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袆的史学思想

王(?)是明初重要的史学家,在史学思想上很有独到之处。其特点是受金华儒学传统影响,重经学而不废史学,讲求经世致用;他曾在修正欧阳修正统学说的基础上,批评正统问题论述的“妄”与“偏”等弊端,提出所谓“四绝四续”的正统论,并贯彻于他的史学代表作《大事记续编》的具体叙述中,对历史做出自己的理论诠释。王(?)的史学思想,虽基本仍未跳出传统儒学观念的藩篱,但也有不少积极的内容。王(?)的史学思想对明初的史学特点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余嘉锡史学述论

余嘉锡是我国近代著名文献学家、历史学家。一生从事考证研究,在史学研究上成果颇丰。本文论述了余嘉锡史学经世思想,分析了余嘉锡在历史考证学、历史编纂学上的见解和贡献。     

李则纲《史学通论》的历史教育思想

李则纲的《史学通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高潮中出版的一本史学理论研究著作,同时也可说是一本历史教科书。书中,李则纲对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关史学功能的认识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史学应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认为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增进人们的科学精神,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李则纲在《史学通论》中还提出了一些历史教育方法。     

北宋《春秋》学中的史学思想

北宋中期,《春秋》学重新崛起,学者于《春秋》学中独尊《春秋》的倾向,经史结合的解经风格以及以心术、义利等论史,不但影响了北宋的经学研究风气,更对北宋史学观念和撰述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大批优秀的史学著作亦由此而大量涌现。因此,对北宋《春秋》学中所蕴含的史学思想进行梳理,不但可以使《春秋》学中长期以来未深重视的史学意蕴得以挖掘,也更能够使我们全面地认识北宋史学发展史。     

《周易》"变易"思想与苏轼的处世哲学

苏轼的处世哲学深受《周易》思想的影响,《周易》的核心精神"变易"思想,尤其对苏轼人生态度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坚信"否极泰来"的变易哲理,认为欲成就"大器"必须经过风吹雨打的磨练,所以在被贬期间他能静以待会、勤学自爱,从而无往而不自得。     

戴震的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

在历史发展问题上,戴震着重探讨了人的基本生存要求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尤其重视对人欲、人情的研究。他提出尊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尊重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自主创造力,并由此生发开去,论述了统治者的为治之道。在史学观上,戴震强调治史要重视经国济世,务求切于民用,同时又极为重视考证,他的史学见解,正是求实而又致用的结合。在治学方法上,戴震始终坚持考证与阐发思想的统一。他在治学中常用的因经求道与即事言理、比较分析与归纳类别、广参互证与“思之贯通”等方法,说明他既能运用考据的手段,又能超越这一手段,不满足于断章零句的解决,而能贯通群经,善于发明义理,构建自身的思想体系。     

史学与思想

在中国当代,一流的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大都集中在史学界,在研究历史（主要是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陈寅恪、顾准、李泽厚、李敖等。当然,作为思想家,他们每个人的身份并不是单一的,比如,陈寅恪还是文学史家,顾准还是经济学家,李泽厚还是美学家,李敖是作家和政论家。他们之所以成为思想家,关键在于他们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批判性理解,故而,他们便成为一批具有思想深度和思考能力的历史学家。这不能不是中国当代史学史上最引人注目最发人深省的文化现象。第一,它证明了历史与思想之间的因缘性;第二,它证明…     

萧一山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和实践

在史学著作内容编排上,萧一山遵循"政治、经济、文化均衡铨叙"、"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并充分关注社会下层群众的历史.在体裁上,萧一山以"新史学"标准判定传统体裁的优劣,其<清代通史>在章节体的框架下,借鉴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写法,相较传统表现出较大突破.在语言表述的审美上,萧一山清新流畅的文笔颇受学者推崇,这对改进当前史学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潜夫论》易学思想探论

从元气本原论、天人关系论、变化发展论等方面看,《潜夫论》反映和体现了易学哲学的基本精神,在中国古代易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荀悦思想综论——以《申鉴》为中心

荀悦主张刑、德并用,法、教相辅.认为为政之至德要道在于以仁义为本,其所论仁义具有了实践操作的路径.主张君、臣、民三位一体,以保障国家机体正常运转.主张恢复起居注制度,士庶入史是其史学思想之闪光点,其史书创作贯彻了三鉴的宗旨.认为各经学流派实为一源十流,应执不俱是,比而论之.他对谶纬之说造成的恶劣局面十分不满,但他并不认为谶纬之学一无是处.其性情论则认为性和情不能截然分开,性是情的根本,情是性的外在表现,对性善说、性恶说、善恶相混说都有所批评.     

