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雅——王世贞书法思想的核心

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王世贞首次集中以“古雅”论书,其审美价值观念倾向于古拙、含蓄,着意于意趣表达。由于他对“古雅”的推崇,也使这种美感属性从普通层面逐渐提升为书法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世贞文学理论与其书法理论的联系

王世贞的文学理论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包容性。它既有强烈的宗派性,同时又有鲜明的开放性、发展性。他坚持复古论的文学思想,却并不反对其他有价值的理论,从而成为明代中期的文学批评巨匠。而其书法理论则与其文学理论相映成趣,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文学理论具备一致性和相关性。     

论王世贞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与反思

明代中后期文坛巨匠王世贞在倡导文学复古运动的同时,还对当时的儒学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凭借渊博的学识,王世贞积极探寻儒家经典本源,指出了宋儒在解经、证史时所存在的种种“支离割强”之处,并对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弊端及理学家文艺观念进行了直率的批评,呈现出回归孔孟原始儒学的倾向。     

论王世贞的碑帖证史

作为明代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王世贞十分重视史学考证。他研究碑帖,其目的之一,就是用来证经证史。王世贞以碑帖证史,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是以碑帖证史之讹,二是以碑帖补史之阙。同时,王氏-~,Jll文献来考证碑帖的真伪与正误。王世贞以碑帖为文献资料,考证史书,扩大了史料来源,也促使史学不断开拓领域。     

王世贞宗杜思想综论

明代以前后七子为主导的复古文学运动作家们,在"古体宗汉魏,近体法盛唐"诗学主张的指引下,往往把杜甫作为师法的主要对象。而作为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更始终是"尊杜宗杜"的大力倡导者和忠实捍卫者。王世贞在学习杜诗并进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从各个方面对杜诗和师法杜诗者进行了批评总结,为复古文学作家们解决了为什么师法和怎样师法杜甫的问题。     

论王世贞笔下的徽商形象

王世贞笔下的徽商敢于致富,善于致富,致富后能够广行善举.他们的思变精神、经商之道和济世救民的情怀,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     

朝鲜文人论王世贞

王世贞在朝鲜的影响很大,多数朝鲜文人赞誉了他的理论和创作,肯定了他在文坛的领袖地位,将他作为学习和比较的对象。也有人指责他的复古和模拟,甚至认为其对朝鲜文坛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些评论体现了朝鲜文人较高的鉴赏力和客观的批评态度,是对中国王世贞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论王世贞折衷调剂的审美观念

本文主要通过创作者和审美者的视角,把握王世贞诗学理论中“剂”的意义。首先,就创作者的角度而言,“剂”是指创作者调和、配合各种艺术元素、艺术风格的能力;再者,就审美者的角度而言,“剂”是一种通过调和众美而达到的中和协调的美学境界。     

王世贞“自足”“自得”思想探赜

"文必西汉,诗必盛唐"是诸多研究者对王世贞文学思想的认知,然而这一结论却将王世贞原本多元的文学思想进行了简单的固化,此种对某一作家高度概括、高度抽象往往会导致作家独特个性的缺失。细读王世贞文集,不仅像"文必西汉,诗必盛唐"这样的结论难以成立,而且还能发现其文学思想中有"自足""自得"的一面,虽然王世贞一生"多历情变",前后期文学思想有所变化,但是这种观念始终伴随着他的文学创作。王世贞晚年退居弇山园,旖旎的自然山水淘洗其心灵,呈现出"自足""自得"的思想倾向。     

巫君合一到君子多奇：论王世贞的巫风思维

巫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都能在巫文化中找到线索。由巫及礼、由巫到儒的文化变革,使巫君所承担的神圣天命演变为儒士所应肩负的责任感。与此同时,君的内涵,也由巫君合一转变为君子有德。身为儒士,王世贞认可巫王合一的文化传统,其思想彰显出巫风思维。首先,王世贞将君子之德表述为以儒立身的淑世情怀,因家国使命而与政敌抗争,因民生民瘼而忧心不已,因苍生福祉而为民请命。另一方面,王世贞推崇明君贤臣身上的巫特质。在与同时代士人的交往中,王世贞赋予儒士君子多奇的特征,从而使巫文化成为承接巫君合一到君子多奇转变的关联点。王世贞的巫风思维对其政治生命、世俗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分析其巫风思维,有助于后人更全面地了解王世贞。     

王世贞《艺苑卮言》的乐府诗论

王世贞之于乐府诗的批评,主要反映在《艺苑卮言》一书中。此书的乐府诗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乐府艺术论、乐府诗人论、具体作品论,且各具成就与特点。王世贞对李东阳《拟古乐府》所进行的评价,早期与晚年之所以截然不同者,主要是因其内因与外因所导致,使得王世贞晚年不仅自悔其少壮之误,而且还于论西涯乐府,乃三致意焉。     

