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乾”时期的苏州昆曲

昆曲在明末清初经历了“苏州派”、“南洪北孔”的洗礼后进入了鼎盛。清雍正、乾隆二朝,苏州老郎庙已为“梨园总局”而成了清廷“南府”与苏州梨园的纽带。这一时期苏州昆曲理论也瓜熟蒂落,进入了综合、归纳与提升时期,与表演艺术一起有机地架构了昆曲博大而瑰丽的艺术殿堂。然而,数以千计的表演艺术家却被历史所堙没。但尽管如此,依然能在一些零星的史载、碑刻中见到他们的芳名,虽是凤毛麟角,却仍不失为戏曲《录鬼簿》的又一篇。     

《乐府群玉》选编者为胡存善臆考

《乐府群玉》的选编者,任中敏疑为胡存善,隋树森据贾本《录鬼簿》中的一条材料反驳之而定为无名氏。实际上,隋先生忽略了《录鬼簿》存在多种版本的复杂情况。爬梳《录鬼簿》诸版本著录《丛珠》的情况,可以确定《丛珠》的归属,藉此可以进一步证明《乐府群玉》的选编者为胡存善。《乐府群玉》“编次有伦”的特点以及选曲风格与《录鬼簿》胡存善小传等材料相契合;该书张可久小令精选自《今乐府》,而后者是胡氏对张可久30年创作的精选;胡氏交游广泛,具有较高的解曲能力和编刊散曲集的经验,这些都是胡存善选编《乐府群玉》有力的佐证。     

论元明清时期的文学目录

元明清三代 ,是古代文学目录学取得重要成就的时期。元代最值得注意的是马端临别具特点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之集部和钟嗣成的戏曲文学专目《录鬼簿》 ,《录鬼簿》的出现对明清戏曲文学目录的繁荣产生了直接影响。明、清两朝 :史志目录如《明志》、《清志》等 ,均继续设有集部著录文学文献 ;种类繁富、数量众多的私人藏书目录 ,不仅大都著录文学著作 ,还载入许多为官修、史志目录所不载的白话小说和戏剧作品 ,弥补了正统目录的不足 ,反映了古代文学目录的新进展 ;专科、专题性的文学目录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如不少专集一书之篇目或引书的目录、专录学者个人著述的著述目录等 ,都很有影响 ;而乾隆年间著名学者章学诚对目录学的理论探讨和《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空前丰富的文学文献著录及其体例完备的类序、提要等 ,更是这一时期文学目录方面的重要成果     

周德清、钟嗣成比较探微

周德清与钟嗣成同为元代杰出的曲学家。二人的两部剧曲论著《中原音韵》与《录鬼簿》 ,在元曲立意和文辞上 ,有大致相同的美学要求。然而 ,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笔者对此作些探究     

《录鬼簿》的成书与曲学成就

钟嗣成作《录鬼簿》的目的是要为那些地位卑贱的曲家立身扬名和为后世的曲家提供借鉴。《录鬼簿》用以指称元曲的名词虽然很多,但内涵清晰,对元曲的曲体有着明确的界定。《录鬼簿》在对曲家加以记载和排列时,又具有清晰的历史发展意识,通过七类曲家的排列,展示了元代杂剧发展的三个时期。《录鬼簿》不仅记载了元代曲家的生平与剧目,而且在简短的评语与吊词中,也对戏曲和散曲的文体特征、功能、题材、构思、语言、音律等问题都表明了自己的见解。《录鬼簿》开创了通过对作家和剧目的记载,来表达自己戏曲主张的理论形态,明确提出了剧学研究的范畴,其对元杂剧的分期也为后世的元杂剧研究提供了借鉴。     

《乐府传声》对歌曲演唱二度创作的借鉴意义

清代徐大椿所著《乐府传声》一书在词义的领会、歌曲的处理方法、演唱的表演三方面的论述,为演唱者进行二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乐府传声》的歌唱发声理论

在中国传统声乐理论众多著作中 ,清人徐大椿撰写的《乐府传声》 ,是一部被普遍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声乐理论著作。该书不仅继承了魏良辅、沈宠绥等诸家声乐理论的精华 ,并且在对唱法的认识上 ,也比前人更为详密、深入。本文通过对《乐府传声》中有关理论的分析和研究 ,以便对传统的歌唱发声理论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概括地讲 ,《乐府传声》比较详尽地总结了口法、传声吐字、声韵、顿挫、曲情等方面的歌唱经验 ,并且将这些问题提到美学的高度加以论证 ,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声乐理论中具有一定针对性、同时又比较系统、完整的歌唱发声理论。     

清代辑佚与图书典藏——以马国翰为个案的研究

马国翰是清代著名的辑佚学家、藏书家。他注重实用,以常见版本为主;注重收藏类书、古注等辑佚常用书;收藏有较多的古佚书辑本;本文从《玉函山房辑佚书》引用书《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多有著录几个方面对马国翰辑佚与藏书的密切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     

苏州昆班考

明清以来 ,昆曲戏班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传播 ,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局面。明代万历年间 ,苏州“上三班”以申时行家班最为出色。清代康熙年间 ,苏州的昆班多达千数。乾隆时 ,苏州织造府管辖的老郎庙内设立梨园总局 ,出现了昆班艺人的行会组织。晚清以来 ,姑苏四大昆班活跃在江南城乡的舞台上 ,其中全福班在道光七年和光绪二年曾两次远征山西演出。而 192 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的成立 ,则使昆剧人才传承到新中国建立以后 ,得以培养出各地昆曲剧团的大批新人 ,继承发扬 ,昆史流芳 !     

