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理念的梳理

为探讨黑格尔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历史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相统一,并且把这一思想运用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体系中去加以解读,从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哲学反思角度说明了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思想出现的必然性。对于"现实"、"历史"、"逻辑"这些基本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具体含义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了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统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在解读"历史与逻辑统一"思想的过程中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评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和历史哲学

“历史理性”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本文从该范畴具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内涵出发，剖析了黑格尔的理性统治世界论和理性机巧说，并由此阐发了他对历史合理性理论及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主体性学说的贡献。文章还将历史理性概念与导向法国革命的理性传统作了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性质、地位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关系。     

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玄学派诗歌溯源及特色探究

“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不仅是玄学派诗歌,而且也是二十世纪诗人艾略特所倡导的现代派诗歌的主要特点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概念作“关键词”式的梳理并结合玄学派诗歌进行文本分析,以帮助读者对其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评《到灯塔去》中理性和感性的统一

弗吉尼亚.伍尔夫摒弃传统的自然主义写作方法,创作了意识流手法的扛鼎之作《到灯塔去》。书中主要人物面对现实世界的混乱、迷惘和虚无,进行着不懈奋斗,从而努力建立起理性和感性和谐统一的精神家园。     

“纯粹理性批判”与“纯粹理性体系”——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之关系的一种解读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本文根据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若干提示,引入康德把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分为“纯粹理性批判”和“纯粹理性体系”两个步骤这个视角来考察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所谓黑格尔绝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阐释.     

从感性遮蔽理性到理性解构感性——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启迪

在其《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从本体论视角判明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两人在认识论上的分野,目的在于澄明感性与理性并非决然对立,而是可以兼容的,二者统一于人之思维结构中。通过分析伊壁鸠鲁原子论中原子自我意识的解构逻辑和存在方式,马克思以自然现象来反观人的认识能力和生存样态,并借此阐释历久弥新的哲学课题:认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其中所内蕴的启迪对于当下人们认识事物、认识自我、处理此在矛盾,意义深远。     

黑格尔的国家中究竟有没有公民——黑格尔的“市民国家”构想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是一个突破了传统的“家庭—国家”二元框架的新概念。它的诞生不仅使传统的市民社会概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而且使陶冶理论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市民社会取代国家成为陶冶的主战场。在传统的国家中,人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国政,国家的目标也在于培育公民。随着新市民社会的出现,现代国家的陶冶目标实际上转变为培育好的市民,至于市民能否转变为公民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造化,反正法哲学并没有为此提供什么有效论证。国家没必要强求市民转变为公民,国民可以就以市民身份参与国政,这种市民和公民的隔绝状态并不妨碍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国家。因此,黑格尔是否有积极的公民理论是令人存疑的。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交织,感性与理性交融——解读利亚姆·奥弗莱厄蒂的《春播》

爱尔兰现代作家利亚姆·奥弗莱厄蒂的小说《春播》中,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写作手法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生动地映照出一对新婚夫妇在春天的田野里劳作的内心世界和爱尔兰农民生存的现实世界,实现了感性与理性在文字中交融。     

感性与理性的冲突——《金瓶梅》“风情故事”的内在矛盾

《金瓶梅》的最大不协调之处，在于小说的内容和主题上存在的内在冲突。作者对性的感官享受的兴趣和性放纵严重后果的恐惧都很真实，他笔下的人物命运同时兼有这两个方面，凡是在性享受上获得了满足的，就很难走出死神的阴影。这是一个独特的小说人物命运的定势，也是《金瓶梅》“风情故事”深刻的内在矛盾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实践理性问题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对实践理性的阐释,是要解决古典的群体性伦理规范与现代的个体性原则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问题.黑格尔认为,实践理性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快乐与必然性、本心的规律与自大狂、德行与世界进程,而各阶段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机制在于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冲突的结果是产生出真正的个体性,即在自身中自觉到了普遍性环节的个体性,这是黑格尔解决古典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问题的立足点.如果黑格尔的论证是正确的,那么他对于当代中国思想的启示在于:既然只有建立真正的个体性原则、而不是简单地回到古代的伦理规范,才是解决现代人安身立命问题的起点,由是,当前最重要和急迫的任务就是透彻地反思与拷问传统伦理.     

