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史开端之管见

世界近代史应以何时为开端?中外史学界看法不一。关于这个问题,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在欧美出版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中,有的以文艺复兴为近代史的开端,认为文艺复兴是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转折点;有的认为1450年的“商业革命”引起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所以主张以“商业革命”作为近代史的开端;有的还主张以“地理大发现”为近代史的开端,等等。     

李新同志谈“中国革命史”

1986年9月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苏州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李新同志在苏州大学讲学时,对“中国革命史”的内容、分期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要确定“中国革命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必须弄清什么叫“革命”?“革命”一词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所说的“革命”,不同于语言学和哲学上一般使用的广义的“革命”,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替代旧的生产方式,即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去替代旧的社会制度;第二,必须通过暴力而不是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史分期与“近世”问题——日本东洋史学的理论探索及其价值

19世纪末日本的那珂通世最先以“上世/中世/近世”的西洋式历史分期法来撰写中国通史,接着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并进行论述,后来宫崎市定予以继承和发展,且将“近世”与西洋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相对应、相比较,遂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史亦即所谓“东洋史”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上古/中古/近古”与“上世/中世/近世”之间、“近世”与“近代”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逐渐明晰,“近世”的内涵逐渐得到确定和确认。“近世”既是“中世”后的时代,也是“前近代”的时代,是一个崭新的变革时代。这样的“近世”不仅是东方史的分期术语,也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历史性质的判断用词。“近世”论以及“上世/中世/近世”分期法,打破了以往以改朝换代为线索的史撰模式,将东洋史纳入了世界史体系,又颠覆了西方人关于东方历史只有改朝换代周而复始的历史这一刻板的印象,具有很强的史学理论价值,不仅对日本东洋学、东洋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中国20世纪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学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史学运动中陈黻宸“六经皆史”论的泛化

在近代经史嬗变的过程中,陈黻宸肯定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尊经重史”思路。在此基础上,为应对近代学术和社会的变迁,他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之争;赋予史学“道德之权舆”的功能,以史代经,实现经学的道德教化功用。这一“六经皆史”论的泛化,不仅为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提供了思路,也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热点有三:其一为“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学者们对与此相关的“文明要素”、“文明时代”、文明发祥地、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具体途径等诸多方面都作了深入探讨;其二为“五种生产方式与中国历史分期”,笔者认为,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方能揭示各时代的本质特征;其三为“前近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中外学者围绕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表了诸多不同的看法。     

博杜安的整体史观念

博杜安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位人文主义历史理论家,他对历史方法的探讨开始了法国人文主义者重新界定历史的企图。他的“整体史”观念是要通过融合法学研究、制度史研究和社会研究,扩大历史研究领域。因此,博杜安的整体史观念是西方史学迈向近代的关键点。     

由误解发现“童年”:“阿利埃斯典范”与儿童史研究的兴起

法国学者菲利普·阿利埃斯被视为儿童史研究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儿童的世纪》开启了儿童史研究的典范。但这一学科从诞生到壮大,却在很大程度上与学者们对阿利埃斯学术观点和个人政治立场的"误解"相关。这些误解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一、中世纪是否存在"儿童"或"童年"的概念?二、近代是否出现过一场"情感革命"?阿利埃斯对这种现代心态抱持何种态度?三、《儿童的世纪》是一部"家庭史"还是"儿童史"著作?不管这些问题是否合乎阿利埃斯的本意,都大大推动了儿童史学科的成长。     

初读《历代论史绝句选》

我们应该承认:历史小说和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戏曲及各种通俗文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往往超过二十五史和各种历史教科书,就因为它写得既通俗易懂,又生动有趣的缘故。论史绝句是另一种传统的评论历史的饶有趣味的形式,而羊春秋、何严选注的《历代论史绝句选》,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诗论史的珍贵的范本。本书究竟有哪些特色呢?简单地说,就是选注者不仅充分发扬了论史绝句的长处,而且弥补了它的短处。论史绝句的优点,在于它是绝句,所以写得形象生动,精炼含     

“中国革命史”教学改革的若干思考

“中国革命史”是国家教委所规定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修课之一。它讲述近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和发展规律,对大学生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近现代历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国情教育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培养民族自     

“古白话”的特点及其与“近代汉语”的关系

从古代汉语发展为现代汉语,经过漫长的历史嬗变,这种历史嬗变已历数千年,其间又可分为若干时期或阶段。近年来,语言学界对汉语史的分期问题,特别是对“近代汉语”的上下限以及“近代汉语”的特点,研究方法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讨论,这无疑使汉语研究走上了更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     