《周易》与民族历史思维

研究历史思维对认识民族史学的特点和创新史学十分重要。《周易》的整体思维、丰富的历史意识、通变的运动思维及凝结其中的忧患意识、重民观念等,对民族史学特点形成和民族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华民族史学“究天人之际”的自觉、总结历史盛衰的修史大旨、创新精神和在学术上吸纳兼融的开阔胸襟,都与《周易》有着直接的联系。     

向秀玄儒兼治研究

向秀融合儒道的本体论哲学,是当时学术思想领域正始玄学向元康玄学过渡的关键。他从相信正始玄学贵“无”本体论开始,到超越“以无为本”,提出“自生”、“自化”学说,以性分自足的逍遥义实现名教与自然合一。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向秀重新审视“名教”价值的理论体系以及政治实践都与众不同,他兼治儒道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儒家义利观辨

儒家义利观历来是一些思想家及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其中持否定态度者多。其实,用唯物史观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 就会发现,否定者多有片面性。儒家义利观的形成是继承传统、吸纳先秦各家义利思想和对现实批判、改造的思想反映;义利观的出发点亦即本来面目是以“义”统“利”、以“义”兴“利”、义利统一;这一思想虽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它对中外还是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钱大昕的社会政治思想

钱大昕是乾嘉学派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经史考证成果在中国学术史上影响巨大。在这些经史考证成果中,隐含着积极的经世意识和深刻的义理内涵,隐含着诸多社会政治思想,其中包括他对国家统一的颂扬,对文字狱的不满,对专制暴君的批判,对仁德之治的向往,对广大妇女的同情,也包括他的某种民族意识,等等。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史,对此应该有充分认识。     

《史记》编纂体例之数的意义

人是历史的存在,所以人对世界的任何理解,都要受其“前理解”的制约。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宇宙论盛行的时代。这个时代凡稍有成就的思想家,都对人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有一形而上学的设想,而这些对世界形而上学的设想,又大都是建立在“天”(大宇宙)、“人”(小宇宙)合一,并统一于“数”的宇宙论的思想框架的基础上。受社会一般知识和思想世界的制约,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当时所流行的神秘数字的绰约身影,其中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史记》体例各部的数。     

也论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理论归趣——兼答余秉颐先生

方东美认为哲学思想的起点与目标是庄子的“寥天一”这一最高的境界,这一对哲学性质及中国哲学的看法具有强烈的道家思想的色彩。从这样的角度,方东美对儒家和道家的价值理想的异同做了比较,指出儒家的价值是相对的人文价值,道家的价值是绝对的、宇宙间最高的价值。方东美以《尚书》和《周易》阐解原始儒家,缺乏史料的根据,是对原始儒家精神的一种曲解,是以自己心目中的儒家精神置换了历史中的原始儒家精神。现代新儒家有其特殊的含义,有其强烈的道统色彩,所以把方东美视为现代新儒家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儒家人文精神与快乐境界

张立文认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化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鲜明特征。其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曩终目的则是为了创造新的服饰文化。宋志明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并立的两大学说,儒家重道德、求进取、讲现实的特色,同道家尊自然、重生命、求自由的特色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向世陵认为,"人文精神"的概念十分宽泛,含摄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对快乐的追求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的理想境界。既有目的层面的与天命流行合一的精神快乐,也有作为手段的人生抱负(包括政治抱负)的实现,而对精神自由和尽善尽芙境界的期盼,则成为从内在化方面推动人前进的动力。罗安宪认为,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对策：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堆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只有将"仁"与"艺"和"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家园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孔子思想的这一种理论价值,时至今天仍很有意义。     

儒道互补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

张立文认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化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鲜明特征。其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曩终目的则是为了创造新的服饰文化。宋志明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并立的两大学说,儒家重道德、求进取、讲现实的特色,同道家尊自然、重生命、求自由的特色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向世陵认为,"人文精神"的概念十分宽泛,含摄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对快乐的追求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的理想境界。既有目的层面的与天命流行合一的精神快乐,也有作为手段的人生抱负(包括政治抱负)的实现,而对精神自由和尽善尽芙境界的期盼,则成为从内在化方面推动人前进的动力。罗安宪认为,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对策：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堆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只有将"仁"与"艺"和"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家园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孔子思想的这一种理论价值,时至今天仍很有意义。     

由礼而仁而艺:孔子人文思想的逻辑展开

张立文认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化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鲜明特征。其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曩终目的则是为了创造新的服饰文化。宋志明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并立的两大学说,儒家重道德、求进取、讲现实的特色,同道家尊自然、重生命、求自由的特色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向世陵认为,"人文精神"的概念十分宽泛,含摄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对快乐的追求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的理想境界。既有目的层面的与天命流行合一的精神快乐,也有作为手段的人生抱负(包括政治抱负)的实现,而对精神自由和尽善尽芙境界的期盼,则成为从内在化方面推动人前进的动力。罗安宪认为,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对策：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堆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只有将"仁"与"艺"和"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家园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孔子思想的这一种理论价值,时至今天仍很有意义。     

民族服饰与民族人文精神

张立文认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化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鲜明特征。其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曩终目的则是为了创造新的服饰文化。宋志明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并立的两大学说,儒家重道德、求进取、讲现实的特色,同道家尊自然、重生命、求自由的特色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向世陵认为,“人文精神”的概念十分宽泛,含摄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对快乐的追求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的理想境界。既有目的层面的与天命流行合一的精神快乐,也有作为手段的人生抱负(包括政治抱负)的实现,而对精神自由和尽善尽芙境界的期盼,则成为从内在化方面推动人前进的动力。罗安宪认为,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对策：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堆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只有将“仁”与“艺”和“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家园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孔子思想的这一种理论价值,时至今天仍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