王世贞前期的文学思想

嘉靖后期,王世贞追求气高体正之美,试图为萎靡不振的文坛注入活力,但其创作却并未取得相应的成就,这是因为一、精神世界的封闭与贫乏,二、彻头彻尾的复古主张,三、重体貌、重形貌的审美眼光。评价王世贞早期的文学思想,应该考虑到他重审美的一面,也应看到他所陷入的误区。作为与羔暗现实纠葛较深的吴中才子,王世贞早期的文学思想中包含了一些矛盾因素,为后来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晚明闽派对王世贞复古思想接受探微

通过对晚明闽派数位重要作家作品的考察,揭示了王世贞对隆庆、万历前期闽中文坛的较大影响,并且指出这种影响呈现越来越弱的走势。这种趋势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公安派、竟陵派的先后崛起导致后七子的影响愈来愈弱,同时也和闽中诗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振兴闽派的地域自觉意识有关。晚明闽中诗家如邓原岳、谢肇淛、曹学佺等努力张大闽派一贯的风雅传统,逐渐摆脱了后七子的巨大影响,抵消了公安派、竟陵派对闽派的冲击,使晚明闽派成为一个重要诗派继续屹立于明代诗坛。     

论“后王世贞”时代的复古派领袖之争

明代复古派领袖王世贞晚年曾经指定末五子接替他执掌复古派。王世贞去世后,末五子中的胡应麟和李维桢成为接替复古派领袖的热门人选。两人是否能继承王世贞的衣钵,执掌晚明的复古派,学术界颇有争议。通过结合晚明文坛重视进士出身的背景分析可以看出,李维桢最终担任了复古派领袖以及晚明的文坛盟主。李维桢对复古派的文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修正,指明了复古派在晚明的发展方向,引导复古派与公安、竟陵相抗衡,延缓了复古派在晚明的颓势。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     

论朝鲜李睟光《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

朝鲜文人李睟光在其《芝峰类说》中大量引用了明朝文人王世贞的诗学主张。本文从《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文献征引入手,从宗唐与抑宋、气格与诗法、论乐府三个方面,探察李啐光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藉此见出朝鲜文坛对明代诗学的接受,为研究明代中朝文学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王世贞对扬雄赋论的“误”引看明中期的赋学复古

王世贞引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为“诗人之赋典以则”,明代以来都没有得到注意。实际上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改动,代表着王世贞与扬雄截然不同的辞赋观,也反映了明代中期辞赋领域的一场复古运动。而通过对“典”的独特的学术内涵的解析,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这场复古运动的本质：一方面是古典的经学精神对当代轻浮淫靡文风的反哺,一方面又是朝廷吏治精神在文学界的延伸。而在赋学领域,“典”与“丽”的交错有着清晰的演进历程,反映了两种文化精神的平衡和较量。     

题跋文多元价值探论——基于王世贞与徐渭的比较研究

明代中后期的题跋文逐渐成为文人创作的重要文体与文学批评的重要对象,展现出鲜明的体貌特征与丰富的文学观念。王世贞与徐渭的题跋文创作乃是两种不同类型文人的典型代表,它们既呈现出题跋文体灵活多变的共同倾向,又存在着书写身份及作品体貌的诸多差异。其多元探索与自由发挥,及题跋作品的开放性特征,构成了明代后期题跋文体观念演变的阶段性特征。而二人题跋创作的比较研究,又可展现出明代文学思潮中复古与性灵观念交错互融的发展趋势。兼收并蓄乃是中晚明各种文学思潮与观念形态的突出特征,王世贞与徐渭的题跋文创作及观念,可谓此种现象之集中体现。     

论儒道思想对王羲之书法美学思想及书法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道"互补.儒家推崇"中和"之美,道家向往"自然"之趣.王羲之的书法美学思想是儒道并蓄,因而使他的书法艺术兼具中和、自然之美.     

“古色”“自然”与“性灵”——王世贞汉魏诗学术语论

明中后期,传统的格调论说已不能提供更多的理论阐释,新的诗歌美学概念与诗学思维正被尝试引入汉魏诗学中,王世贞便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人物。其汉魏诗学术语论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新旧思想交替发展的轨迹。汉魏诗歌古色论的提出是为了消除本色论的含混性,古色本身仍表现出对格调的追求。自然与性灵论说的提出使王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公安派的理论先驱,但二者的获得并非是无条件的,需要以古为前提和基础,这也是王世贞性灵论与公安派性灵说最大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