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人格与东晋玄言诗

古往今来,文论家和文学史家对东晋玄言诗的评价,是贬多于褒。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称之为“柱下之旨归”,“漆园之义疏”;钟嵘《诗品序》斥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时至当代,中国社科院编《中国文学史》对玄言诗的评价是“唯心主义哲学的讲...     

陶渊明对玄言诗的改造与突破

西晋末年开始流行的玄言诗统治诗坛近百年,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把诗变成了“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文字,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而陶渊明的出现,将玄言诗真正拉回到诗的轨道上来。他用诗的意境、诗的语言去说明所要表达的哲理,具有当时其他诗人无法比拟的形象性,所以对玄言诗是一种改造,又是一种突破,这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略谈杜甫自秦州入蜀山水纪行诗的艺术特色

以描写山水行旅为题材的山水纪行诗,伴随着山水诗的发展,到唐代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唐以前的山水纪行诗,经历了由客观景物状貌的精工描绘到融情于景的发展过程。山水诗的开创者谢灵运,虽以描写景物的清新、幽美使“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黯然失色,却难免于贵族士大夫流连风景、模山范水之短;继大谢之后,以写山水诗而著名的谢     

谢灵运山水诗辨议

谢灵运山水诗在中国诗史上占着较为显著的地位,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都称扬他在山水诗开步上的杰出成就和积极作用。但是很少有人对其山水诗的哲学内涵作过深一层的探讨,因而在这个问题上迄今还存在着浮光掠影甚至似是而非的认识。谢灵运毕生写了大量描写山水风景的诗,以其新人耳目的艺术表现打出了山水诗的地盘,把山水诗推向一个蔚然成风的新局面,而逼迫“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     

郭璞简论

<正> 自汉末至隋代四百年间,政纲废弛,道德沦亡,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文人学士莫不感伤万端,或寄情于山水,或托志于文章,遂成一时风尚。西晋末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及至孙绰、许询、桓温、庚亮诸公,竞作玄言诗,“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已尽矣。”此时唯河东郭璞,“用隽上之才,创变其     

钟嵘《诗品》“滋味”解

钟嵘的《诗品》在诗歌创作理论和艺术审美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滋味”说。他认为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指出诗歌不可用来说教,否则就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要有“味”,读者才能反复品味,收到“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效果。在钟嵘之前,也有人提到“味”的问题,最早的恐怕还是孔子。《论语·述而》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后来是《礼记·乐记》:“一     

“滋味”解说

<正>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许多含义独特的文学范畴。“滋味”,以其丰富的内涵而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今,当我们融现实视界与历史视界为一体时,就更能看清它的文学合理性。“滋味”第一次正式被突出为文学的标准,实为钟嵘的功绩。“滋味”是他诗歌理论以及实践的最高理想和准则,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在批评玄言诗时他也说: “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值得一提的是,“味”在钟嵘的《诗品》中,触及了文学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作为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诗品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意蕴,即“滋味”,或称“意味”。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论的长河中影响很大,后来的“意境”说,就滥觞于此。而另一方面则是从文学审美鉴赏的品味、体验意义上来讲的,如“使味之者无极”(《诗品序》),它属于鉴赏论的范畴。钟嵘在《诗品》中重点是谈的前一个方面,所以本文也只是对前者作些探讨。     

山水方滋 庄老未退——从玄言诗的兴衰看玄风与山水诗的关系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后世学者多据此说,指出玄言诗和山水诗本来就有共同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玄言诗中孕育着山水诗的成份,后因山水诗渐由附庸蔚为大     

论陶渊明的玄言诗

两晋“玄言诗”大开诗歌说理之法门,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人们对诗歌“言理”功能的认识与实践。陶渊明阐释玄理的“玄言诗”,与众多“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是“玄言诗”升华出的精品,标志着我国哲理诗的成熟,其创作影响,衣溉百代。陶渊明作为我国哲理诗成熟代表诗人的地位,以及他的哲理诗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     

从《世说新语》看玄言诗的世俗底蕴

在对玄言诗人界简要探讨的基础上,把前人的材料摆出来进行充分分析,可以看出玄言诗时代存在的可疑性。实际上,东晋文人们的诗歌趣尚不是玄言诗,而仍是汉魏体制的诗歌。从玄言诗主体的创作心态可以看出,玄言诗其实是一种“雅化的世俗”,而山水诗则只是对玄言诗误人歧途时的无意间的一种拯救。     

