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之极限”还是“民主之萌芽”——黄宗羲政治思想定位

黄宗羲从“万民忧乐”的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并试图对君权进行制约。但黄宗羲的理想仍然是“三代之治”,并无意于改变君主制,只是在不动摇君主专制政治的前提下,追求一种理想的君主原型。黄宗羲的思想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必备的“民治”理念,因而难以对君权进行有效制约。他对理想政治的构想没有越出传统民本思想的范围,只是使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上的极限,他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思想资源,而非制度资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民本"问题研究述评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几年间,学界对“民本“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民本思想的流变、民本思想在近现代的转变、当代中共的民本思想和有关研究状况的梳理等几个方面。这一时期“民本“问题的研究还拓展到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当代民营经济、近现代新闻史和唐诗研究之中,孟子、黄宗羲、孙中山和中共主要领导人是受到较多关注的人物,各种“新民本主义“是引人注目的新说法之一。这段时期“民本“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存在重复性研究较多、对近代状况从历史角度系统梳理不够、基本资料整理滞后、基本概念混用,以及学风欠佳等问题。学界当在注意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的同时,能从学风上有所反思。     

儒家民本思想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

黄宗羲对天下与君主做了区分,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非一姓之私,相对于天下而言,君主不再是＂公＂的代表。在＂天下为公＂的思想境界下,黄宗羲对君主职责和为臣之道作了深刻的反省,君主和臣下都应该担负为万民兴公利除公害的责任,民众成为评价政治得失的标准。面对后世君主背离职责、反客为主的现实,黄宗羲认为君位是可革的,并且将批判对象由暴君独夫的个体上升到＂后之为人君者＂的群体。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实现了从＂君主民本＂到＂君客天下主＂的转变,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限。     

“气本论”下的“圣王之治”——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哲学探究

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一直以来就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他对君主专制的反思与抨击,让后世不少学者因此而认定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属于西方式的民主思想。这遭到了另一些持“民本论”观点的学者质疑。“本”“主”之争由此贯穿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始终。这样的争论之所以难有结果,关键在于学者们把关注的重点仅仅放在其政治思想上,而没有去挖掘其思想背后的哲学根源。     

抑君权张绅权:谈《明夷待访录》政治思想——兼与黄忠晶教授商榷

目前学术界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解读大多从民本思想的极限或民主思想的启蒙入手。通过解读《明夷待访录》以及相关文献后发现,黄宗羲实际上是一位坚定的反君主专制者。他设计了诸多政治制度旨在制约专制君主:恢复丞相制度、立法制度、学校制度以及央地关系制度。从这些制度设计背后可以看到,黄宗羲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抬高绅权来制约君主的专制皇权。通过与既有文献的讨论得出黄氏并不是民主思想的倡导者。     

黄宗羲民本与"治法"思想再研究——基于中西观念的比较

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法治思想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民本与人治观念,即便是被后人普遍推崇的黄宗羲,其思想仍然没有超出民本与人治的范畴.将其视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主法治思想事实上是混淆了民本与民主,"治法"与法治的概念.通过中西两种观念的对比,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     

黄宗羲“治法”思想研究

治法和治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思想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历代儒家大多注重治人,黄宗羲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达到了历史的高度。为了准确把握黄宗羲对治法和治人关系的认识,通过运用文本还原和中西比较的分析方法,探讨了治法的主要内容,得出黄宗羲的治法主张最终仍然滑向了对治人的期待。     

论科学发展观中的人本思想对孟子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人本思想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人文思想,是贯穿中国文化历史的主要线索之一。孟子的民本思想继承了前人在民本方面的主张,以儒家“仁学”为基础,提出了“民贵君轻”和“与民同乐”等一系列政治主张,将先秦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其历史影响深远而广泛。以人为本,是当今中国全面建设小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进程中对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视的客观反映,是当今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和执政党新的执政理念,它作为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不仅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而且是对现代人本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儒家民本思想述论

以实现王道仁政为目标和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在如何认识与处理君民、官民关系问题上,有一个基本而重要的思想,即世人所熟知的“民本思想”(或“民本观念”)。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再到汉唐盛世以及明清两朝,历代都不乏民本思想的阐述与主张(思想理论层面)、推行与实践(国家政策层面)。民本思想的内容颇为广泛,其基本思想主要表现为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教民、富民、养民等。儒家“民本”思想不等于“民主”思想,但在历史上确实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     

