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朱熹的“美刺”之辨

我在《论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学的异同及其历史意义》载《四川师大学报》85年3期)一文中,较为系统地比较分析了朱熹与毛郑诸人在《诗经》研究的方法、理论与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总的历史差异,认为朱熹是宋代反对毛郑之学的集大成者.他以理学的大胆的怀疑批判精神,对传统《诗》学发动了猛烈攻击.其攻击的焦点是《诗序》.《诗序》集中表现了汉儒的《诗》学观点,其意在于“君臣国政”,所以序者之于《诗》,一以“美刺君臣国政”为说,其“以史证《诗》”也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所谓“美刺”原则.而朱熹也正是以攻其“美刺”之说来展开对《诗序》的批判的.     

试论朱熹《诗集传》对诗旨的说解

朱熹用了50余年的时间注释《诗经》,主要是因为他解释《诗经》诗旨时思想是充满矛盾的。朱熹既想从文学角度解《诗》,又不能摆脱《小序》的政教说和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由于朱熹从多维角度看待《诗经》,《诗集传》的诗旨便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朱熹诗经学思想矛盾性探析

朱熹诗经学思想多有矛盾之处:一是对《诗序》的态度,尽管朱熹多次提到《诗序》不可取,但在具体解诗时多从《序》说;二是面对华夷之辨时,朱熹对王室正统的价值评判背离了其一贯坚持的道德至上原则;三是具体解诗时文学情感与义理道统之间的冲突.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宋代理学背景、朱熹多重身份及当时的政治现实等.     

朱熹《观书有感》诗读书思维模式的启迪

朱熹《观书有感》诗读书思维模式的启迪陈华宋代朱熹不但是一位大教育家、哲学家，而且是一位在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及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的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在宋代哲学、理学界，是一个集大成的儒家大师。总体上讲，朱熹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其学说被提...     

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朱熹《诗经》诠释之“兴起”说浅论

兴起是朱熹诗经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兴起本质上是理解主体与理解客体不断交融的意义生成过程,它作为一种有效的诠释机制和策略,使朱熹的以义理说《诗》合法性成为可能,为其通过《诗经》而更好地阐发理学思想做了基础性的铺垫,在《诗经》汉学向《诗经》宋学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与桥梁作用,其地位不容忽视。     

《诗集传》二南解诗秉承《诗序》辨

作为《诗经》宋学代表作,《诗集传》对《毛诗序》多有批判,解诗特点之一是重视诗歌文学特色,试图从文本出发寻求诗之本义,相较汉儒之训诂繁琐、牵强附会具有进步意义。但对二南的解读皆不出《毛诗序》窠臼,原因是二南在《诗经》中占有重要地位,二南解诗集中反映了朱熹的理学思想,《诗集传》也是对先秦诗经学的回归。由于南宋的理学背景及朱熹的多重身份,《诗集传》在解诗中又有内部矛盾性。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朱熹辞赋通论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串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     

从文化还原到“理学”形成——以朱熹《诗经》解为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其中,对《诗经》的诠释构筑了理学形成的重要基石。理学权威朱熹即将自己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解读中。不同于前哲的是,朱熹的诠释是建立在将《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文”之意义之上,在文本还原的基础上解读《诗经》作为经典的主旨及其文化价值,从而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建构了新理论权威——理学。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杜甫《月夜》

杜甫的《月夜》历来被学界看作是诗人向妻子表达思念的深情之作。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阐释此诗，从诗中的“叙述视角”、“居处意象”、“身体语言”等方面寻微探幽，挖掘出潜藏在文本中的男性主义立场。该诗是诗人转换叙述视角后表达隐忍欲望的一首类“闺怨”诗。     

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论纲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丽"范畴萌芽于先秦两汉时期,"丽"揭示的是一些表面的、直接可感的审美属性,并不具备多方面审美内涵。魏晋南北朝时"丽"范畴逐渐成型,"丽"已有意识地被纳入社会文化审美视野,建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丽"范畴审美体系。唐宋时"丽"范畴走向兴盛,"丽"是唐宋诗、词美的突出感性表征,唐宋诗学、词学理论自觉地对之进行了理性把握。元明清时期是古典美学"丽"范畴的深化时期。主要表现为它在许多艺术部门都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运用,人们对"丽"的审美特征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     

唐贺知章《龙瑞宫记》摩崖考析

绍兴宛委山唐贺知章《龙瑞宫记》摩崖 ,人多以为是唐时原刻。经考 ,该摩崖在宋嘉泰间已漫灭 ,嘉定间郡守汪纲重刻 ,清嘉庆中又经好事者重度勾勒 ,遂显今貌。文中“秘书监”三字系后人加刻。     

先秦墨家法律学说述评 ——墨家对儒家礼治学说的反动及其解析

对先秦墨家学说及其与儒家礼治学说的学术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系统解析,认为墨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儒家礼治学说的畸形变种,是对儒家礼治学说的一种理论反动,其学术进步性并没有现代某些学者所认定的那么夸张。     

高翥《清明日对酒》诗新解

从古今《千家诗》选本对南宋诗人高翥《清明日对酒》一诗的不同态度出发 ,重新诠释了该诗的具体内容。主要是结合宋代的社会实际状况 ,将诗人描绘的社会现象放到历史的具体环境中加以考察。同时也抉发了蕴藏在诗句中的诗人对社会现实尤其是理学观念的反思和批判 ,并对该诗的思想价值做了新的评价。     

戏曲理论中“本色”之演进

“本色”是中国戏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本色”一词从出现至宋、元、明,逐渐在戏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在明中叶后,“本色”“当行”的相提并论使得“本色”内涵向更深层次发展,至清代以及当今,“本色”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严羽诗学之“气象”与“兴趣”

严羽为纠正宋代诗学发展的弊端,主张学习盛唐诗歌的创作经验。他视诗歌为有灵性的鲜活生命,认为"兴趣"是诗歌的内在生命,而"气象"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基于此,严羽提出,由于盛唐之人诗歌创作有"兴趣",故其诗有"盛唐气象";而宋人创作由于没有"兴趣",故其诗无此气象。     

哥老会与光绪十七年"长江教案"

光绪十七年,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沿岸城镇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史称“长江教案”。斗争最初发生在扬州,后迅速蔓延到芜湖、江阴等地。与以往教案不同,在“长江教案”中,哥老会不仅把斗争矛头指向外国教会,而且也准备对清王朝进行“武器的批判”,从而把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论杜甫望南岳诗更胜望东岳诗

在杜甫的同题《望岳》诗中 ,同是五古的望南岳衡山诗比望东岳泰山诗 ,气势更加雄阔 ,笔法更加奇崛 ,结构更为复杂 ,内容更为丰富。它在礼赞南岳的同时 ,突出了高昂不屈的人格精神 ,融入了国仇家恨之思 ,展现了杜甫精神世界里信奉道教的一面     

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作年考辩

学界关于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的写作时间有"元和十年"和"元和初年"两说,本文从该诗文本出发,结合有关文史资料,详加考证,认为"元和十年"说切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