干对西欧现代社会之源起和演进的思考。在涂尔干看来,正是现代社会潮流的极端化发展,导致社会的种种危机与病态。要克服现代社会的这一危险倾向,必须回到历史来考察现代潮流的源起和演进,才能在变化的现实条件下接续传统,重建人心和道德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