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事人主义视角下的民事再审启动主体

不论是职权主义模式还是当事人主义模式,现代国家基本都把当事人主义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历史文化原因,我国理论及实践中尚存在误区,将＂职权进行主义＂与＂超职权主义＂混为一谈,混淆了当事人主义的内涵。这种混乱的典型体现就是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置,该程序最大的问题就是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理念,由于其启动主体具有多元化、职权化的特点,造成诉讼程序混乱,司法权威不彰,终审既判力不定的局面。因此必须取消国家司法机关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确立当事人为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唯一主体。     

论法院变更起诉罪名的合理性及完善措施

对法院变更起诉罪名的限制大体上分为实体限制模式和程序限制模式两种.我国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允许法院变更起诉罪名,但缺乏明确的立法规定.因此,可以结合当事人主义的诉因制度和职权主义的"告知-防御"程序,对我国法院变更起诉罪名进行相应地完善,以确保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法院诉讼指挥权的价值分析及制度构建

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由超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过程中,更加强调当事人的主体作用,法官职权得以弱化,这一变革对促进诉讼的民主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若过于强调当事人的主体性而忽视了法官对民事诉讼进程的指挥作用,可能会导致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从而引起诉讼迟延。因此需就法官对诉讼进程的指挥作用予以规范,设立法院行使诉讼指挥权的原则,即依法恰当行使原则、中立性原则及不违反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原则,在此基础上将法院的诉讼指挥权分为程序性的指挥权和实体性的指挥权,以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实质上的公正价值,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     

审查逮捕司法化改革的模式定位

域外羁押审查可以概分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模式。职权主义模式将是否羁押视为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项,当事人主义模式则是法院被动听审。我国审查逮捕立法与听证化改革均未赋予检察机关依职权主动调查证据的权限,导致无论是历次修法还是当前的听证化改革,都因缺乏对模式的准确定位而陷入纯技术性的调整。我国的审查逮捕司法化改革,应当首先探讨模式定位问题,在回归职权主义本来内涵的前提下,赋予检察机关广泛的调查权,并最终建立程序密度高低有致的差序审查格局,而不应当将改革重点放在对有限案件如何进行对审审理之上。     

论行政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是诉讼法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行政诉讼法学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官释明权作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应有之义,更作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必要"补丁",其价值在现今两大法系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彰显。在倾向职权主义模式的行政诉讼领域,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官释明权已经存在,法律规范也在其解释功能的缝隙中透露着释明权的生存空间。因此,在理论上厘定和梳理行政诉讼法的法官释明权体现出一定的急迫性。     

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结构性变革

现阶段我国属于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模式,未来应当以构建大陆法系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为目标,并着重从确立民事诉讼价值论和目的论、改革诉权制度、落实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革新证据制度四个方面进行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结构性变革。     

“执转破”启动职权主义的普适危机与程序应对

在当事人申请主义模式下，我国“执转破”启动运行不畅的主要障碍不在于参与分配，而是启动破产对当事人利益保障有限所导致的当事人同意“执转破”的动因不足，加之依职权强制启动破产的立法缺失，使“执转破”呈现“失范”现象。执行退出难和破产启动难激发我国“执转破”的变革，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82条规定的“执转破”启动模式，将当事人同意调整为终结本次执行前提下的法院依职权强制启动，并叠加破产法院原则上应当受理，增设依职权启动的规定，由此确立我国破产启动的“当事人申请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二元模式。域外国家和地区的比较考察表明，虽然当事人申请主义是破产启动的主流，但职权主义并未被完全摒弃。其成因在于，国家应在执行和破产程序中把公共利益的考量纳入其中，破产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应有之义。职权进行主义在程序推进的同时要求，只要不再有进一步审理的余地，即使当事人提出异议，法官仍命令终结并不违反程序规定。就金钱执行而言，我国集中执行模式以债务人全部责任财产作为执行标的，奠定“执转破”职权启动与两法衔接的基础。从本质上说，“执转破”是国家净化市场的职权干预方案，实现特定主体的快速出...     