开启城市史研究的力作——评《近代武汉城市史》

案头上摆着一部刚刚出版的《近代武汉城市史》,封面上蓝天白云下那伟岸而凝重的江汉关钟楼图案首先映入眼帘,唤起人们对城市文明兴衰的深思。我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正在加速发展,城市学、城市史学也蔚然兴起。国家“七五”、“八五”社科研究规划中,都将城市史纳入选题范围。从1986年开始,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四个城市历史先后列为重点课题。经过艰辛开拓,四个城市都著成了各自的近代城市史专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重点著作出版的《近代武汉城市史》,就是其中的一部力作。本书主编皮明庥教授组织武汉市社科院、中南财经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市     

保守与革命：西方自然法的两大传统

西方自然法思想可以在功能作用上划分为保守与革命两大截然相反的传统,它在古代社会直至中世纪基本保持了一种无害的相对低调的姿态。但在十七、十八世纪人的理性光环照耀之下,西方自然法的客观意义转换为主观意义,自然法被改造成了“自然权利”并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武器。这就是自然法思想的近代革命,也成为自然法历史的辉煌顶峰。不过,近代自然法思想的内在逻辑则预示着其革命后的必然命运走向。     

龙榆生的词史思想与价值

龙氏的词史思想是近代史学与传统词学相结合的产物。在“一代有一代之音乐制度”、“一代有一代之社会风尚”两大词史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上,龙榆生更为客观、理性地阐释了“词”的发展历程,突破了传统词学中“空言标榜”的习气和拘于“四声清浊”的“图谱之学”,为中国近代词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代日本知识人的满蒙史观研究——以稻叶岩吉的"东亚史观"为中心

稻叶岩吉是近代日本重要的东洋史学家之一,主攻中国的清史、东北史和朝鲜史.他师承内藤湖南和白鸟库吉两位学术大家之长,积极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提供所谓的"历史依据",先后提出"满鲜不可分论"中国衰亡论"中国革命无用论"和"外族统治中国进步论",晚年积极为伪满洲国论证"满洲独立发展论",其研究方法和学术主张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政治经济学史”的起点问题

一部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运动规律为中心内容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即“狭义政治经济学史”或“政治经济学史”,其起点应当是什么呢?就是说应当从哪里开始呢?长时期以来,由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史的教材或著作都把重商主义写在前面,于是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政治经济学史的起点或开篇章就是重商主义。有的人甚至把这种看法强加在     

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的反思

随着我国高等院校政治课的改革,特别是将“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不仅使学科的名称发生了变化,而且在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也引起了一系列变革,这种变革必然给从事“中国革命史”教学和研究的同志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该学科体系、内容等要求。本文拟就“中国革命史”的称谓与上限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嘉道之际域外史地学的兴起

清嘉道之际兴起的域外史地学,既是明末及清代前中期域外史地学的直接延伸,又是近代前夜中国人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来袭的一种文化反应,俞正燮、萧令裕、林则徐、梁廷柑、姚莹等一批敏感士子,多方搜求外域新知,初步突破了千百年来视外国为“夷狄蛮貊”和“儒者著书但识九州以内”的陋见陈规,打开了“外窥”世界的“一牖”,为此后的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开启了先河。     

从“中世纪”一词谈起

在世界历史的分期中,介于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那个时期,通常写作“中世纪”.“中世纪”是个译名,它的西文原语最早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拉丁语medium aevum近代欧洲各种语言与之同义的词.     

教学论研究实践转向和理论创新的历史自觉——兼谈“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

教学论研究在转向与回归实践、变革与创新理论的过程中需要立足于已有的实践成就和理论成果.从教学论研究历史自觉的意义上而言,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教学论与教学论史是“历史性的教学思想”与“教学思想的历史”.这一命题的意蕴不是以教学论的“历史”冲淡乃至替代对当下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的探索,而是基于“历史性的教学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教学思想的历史”,从而实现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的持续发展与不断创新.     

对“革命转变论”的历史考察

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以下简称“革命转变论”),究竟是谁创立的?它是怎样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这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科学的阐述,以致在我国近几年出版的《世界近代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报刊发表的文章中,不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至50年代就已经创立了“革命转变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我曾经发表文章对所谓马、恩创立过“革命转变论”的论据