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诗歌对政治的加法和减法——政治与诗歌的互相介入

新时期现代派诗歌为了抵制政治对诗歌的介入,重新回到真实的语言而减去诗歌中的政治因素,走向"纯诗",但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在保持现代主义技巧的同时又介入政治和社会,写出好的"杂诗",前苏联和东欧的经验值得反思.     

艰难的“学院派”——重审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

20世纪40年代是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形成、发展和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联大现代主义诗群不断被放逐、边缘化的时期。从教育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西南联大教育制度既对联大现代主义诗群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也让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走上了不同于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艰辛之路。     

曹葆华与中国"现代派"诗歌

曹葆华在中国新诗--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发展--进程中的贡献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文章从三个方面总结其成就:其一,他的诗歌创作取得突出成绩,独创了一种意象奇谲、拥抱现实的苦吟风格.其二,他系统大量地译介西方现代诗潮理论,不仅带动了现代主义诗潮的成长、同时推进了中国诗歌批评的现代化进程.其三,他以个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作用于北平"现代派"诗人群,带动一批年轻诗人走上了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道路.     

现代主义在中国新诗中的嬗变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自"五·四"时期登陆中国就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李金发的象征诗歌开始,现代主义逐渐为中国新诗坛所接纳,并被探索中的中国诗人"为我所用",成就了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派","九叶诗派"和"朦胧诗派".从20年代到30、40年代至80年代,现代主义在新诗歌史上呈现出明显的发展变化的轨迹.     

金克木的诗论

人们很少知道,哲学家金克木在30年代既是一位现代派诗人,又是一位现代派诗论家。他踏进现代派的行列,经过了一个诗风转换的历程。他开始写诗时,运用的是旧体诗的形式。1933年5月,他在《现代》三卷一期上,发表了《诗四章》,和现代派的众多诗篇一样充溢着哀伤的情调,但意象的联络不象现代派的有些诗那样奇特,诗的题旨也不象现代派的有些诗那样晦涩难懂。诗人1936年出版的诗集《蝙蝠集》里面固然有现代派意味比较     

荆棘上的生命——20世纪30年代河南新诗简论

20世纪30年代中原大地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孕育了河南新诗的发展.一大批富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学良知的诗人承袭中原大地悠久的诗歌传统和"五四"新诗的熏陶,唱出了河南诗歌的最强音,形成了一个以现实主义诗歌为主流,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风格流派并呈的繁荣局面.成为30年代中国新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新诗在30年代发展的一个缩影.     

诗与建筑──从张幸福的诗集《阳光青青》谈起

本文从分析张幸福诗集《阳光青青》切入，探讨了诗与建筑之间的关系，认为诗与建筑同属艺术范畴，具有共同的审美特征。所以，诗常常借用建筑的概念与形式，而建筑也常常借用诗的表现方法，来表达其内容。论证了本世纪二十年代英美现代派诗歌革新理论和新建筑浪潮各流派之间的互为联动，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关系。     

英美意象派诗歌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译介

意象派诗歌不仅是英美现代派诗歌的起点,还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它不仅催生了五四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更参与了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的建构。本文以译介学为理论基础,对英美意象派诗歌在30年代中国的译介进行梳理,以期揭示它与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不解之缘。     

论"中国新诗"派的诗美探索

"中国新诗"派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汇点上形成了自己的诗美理想,他们以独特的艺术理解去拥抱和融汇西方现代主义"新的写作方法",构建和强化诗歌自身的审美品格,坚持"戏剧化"的创作原则和意象化的美学追求,成为20世纪40年代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艺术生命群.     

韩山诗群与《九月诗刊》的互动共生

韩山诗群依托高校的诗教资源,聚合了诗歌的民间力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诗歌制度,从而打破了官方与民间的诗歌分野,使地方诗歌文化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韩山诗群在生存策略上所体现出的前瞻性、探索性、多元性等,在诗歌整体风格上所表现出的纯净、细腻、典雅等,显示了诗群的独特价值,对于当代诗群文化建设也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九月诗刊》与诗歌创研中心的联手,完善了诗群所必需的诗歌制度。它对内培育发掘诗人诗作,让分散的诗人们有了归属感;对外拓宽合作交流对话的渠道,打破地域局限,使韩山诗群从校园、从地方逐步走向广东,走向全国。     

论“九叶”诗人在1940年代的会合

"九叶"诗人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诗人群体,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群体在1940年代的第一次会合,主要得力于西南联大的诗歌圈和《诗创造》、《中国新诗》两个刊物的整合作用。会合后的"九叶"诗人,成为推进新诗现代化的一支生力军。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的时间意识类型

时间意识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的体现主要有四种类型。20年代的象征诗派和30年代的戴望舒与何其芳受传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哀叹时光流逝和生命短暂的线性时间意识;卞之琳受西方相对论以及意识流的影响,在诗歌文本中凸显了相对时间意识;废名深深熏陶在禅宗的氛围中,讲究以顿悟的静止时间意识体验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一切;冯至与九叶诗派受里尔克、艾略特、叶芝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追求融合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体时间意识。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庞德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发起人埃兹拉·庞德的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德为中国新诗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诗歌创作又对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与左翼诗人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     

论宁波籍诗家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观

宁波籍的袁可嘉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家的代表,他在系列文章中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和具体策略,其中针对新诗感伤诗风提出的反抒情,针对新诗“意义明晰”阅读惯性所倡导的“晦涩”,针对“单纯”式诗思模式提出新诗的综合性特质,都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些理论在后来的新诗发展中仍得到明晰的回响。     

论穆旦诗的现代主义意识

2 0世纪 3 0、40年代相交时期 ,中国的现代主义诗学建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穆旦为代表的现代诗人注重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否定性美学”的精神内核 ,突破了中国旧现代主义者从技法、内容上强行拼凑西方话语于中国现实之上的僵硬模式。穆旦探索的每一步都突出地切合了现代诗的社会批判和主体独立的要求 ,对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涵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活主题的叙述形式

家人离世和濒临死亡的经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复活的渴望。尼·费奥多罗夫提出的复活事业的哲学也坚定了他的复活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信仰复活,其作品也蕴含着精神复活的主题。“消失的”时间、内视角、简练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等共同建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活主题。“消失的”时间强化了小说的精神氛围,内视角展现人物内心的细微变化,概括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描写弱化了小说的现实感,也突出了自然的宗教功能和主观性。     

论中国新诗派的审美特征

中国新诗派诗人吸收了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追求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呈现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审美特征,创立了一种新的诗美传统,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成熟与完善。     

新疆兵团“新边塞诗”六十年发展综述

新疆兵团诗歌随着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而产生,随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而壮大。20世纪80年代,新疆兵团诗歌成为一个在全国有影响力的诗歌流派即“新边塞诗”。新疆兵团的“新边塞诗”起源于进疆部队军旅诗人创作的诗歌。在六十年的发展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和诗歌。“新边塞诗”是历史上西域边塞诗的继续。“新边塞诗”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20世纪90年代衰落。“新边塞诗”的兴起、形成、高潮与衰落有一定的发展规律,既与新疆兵团社会成员的军人身份有密切关系,也与时代社会的发展关系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