试论民本思想与新时期廉政文化核心价值的构建

民本思想是古代中国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背景下,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政以德""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及重民尊民贵民等民本观念,能够使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更为重要的是,民本思想所包含的"以民为本"的核心思想以及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的基本要求,对于我国廉政文化核心价值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论《淮南子》的廉政观及当代价值

廉政观是《淮南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涵,内在体现出君廉、吏廉与民廉的三重理论维度,深刻反映出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政反于朴"的根本主张。以"君廉"为核心内涵,《淮南子》廉政观试图以"清净无为"思想影响与制约专制君主的政治实践;以"吏廉"为重要组成,《淮南子》廉政观树立政治典型,力图有效推动官僚政治走向良性发展;以"民廉"为社会基石,《淮南子》期待王朝政治实现内在的整体和谐,在良政与美俗的现实互动中达到"通治之至"的理想状态。     

新道家对老子社会思想的修正与发展--兼析韦伯有关道家理性之论断

对老子与新道家的社会思想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作了新的探索.详前人所略而略前人所详,重在体现新道家对老子社会思想的推进及其积极意义.同时,对德国法律社会学奠基者马克斯·韦伯否认道家思想合乎理性的论断作了分析.最后,广泛吸取国内外研究道家与黄老之学的研究成果,强调重估道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思想史与法律社会学学科建设不无启示.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对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启蒙

1897年,孙中山先生赠日本友人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摘录本《原君原臣》小册子,孙中山在以杞忧公子之名发表的《序》里指出:人民设立君臣都要"为民役;"黄宗羲这一"超越千古"的"高瞻远识",可以"启迪后生小子之蒙",表示对自己当时的民主思想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孙中山将黄宗羲的君民之间主客关系,发展为主仆关系,此后他一再强调国家官吏都是人民"公仆",这成为他的民权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写于西方近代民主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之前,说明民主思想在中国并非舶来品,它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借鉴作用。     

黄遵宪与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两次攻下嘉应州，对青年黄遵宪及其家庭造成了灾难性打击，但他对太平天国革命却没有太多的仇恨；相反他在感情上同情太平天国，而对清军则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表现出极度的憎恨和厌恶。这种现象意味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隐情：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思想和嘉应州人民与太平天国将士特殊的感情，曾一度动摇了清政府在粤东的政治权威和思想统治。     

《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遗风

黄式三《周季编略》是一部编年体史著，为研究战国史基本史料之一。黄式三虽作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但《周季编略》对乾嘉史学遗风也有明显继承与发扬：首先《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考据精神相融，其次《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细节情怀相通，最后《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议论特征相合。因此，透过浙东学术“以经明史”、“践履之笃”精神传统与乾嘉史学遗风在《周季编略》中双重表现之个案分析，亦可看出浙东学派在近代以来新的发展趋向。     

王伯沆先生与太谷学派传人

太谷学派活跃于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其思想是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暗流。王伯沆先生是民国年间的国学大师,他曾投拜于太谷学派二传宗主黄葆年的门下,并与诸多太谷学派传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对王伯沆先生与黄葆年、刘鹗、李泰阶、锺泰、王雷夏、周育卿等太谷学派传人之间的交往史实,来展示太谷学派的传承情况,以期引起太谷学派研究者的关注。     

从黄氏家谱看家族文化基因对黄式三父子的人格影响

家谱文化中,蕴藏着家族成员文化人格的历史基因.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是定海黄氏家族史上最耀眼的两颗明珠,是名载史册的晚清学术名家,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由崇教尚文、善良慈德和孝悌传家构成的家族文化背景对黄式三父子的治学精神与人格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黄庭坚“点铁成金”理论的内涵

针对后世对黄庭坚“点铁成金”理论解释的误读,把整一诗论放在黄庭坚整体的文论思想框架中去重新解读,进而还原这一理论的实际内涵和历史真实。结果发现,黄庭坚的点铁成金理论是一个“学问功夫”与“陶冶万物”相结合的过程,并不是前人说讥刺的“剽窃之黠耳”那么简单。     

五千年民族血脉与文化自觉自信——2012年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对黄帝文化的内涵及其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作用给予了解答。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黄帝文化的内涵主要是文明创造,黄帝崇拜体现了人文的、理性的特征;在肯定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祭陵可以振奋民族精神;承认文化自觉是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和核心理念,文化自觉要建立在人的自觉的基础上,德性自觉与理性思潮才能推动文明进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