清代苏州昆曲艺人在扬州的流布与影响

清代乾嘉年间,扬州成为仅次于苏州的重要的昆曲演出中心,究其原因,与苏州艺人在扬州的活动有着极大的关系。苏州昆曲艺人大多为扬州戏班的中坚力量,成为此时花雅之争中雅部的重要力量。苏州昆曲艺人在扬州的流布促进了昆曲唱腔与扬州地方歌舞的融合,形成了带有扬州特色的扬州昆曲,从而丰富了中国戏曲舞台。     

北京的昆曲艺术

我国的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授予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北京从明万历年间便成为昆曲艺术的重镇和中心之一,在宫廷和民间出现了持久的广泛流播、大红大紫的局面.其后虽然屡遭磨难,仍爝火不息,成为昆曲艺术的重要流派.     

补《全清词·雍乾卷》52首

文章从总集、别集、地方志等各类文献中,辑录《全清词·雍乾卷》未收之作品52首,并对《雍乾卷》未及收录的作者,对其姓氏、字号、里籍、生平事迹等略作考述。     

论雍正、乾隆时期汛塘制度在云南的发展及变化

经过雍正、乾隆时期对兵防的二次调整,云南的汛塘制度有了较大变化:分布于汛塘的绿营兵成为整个绿营兵的主要部分,汛塘、汛塘兵丁都由清初的以云南腹里发达地区为分布中心,向着腹里发达地区、腹里欠发达地区、边疆地区均衡分布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乾隆三十五年后以边疆地区为分布重心的态势。这一变化,标志着清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已深入到了边疆和山区,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尤其是边疆和山区的经济开发、民族融合。     

昆曲与中国的雅文化

昆曲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代表,是中国传统雅文化在戏曲领域里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世世代代传承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雅文化悠久与深厚的社会历史大背景是昆曲产生、成长以至于繁荣昌盛的基础和根源.今天振兴昆曲,发扬国粹,光大中华民族高雅文化时,也必须从重建民族雅文化的大环境,关注和修补民族雅文化大氛围的重要基础做起,只有这样才能使昆曲真正地长盛不衰.     

太仓对昆曲的贡献——论王世贞的曲学著述和传奇创作

在昆曲问世之初,太仓王世贞以其曲学论著《曲藻》和传奇《鸣凤记》为昆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曲藻》涉及了与昆剧相关的诸多重大论题,开了昆剧理论批评的先河。《鸣凤记》选择了有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社会事件为题材,以真人真事入戏,表现了剧作者全新的创作观念,开创了“时政传奇”也即昆剧“现代戏”的新门类。     

昆山腔、昆腔、昆曲、昆剧概念之辨歧

中国的昆曲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然而,与＂昆曲＂有关的一应称谓,诸如昆山腔、昆腔、昆剧等,长期以来在学术理论上存在着概念混淆、运用混乱的状况。故有＂辩歧＂之必要。     

论昆曲吴江派

昆曲吴江派是明万历年间形成于吴中的以沈为领袖的主要昆曲流派,成员包括了吴、越两地最著名的曲家,如沈自晋、沈自征、王骥德、吕天成、叶宪祖、卜世臣、冯梦龙、顾大典、范文若、袁于令、徐复祚、等。吴江派以“本色论”和“音律论”为支柱,统一了案头与场上的二元理论,创建了的昆剧的曲学体系,作为一种集体创造,这个曲学体系涵盖了昆剧音乐和文学的两个层面,不失为我国古代戏曲中较为科学与精辟的理论。     

驳清代今文经学复兴源于上书房"讲义"说——兼论今文经学在康雍乾三朝的地位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复兴起因,学界颇有讨论.刘桂生、陈祖武、王俊义诸位先生一致认为与庄存与在上书房的"讲义"密切相关.但揆以史实,并不尽然.从康雍乾三朝君主对胡安国<春秋传>的清算及<春秋>公羊学的抛弃,尤其是<春秋>公羊学立嫡理论与清代秘密立储原则的冲突,清楚地表明庄存与在上书房讲述<春秋>公羊学说并不可信.而乾隆前期官员谢济世与孙嘉淦所注经文著作的毁版遭遇,也说明满清君权对于官员注经的警惕.今文经学在康雍乾三朝尤其是乾隆朝的地位,可谓清代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典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