短篇小说要短而有味——从鲁迅小说谈起

粉碎“四人帮”以来,小说创作是较有成绩的文学样式之一,尤其是短篇小说,如雨后春笋。但是,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却有一种不良倾向:篇幅冗长,淡而寡味。每一次读到长而乏味的短篇,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鲁迅的短篇小说。鲁迅的小说最受人欢迎的特点之一是短而有味。“短”,是说篇幅短,真正够得上称为“短篇”小说。当然,只是“短”,并不能概括短篇小说的特征;不过,既然称为短篇小说,就应该篇幅“短”。自然,鲁迅的小说如果仅     

东晋玄言诗的审美特征

从西晋末永嘉到东晋末的义熙 ,近约一百一十年 ,是玄言诗大盛的阶段。当时玄言诗统治了整个诗坛 ,几乎到了无人不作 ,无人不写的地步。如著名诗人郭璞 ,他以游仙名世 ,钟嵘称他为中兴第一 ,是着力改变玄言诗风的人 ,可郭璞却也创作了玄言诗。刘琨诗歌满含清刚之气 ,被认为是继承汉魏风骨 ,可他的《答卢谌诗》中的一些篇章 ,却也透出浓郁的玄言风彩。他自己说 :“昔在少壮 ,未尝检括 ,远慕老庄之齐物 ,近嘉阮生之放荡”。 (《答卢谌诗序》)在现存的玄言诗中 ,大多是东晋诗人之作 ,而且 ,东晋还出现了孙绰、许询、王羲之、支道林、慧远等著名…     

公孙龙正名实的“唯谓”逻辑思想

名实问题是先秦逻辑争辩中的重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公孙龙在《名实论》中集中阐发了他的“唯谓”逻辑思想,他说:“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就是说,“名”(概念)要做到正确使用,就得专一地称谓(“唯乎”“其谓”)彼“实”或此“实”,比如面对“白马”之实,只能用“白马”之名来称谓,不可用“马”之名来称谓.这种思想,一方面确实肯定了概念的确定性,避免相互混淆;另一方面却也否认了概念本身的辩证特点.下面对此作一些分析.     

《唐律疏议》之不孝制度——“得意忘形”

“唐律一准乎礼”是四库全书对唐律特征所作的一个经典性评价.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唐律“一准乎礼”的定评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唐律中不但存在大量不依礼制律的“阙文”,而且存在一些不尽合礼的“异文”,这些“异文”在执行中难免变形,乃至成为“具文”.实际上,系统研究唐律不孝制度,就会发现“阙文”、“异文”以及“具文”的存在反而是唐律“一准乎礼”的最好例证——得礼义之意,忘礼制之形,“得意忘形”因此“更准乎礼”.     

《卜居》“大人”解

屈原与党人集团的歧异,在于对楚王(包括宠姬郑袖)持迥然不同的态度,这在《卜居》内表现得十分充分。例如,“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一组二问系谓对楚王的态度而言,则随之而来的“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一组二问便应为对郑袖的态度而言。“大人”乃郑袖也。王逸注“贵戚”云云,当为误解;五臣注“君之贵幸者”是对的(但语焉不详)。《史记·屈原列传》即把郑袖称作“〈楚〉怀王之宠姬”。以下文例之,那就是“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系对楚王言,“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系对郑袖言,谓靳尚之流是     

以“淡”为美——道家论平淡美胜过浓丽美

“淡”作为美学范畴 ,最早是由老子提出来的。魏晋以前 ,“淡”主要以现实美的面目出现。从魏晋起 ,“淡”作为中国美学的一种理想美范畴 ,其艺术境界 ,在陶渊明诗中正式确立。宋以后 ,有关“淡”的评论几乎可以说都是艺术美理论     

玄言诗的定义

在对玄言诗的研究中,何谓玄言诗一直是众说纷纭.笔者在总结前贤的成就的基础上,提出玄言诗是魏晋到宋初时期以体悟玄学义理和佛理为主旨的文人诗这样一个定义.     

刘勰论魏晋玄言诗

刘勰论魏晋玄言诗张可礼魏晋玄言诗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一种重要文学现象，南朝的不少文人对此都十分关注，分别表述了自己的见解。刘勰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明诗》和《时序》等篇中，都论述了玄言诗，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南朝以来，玄言诗一...     

《玄言诗研究》简介

杨合林撰著的《玄言诗研究》一书于2011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六章及附录,分别为：第一章,玄言诗接受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二章,玄言诗的定义与特征;第三章,玄言诗的历史流程;     

谈谈文化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文化的涵意“文化”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早在先秦时代,《易传》就开始将“文”与“化”联缀起来使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