“哲学意味”与“补史之阙”

传统上西方人为小说辩护的理由是它“更富于哲学意味” ,中国人的辩护理由是它“有可观之辞”。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 ,小说的功能正在补正统文化之缺 ,后一种理由更符合实际。文人大规模地介入小说活动 ,使小说成为沟通各种文化的公共领域。 2 0世纪以后 ,西方出现了将哲学“非中心化”的主张 ;从鲁迅开始 ,中国现代小说摆脱“历史癖” ,强化了批判精神。当代小说仍应发挥传统 ,沟通文人的批判意识和民众智慧 ,采取积极策略     

《兰亭诗》中的“情”与“理”

《兰亭诗》一直被认为是以山水悟玄理之作,是玄学、玄谈的副产品。其实《兰亭诗》并没有背离抒情诗的传统,在哲理背后抒发了诗人们对于生命流逝的哀叹以及对于理想人格境界的向往之情。     

"三个代表"与国家统一及"一国两制"

“三个代表”思想与国家统一及“一国两制”有着必然的联系。“三个代表”思想把握了共产党立党执政的规律、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正确处理治党与兴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 ,为实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国策提供了前提保障、理论基础和战略依据。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法政思想源流

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除了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法政制度构造方面的"大一统"设计、思想源流方面"天下"观与"华夷之辨"之间的张力也是重要原因。在古典中国政治哲学的"天下体系"构想中,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均为天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华夷之辨实际上具有相对性。天下体系中对统治者唯一性的强调、对"中"意识的强调,使得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出身的政治精英,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视割据为乱象、视统一为正统,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举措来巩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一国两制”的政治文化渊源

“一国两制”是当代中国倡导的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选择。它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 ,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生了强烈的共鸣 :建构中华大文化的理念与传统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本质高度结合 ;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文化意愿与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产生共震效应 ;对一国四地全体人民福祉的深切关怀 ,与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合理内质相互贯通。     

试析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之关系

在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曾出现过许多误解。作为人类思维的两大基本工具,形式理性和辩证理性之间是互补互益的关系。正确区分两种“矛盾”是认识两种理性的关键。辩证理性以确定性为基础讲求变化、发展;形式理性暂时将形式与内容区分开来,研究变中之不变,最终目的是达到更全面的认识。两者统一于思维对确定性和全面性的要求。     

美国宪法中的政教关系原则及实践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做出了明确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设立条款"与"自由实践条款",两者相互制衡,对美国政教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形成了现代世界最典型的政教分离体制。在实践过程中,美国逐步出现了"分离论"与"调和论"两大流派。"9·11"之后,调和论似乎占据了上风。     

中国神话古史与"国家"传统

汉语"国家"概念体现出传统中华国家以亲属制度比附国邦行政组织和公民契约社会的政亲合一特色。依据中国神话古史和历史传说,上古三代建构起天下国家宗法体制,实现行政社会与亲族群体整合,完成行政权力与亲族权力归并。对于建立以平等、公正为必要前提的现代市场经济、民主社会和法治国家,对于人们形成与此相适应的健全社会人格和社会信用来说,中华家国社会文化传统恰恰存在着先天不足之处。     

俄国政教关系的历史嬗变

政教关系即指国家政权同教会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从拜占庭接受基督教以后,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直伴随着整个俄罗斯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教权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也经历着不同的变化,政教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国家与教会所关心的问题,但总体上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局面。由于俄国的地缘政治,必然要求内部思想的高度统一,要求政教合一的一元化政治,但它对东正教自身的发展有着消极的影响。     

法治思维中的情理和法理

“法不容情”这种情法二分、情法对立的思维定势,对于法律至上、以法为教的法治思维始终是一种阻遏因素。为此,从立法、执法、司法、用法４个方面来重新定位法治思维体系中情法两者的逻辑关系,从而坚守情法一元的理想法治观。认为：说“法不容情”,这只是一种缺乏法治思维的命题。在法治思维中,情理和法理两者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要真正推进法治,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在人们日常交往的情理中寻找法律的规定性,即以生活的规定性决定法律的规定性,并反过来用法律的规定性指导、调整和规范日常生活的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