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一件重大事件，是“时局转换的枢纽”。为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端纳，一个外国人，以他特殊的身份，三进三出西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论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与意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进而与红军结成了三位一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在中国现代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积极影响。为纪念西安事变发生五十五周年,对     

西安事变前后在各方之间进行联络的关键人物潘汉年

本文透过潘汉年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介绍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蕴酿和形成时期两党关系变化中一些重要历史事实，揭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共联合抗日是大势所趋的历史发展必由之路     

论宋庆龄与国共的两次合作

宋庆龄被誉为是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同时被周恩总理来赞誉为"国之瑰宝"。为国共的两次合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宋庆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协助孙中山联俄同时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为沟通国共两党高层穿针引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参加五届三中全会,力促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宋庆龄在国共的两次合作中、在实现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尤其是国共合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分歧到一致--中共高层领导解决西安事变意见透视

西安事变爆发后 ,中共中央高层怎样处理这件大事变 ,开始意见是不一致的 ,主要是审蒋、杀蒋与争取南京正统两种意见。随着事变的发展、演进 ,中共高层意见最终趋于一致 ,大家一致主张释蒋 ,这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独立作出各项决策是及时恰当的 ,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 ,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     

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总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经验,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日寇占领了整个东北。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对政策的结果。 1935年的“华北事变” 日本公然要把华北五省从中国分离出去,制造第二个     

抗战初期福建国共合作抗日谈判的过程及其经验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展开的。而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中,又确实起了政治领导作用,就是说,没有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就不会有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会有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将有助于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本文拟就抗战初期福建的实际,谈谈福建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过程及一些历史经验。福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著名的老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红军长征后,南方八省尚有十四个游击根据地,其中福建有如下五个地区: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1 93 6年 2月至 1 93 7年 7月 ,中国政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汪精卫据此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两广事变先持中立态度 ,后持反对态度 ;对西安事变始终持反对态度 ;对中共继续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 ,更不赞同国共合作 ;而对日本则主张应有和战两手准备。总的来看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既有落后于时代潮流的一面 ,又有适应时局发展稍做调整的一面 ,但他的这一调整并不彻底 ,以至于最终滑向民族投降主义的深渊     

大革命时期的梧州工人运动与广西党组织的建立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犹如大海怒涛,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开展。广西党的组织也在这伟大的革命风暴中,在中共两广区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在梧州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从历史上的国共两次合作展望第三次国共合作——学习邓小平同志统一战线思想的体会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为了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并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胜当时最主要的敌人同国民党进行了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决策。历史证明实行这样的合作是完全正确的,它在中国现代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本文试就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的作用来说明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善后解决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善后解决李莉王德桡１９３６年１２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作为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始终是左右事态发展的核心人物。本文拟对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善后解决进行一番探讨。一、决策释蒋众所周知，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兵...     

试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两次合作。每次合作,都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否随着历史的进程“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呢?这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 国共两党两次合作、两次分裂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双方竭诚努力,国共两党仍有实现合作的可能性。本文拟通过前两次国共合作的回顾及两次合作的历史经验总结,谈谈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性。     

第一次国共合作和革命军的创建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孙中山庄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基本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促进了国民党本身的进步,使之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使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日益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它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革命武装——革命军的创建及其战绩,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大的历史成果。     

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四十年前,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战所取得的。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第二次国共合作迎来了全民族抗战的实现。实践证明,国共合作抗日,对于抗战的发动、坚持直至胜利,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略述抗战初期的全民抗战

在抗战整个过程中,最能集中体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全民抗战的时期,是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的抗战初期。在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的政策,对日军的进攻采取避战,逃战;而在芦沟桥事变至武汉失守这一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这个时期的全民抗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宋庆龄同志所指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初期全民血战的历史,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因此,在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全民抗战史并正确评价其历史地位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尽快地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也有一定的意义。     

张学良的二三事

我今年已是七十六岁的人了。当我从广播中和报纸上,得知叶剑英委员长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谈话和胡耀邦主席邀请蒋经国、张学良等人回乡探亲访友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从一九二五年开始直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为止,我做为张学良的侍卫副官之一,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身边,他的音容笑貌.所做所为,仍历历在目。四十五年来,我一直思念着张学良先生,希望在我还活着的时候能见一面。这回     

试论宋庆龄对国共合作的贡献

本文主要论述宋庆龄在革命战斗的一生中对国共第一、第二次合作做出的特殊贡献及对第三次国共合作所做出的努力，并从爱国主义角度总结宋庆龄关于国共合作的理论，展望第三次国共合作—“一国两制”的实现。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內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于推动和促进国共合作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从"静观事态"到"全面侵华"——《救国时报》对日本破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揭露

西安事变发生后一时之间震惊海内外,英美法苏等国为了保护各自在华利益,防止日本在华势力独大,均表示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企图灭亡中国的日本瞄准中国政局动荡的时机,刚柔并济、恩威并用、自相矛盾、无所不用其及,企图煽动内战.然而见挑拨无望之后便原形毕露,开始实施其不可告人的全面侵华阴谋.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报刊《救国时报》在第一时间电告海内外揭露日本的真实用意,极力赞同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这对稳定国内政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救亡起到了积极作用.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新论

共产国际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角色,其政治行为及政治态度对中国各方政治力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本文提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真相及共产国际对事变影响的新观点.本文进一步论证了"中共是独立地而非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这一论题.本文认为事变中国民党中蒋介石派从共产国际处的获益良多;而张学良则是在对共产国际的巨大失望中为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为苏联的民族利益做出了巨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