民事诉讼模式与法官的释明权

法官的释明权虽然是法官职权行使的具体表现 ,但它却不是职权主义的表现。这是因为 ,作为厘定当事人和法院权利行使界限的释明权 ,在职权主义中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它也不是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交错 ,而是当事人主义内在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对于正全面转向当事人主义的我国来说 ,就要转变对当事人主义的片面看法 ,建立完善释明权制度。     

常识与理性:中国审判模式的可能向度

作为一项制度,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与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一样,均有其固有的文化基础；故此,与职权主义彻底决裂的改革思路和纯粹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一样,都难免将司法陷于文化悖论之境.因此,在未来的司法改革中,应该跳出持其一端的理论窠臼,正视并回应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兼采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之所长,同时挖掘并吸纳中国传统审判方式之合理内核,力促衡平主义审判模式之长成.     

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结合的诉讼模式——试评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应确定基本的方向。采用完全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是不可取的。职权主义诉 讼模式虽有不足,但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有从国情出发,紧随世界各国民事审判方武改革的潮流,实行当事人主 义与职权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模式,才能揭示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正确方向。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分析工具,通过对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中各主体的影响力以及对省以下财政体制变迁的互补性制度的分析,旨在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研究分析的结论是: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进展程度和效果取决于各主体对改革的态度和较量的结果,而且,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能、政府行为以及化解财政风险等一系列改革也应同时进行,最好优先进行。     

论制度的功能演变与制度变迁

制度的功能发挥过程是复杂多端的.自发形成的制度的功能演变大致是由满足占主导发展为限制占主导,而自觉设立的制度的功能演变则复杂得多.制度变迁始于社会成员对制度限制功能的反抗.制度变迁的理想目标为制度文明,而制度文明的产生更是交织着种种矛盾.制度创新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善用道德制度助力生态文明

“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理应从历史的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来加以解读与阐释。基于历史纵向维度即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历史演进中的制度形态视角,构建与善用道德制度也是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而又先进的策略选择。目前,类似生态（环境）行政约谈制度、生态管理中的引咎辞职制度以及自责道歉制度、道德诚信制度等新型制度就本应属于道德制度的范畴。道德制度不同于西方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非正式制度,也不同于道德教育制度、道德教化制度、道德文化制度等。作为生态文明制度的道德制度必将逐渐由边缘地位转向中心地位,必将发挥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重要的历史引领作用。     

完善国家制度体系的维度取向探析

以制度分析为基础,结合国家权力因素可将国家制度体系划分为国家政治制度、国家经济制度和社会公共制度。我国制度体系建设的现状不容乐观,亟待完善。在行为取向方面,可从动态和静态两种角度作为切入点。动态上,针对制度演变过程进行路径探寻;静态上,制度对象主要以人际关系、物的秩序和意识形态三个维度作为完善取向。     

诺思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

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侧重于分析社会经济的根本制度,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更适合于分析具体的制度安排。这两种理论都应该加以认真研究,以加快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建设。     

可持续发展系统分析框架

根据系统论的基本原理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系统 (SDS)子系统———分系统矩阵 ,确立了系统组成和层次分析框架。论文分析了SDS系统的诸多特性和系统优化的一般方程 ,并提出了SDS系统调控优化的框图模型。     

中美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比较研究

相比较美国研究生教育,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普遍不高,主要原因在于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本文从入学制度、教学制度、科研训练制度、激励—淘汰制度、资助制度对美国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进行研究,就以上制度比较中美两国的研究生教育,总结出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促进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的政策措施。     

FDI对中国产权制度变迁的影响

FDI对我国产权制度变迁有多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FDI促进了我国产权交易的进行;FDI的进入提高了产权结构的效率。FDI主要通过竞争机制、外资并购、改变国企改革的条件、外资优惠政策四个方面影响了我国产权制度的变迁。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政党制度探析

日本自民党的操控天下、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轮番坐庄和俄罗斯政党的多杂混乱,体现了目前世界主要国家政党制度的各种形态。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因其共产党领导和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和多党派参政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非同寻常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制度评价的标准选择及其哲学分析

哲学视野中的制度评价需要确立三个标准:合理性标准、合法性标准和现实性标准。制度的合理性标准是指制度是否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制度的内容是否符合制度的内在规律,着眼于制度效率;制度的合法性标准是指制度是否具有存在的法理基础,制度的价值选择与目标定位是否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着眼于制度公正;制度的现实性标准则是指制度是否具有可实现性和可操作性,制度实施成本的高与低,着眼于制度的实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